谁都没想到，《跋涉》的出版会给他们惹来一场大麻烦。

当局把书查封了，收缴了，焚烧了，但是远远不算是结束，因为书中的文字有揭露日伪残暴统治的内容，他们被当局盯上了。

一开始只是盯梢，盯着他们住在哪儿，所以萧军和萧红外出回家时，走到离家不远的街上，总是先到街对面有米黄色招牌的小食品店，或者躲到附近的秋林商场，装作去买东西，等确认没人跟梢时才敢放心大胆走进去。

盯梢的人一般是便衣，有时候也会很招摇，骑着电驴子，戴着墨镜。所以，看到门口附近有停放的电驴子或者有戴墨镜的人活动，他们就隐蔽起来。

到了1934年的春天，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

这样的日子必须结束，总这样下去，即使不被捕，心理也会崩溃。

对于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赤贫流浪者，在哪儿都是流浪，何必要在一个地方做困兽。1934年6月，他们决定离开商市街，到别处去流亡。那时候，他们和地下党组织已经有了深深的接触，党组织同意他们的决定，并帮他们锁定了下一站的目标，山东的青岛。

先是坐火车，然后是转轮船，初夏的一天，他们告别了梦想起步的地方哈尔滨，从此踏上流亡之旅。

再见了哈尔滨，再见了商市街。那里留下了他们在寒冷饥饿疾病中痛苦挣扎的记忆，也留下了美丽浪漫幸福的爱情的印迹。

从商市街沉郁冰冷僵硬的梦中跋涉出来，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下一个梦将是什么样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他们只有默默祈祷一切会好起来。

一只小皮箱就是他们全部的家，他们在洒满阳光的夏日午间，风尘仆仆走下渡轮，踏上了青岛的土地。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前一日，萧红就是端午节出生的，再过一天就是她的农历生日。

在哈尔滨时候的好朋友舒群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去码头迎接他们，舒群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不仅是作家，还是革命活动家。早在哈尔滨时他就被日伪特务盯上了，所以在几个月前离开哈尔滨到了青岛，短短的几个月，他不仅和当地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还找到了美丽贤惠的妻子倪青华。

一踏进一个新地方，就有朋友做地接，这是何等的温暖。

海滨城市青岛给他们的第一印象不错，这座城市美丽整洁又热情。他们被舒群夫妇接到舒群岳父的府上——倪家公馆暂时落脚。倪家公馆的主人是倪青华的大哥倪鲁平，他的对外身份是青岛市政府劳动科科长，党内身份是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地下党机关刊物《磊报》主编。

住在倪公馆，萧红有一种久违的温馨安逸感，当年，这样华贵的生活方式曾是她的人生常态，很久不睡这样软的床垫，不吃这样精致的食物了，她快把这种生活方式遗忘了。

不过这个地方只是停停脚，他们也不想给别人添太多麻烦。第二天刚过完二十三岁的生日，萧红他们就搬到了观象一路一号一座石头基座垒成的二层小楼，在这个地方，舒群已经帮他们租好了房子，楼下两间房子的一间归舒群夫妇居住，另一间归萧军和萧红居住。

当初房子的主人设计这座楼房的时候，一楼本来是给佣人住的，属于半地下建筑。一楼的面积不大，如果两家都挤在一楼就太狭窄了。萧红他们便把楼上的一个有太极图的单间租下来，从楼下搬到楼上住。

和哈尔滨商市街的偏厦子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晴好的日子，灿烂阳光洒满房间，商市街那个阴暗潮湿的小房子和这里简直没法比。之后，萧军以刘均的名字在《青岛晨报》找到一份编副刊的工作，家务由萧红操持，两个人的家没有太多的家务做，现在不像在哈尔滨的时候，整天为吃不饱饭而奔波着到处借钱，萧红正好腾出时间来踏实写作。

在青岛的日子，无疑是萧军和萧红在一起时最幸福最浪漫的一段时光。

萧军又恢复了他浪漫不羁的本性，他的穿着很随意，经常戴着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毡帽前面垂着，后边微微翘起，在如今的一些演绎民国的影视剧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毡帽；上身是一件浅黄色俄式衬衫，非常宽大，通常情况下他都会加束一条皮腰带；下身却是一条短裤，脚上不是皮鞋，不是布鞋，而是草鞋。这种装束在那个时代的青岛街头非常草根，街上拉洋车的洋车夫大都是类似的装束，其实这种装束在哈尔滨男青年中很潮，是最时尚的装扮，但是在青岛却不算是时尚。

