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2日，细雨连绵。党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李四光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

由于当时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军代表事先曾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因此有关负责同志没有为李四光的追悼会准备悼词。在现场，周恩来总理发现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有关负责同志。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主持告别仪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仪式上亲自宣读李四光的女儿李林致慈父的一封信代为悼词。只有思念，没有伤感；只有缅怀，没有悲泪。全文记述慈父一生的经历和临终的嘱托：“希望他所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和海洋地质等各大科研项目有人接续下去，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世世代代永久造福。”

周恩来、郭沫若和在场的所有送行者，都被这位永垂不朽的伟大科学家的博大情怀所感召。

李四光只有一个女儿，生于1923年3月，原名熙芝，后改为李林。李林是独生女儿，出生在父亲刚刚34岁生日第五天。按李氏家谱，李四光给排为“熙”字辈的女儿取名熙芝。

幼年的熙芝美丽聪明，可就是身体娇弱，还得过一次可怕的肺病，从小在母亲关心与教育下成长起来。当时，许淑彬在北大女子附中教钢琴，幼年的李林受到了母亲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熏陶。母亲的意愿是女儿在钢琴方面有所发展，无奈，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冰川、化石、显微镜等似懂非懂的名词，却对李林有着更大的**力。6岁那年，李林左手食指长了一个疮，伤愈后指头明显短了一截。从此，钢琴对于她便成了业余爱好，而科学，却潜移默化地在她的心底扎下了根。

李四光虽然喜欢女儿，但因为地质事业要求他经常风餐露宿，能真正和女儿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并不多。小时候，李林最盼的就是很冷很冷的冬天或很热很热的夏天，只有在这种时候，父亲才不出去考察，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见到父亲。这时，李四光常常会左手把女儿揽在怀中，右手拿起笔继续不停地写他那些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文章。李林好想和爸爸无忧无虑地玩，可爸爸似乎总也抽不出身。

熙芝改名为李林，是在上初三时。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她随父母辗转到了桂林。桂林的初中很难满足李林的求知欲，她决定提前报考高中。但按当时规定，没毕业的学生是不能报考的。李林灵机一动，报名时用母亲名字谐音改名为李林。李四光改名时也是14岁，父女相隔34年改名，成为一段趣话。

按照李林的本意，她更想当一名医生。但当她16岁又一次跳级考取贵阳医学院时，母亲无论如何也不放心独生女儿远离自己，坚持让李林就近到广西大学读书。这次，李四光毫不含糊地支持妻子的意见。

广西大学没有医学系，让李林学什么呢？李四光觉得女孩子学地质不合适，就鼓励女儿学机械，李林遂成为广西大学机械系的唯一女生。其实，李林对于机械并不感兴趣，但她是个孝顺的孩子，不愿违父母之命。

大学毕业后，李林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走进伯明翰大学深造。选择专业时，她向父亲征求意见。搞了一辈子地质力学的李四光