萧红依然很率真，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她总是质朴可爱的，很接地气，比如她的头发，就那么随性地用一条天蓝色的丝带简单束一下，那条丝带不是在街上的饰品店里买来的，而是从一块做衣服的丝绸下脚料上撕下来的，边缘毛毛刺刺的，显得很粗糙。她身上的旗袍是棉布的，其实棉布这种朴素的面料并不适宜做旗袍，质地太粗糙，显示不出旗袍的温婉柔美。萧红头上束着粗糙的丝带，身上穿着最平民化的旗袍，脚上的鞋子后跟已经磨去一半，颜色也不太分明，显得破破烂烂。不穿旗袍的时候，她会穿一条旧西裤，看起来更像是邋里邋遢的粗野村姑。

哈尔滨的女子是最会打扮，也是最爱打扮的，曾经身为大家闺秀的萧红，二十岁之前也是打扮得最漂亮的女孩。她其实很爱美，只是萧军做副刊编辑的那点收入不足以支撑她把自己打扮成公主，能解决温饱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别忘了，在哈尔滨，他们连温饱都得不到保障。

是的，他们生活的主基调还是贫寒。

贫寒的生活让人顾不得脸面，也顾不得矜持。作为漂泊者，梦可以漂着，心可以漂着，脚步可以漂着，但是胃口不能漂着。有任何挣钱的机会萧红都不会放过，《青岛晨报》后来发生变故，一些破旧家具丢弃在那儿没人要了，被萧红拾了去，用独轮小木车载着到街上拍卖。旧家具是两三副木床板和几条木条凳，其实是卖不了几个钱的，如果值钱的东西人家能丢弃掉吗？萧红拽着好朋友张梅林和她一起上街去卖，梅林觉得很难为情，说这些破木头我们还是不要了吧，不值几个钱。萧红睁大清澈润泽的大眼睛，很是不理解他：“怎么不要？这至少卖十块八块的。”

十块八块对于萧红已经算是一笔巨款了。如果有这样一笔钱，她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买件新旗袍，可以买一瓶杏仁露止咳治治自己的咳嗽，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不停咳嗽，有一位来他们家拜访的女学生告诉她，杏仁止咳露治疗咳嗽很灵的，不妨买来试试。萧红淡然一笑：“等三郎在报馆发了薪水就去买。”可是萧军的薪水发下来了，杏仁止咳露依然没买，她舍不得花这份钱，这属于计划外的开支，花去这笔钱，一个月的生活又要紧紧张张了。

她珍惜眼下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她现在很满足，觉得过得蛮好。

萧红现在已经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了，她会从菜市场讨价还价买回最新鲜的蔬菜，然后烹制出许多花样的菜肴，她还做过俄式大菜汤，主食有时候是用平底小锅烙的油饼，招待朋友的时候，这是她的拿手厨艺。

她经常写一些短篇小说，在《青岛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字依然清丽纤细，有女作家的细腻，也有女作家文字中所不具备的拙朴和别具一格的牧歌情调。

过去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萧红从来不想家，甚至随时都想远远地逃离那片土地。现在远离了故乡，呼兰河畔的一幕幕时常会出现在她的梦里，还有幽禁了她七八个月的福昌号屯里发生的那些故事，会活灵活现在她的脑子里重演，她忍不住要拿起笔，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萧红开始静下心来创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她坚信自己已经有能力把控更大篇幅的作品了，《生死场》的构架已经基本形成。

写《生死场》的萧红，必须这样衣着简朴，一身村姑打扮，这身行头便于她零距离接近她塑造的角色。写作累了，便从窗口向外探望，沉思。

萧军也开始写他的大部头巨作《八月的乡村》，其实这部书稿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已经起草了。

两个人喊齐了一二一，开始在文学道路上起跑，比赛谁写得快，今天我写了多少字，你写了多少字；比赛谁写得好，有朋友造访时，萧红会把新写的部分章节读给他们听，那美妙的文字让萧军感觉到羡慕嫉妒恨。

这是一场浪漫的文字竞赛，两个相恋的人，在文学创作的竞赛中互相鼓励，也暗暗较劲。创作的时候，他们专心埋头写作；入夜闲下来的时候，他们紧紧拥在一起，谈论的依旧是文稿的事情；说到不同见解，还会激烈争吵起来，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谁都不会先认输。

萧红的《生死场》写得很苦，那些不愿搅动的已经沉淀的痛苦记忆，又被她重新寻找回来，故乡底层人的悲惨命运被她用笔写在纸上，她陪着他们受难，陪着他们流泪。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这是《生死场》开篇的一句话，书中，乡村的底层人物如同动物一般生生死死，他们和动物一样是乡村的主角：小说中作为丈夫泄欲工具的金枝，得了瘫病经常遭丈夫虐待的月英，心灵扭曲摧残孩子的妈妈，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却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阶级的赵三……萧红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形象逼真，呼之欲出，因为这些人物都生活在她的老家福昌号屯里，她只是把他们的故事娓娓讲给你听。她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东北女子，有时候讲得声泪俱下，有时候讲得没心没肺，有时候讲得让听者无语深思。

萧红的这部《生死场》在1934年初秋时节完成，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几乎同时完稿。

稿子完成后，他们觉得应当请一个巨匠级的大师帮他们指导指导。

于是，萧军想到了鲁迅。

萧军喜欢偷空到位于广西路上的荒岛书店读书，书店老板孙乐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里成为青岛“左联”的活动点。孙乐文有一次偶然说起在上海内山书店看到过鲁迅先生。这句话给了萧军灵感，他想给鲁迅写封信，说说稿子的事，这封信就寄到了上海的内山书店。

这封信是以萧军的名义写的，他在信里面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向鲁迅请教，还想请鲁迅看看他和萧红新完稿的两部长篇。

写这封信，萧军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笔名。

信寄出后，他们不知道鲁迅是否能收到那封信，收到信后，又是否会在意他们这些不甚知名的文学青年，抱着仅有的遥远的一丝希望，他们等待着，竟然真的等来了鲁迅的回信。

萧军的信是1934年10月初寄出的，鲁迅10月9日收到，当天夜里就给他们回了信。

对于他们想让自己看书稿的事，鲁迅在回信中说：

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没想到鲁迅不但回了信，还答应看他们的书稿。萧军和萧红高兴地把信件拿给周围的朋友们分享，收到信的那一天，成了他们的节日。他们仿佛怕寄晚了鲁迅会反悔似的，第一时间就把《生死场》的抄稿和一本从哈尔滨带出的《跋涉》打包寄出，随信还寄去一张他们的合影，就是在坊间流传最多的那张他们自己认为最帅气的照片，这张照片当时曾做过哈尔滨文学杂志《凤凰》的封面。照片上的萧军穿俄式绣花亚麻衬衫，腰间松松地束了一条带穗头的腰带，萧红则是一件短袖斜条纹绒布旗袍，两条辫子只有齐肩长短，用丝绸发带扎了两个大大的蝴蝶结，那蝴蝶结看起来有些夸张。

书稿寄出去的时候，青岛时局已经在暗中发生着变化，只是他们还没觉察到。

两天后，青岛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国民党卧底的潜入，中秋节之夜，舒群、倪鲁平、倪青华等人被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也在那一夜被捕了，幸亏萧军和萧红那天没随着舒群和倪青华到倪家公馆去过中秋节，否则他们也逃脱不了被捕的命运。

每一个和党组织有关联的人都面临着危险，《青岛晨报》、荒岛书店都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危险系数都很大。还有，萧红他们一直和舒群一家住邻居，其危险系数比一般外围人员要高出许多。

很快，《青岛晨报》就被警方盯上了，许多员工自发离开报社出逃，报纸不得不停刊关张，萧军赖以生存的饭碗没了，青岛的美好生活不复存在。萧军和萧红在这里多停留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们和报社的张梅林商量后决定，立即离开青岛，到上海去。

说是去上海，他们把身上所有的钱搜出来，还不够买船票的。

入夜，荒岛书店老板孙乐文派人捎信约萧军出去，在栈桥尽头东边的大亭子旁悄悄见了一次面，那情景，和影视剧里地下党接头的镜头差不多。月黑风高的深秋夜晚，他们在海边相见，孙乐文说：“我明天就要转移了，青岛不能住下去了，你们也尽快离开，这是组织给你们的路费。”

他交给萧军四十元钱。

萧军正为路费发愁呢，这四十元钱无疑是“雪中送炭”，令他感觉非常温暖。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紧紧拥抱了一下，便匆匆分开。

要离开青岛，一些善后工作必须做好，最怕的是鲁迅接到了他们的信后给他们回信，这样会给鲁迅惹上麻烦。萧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别回信了，他们过几天去上海找他。

一切处理妥帖后，萧红、萧军和张梅林一起坐日本轮船“共同丸”迅速离开青岛。他们买的船票是四等舱，四等舱一般是不坐人的，属于货仓，在船的最底层。坐在四等舱里的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乘客，在人与人的空隙处，塞着咸鱼包、粉条等杂七杂八的货物，各种味道集合在一起，空气中散发着怪怪的气味，刺激着人们的嗅觉。

轮船沉沉地鸣叫着离开青岛码头，向上海启程。

他们长长吁了一口气，席地坐在硬邦邦的船板上，萧红的脸上是平静的笑。

从哈尔滨流亡到青岛，又从青岛到上海，她早就习惯了这种动**的流浪生活。

那一天是1934年11月1日。

青岛只是萧红和萧军的一个人生驿站，在那里，他们仅仅住了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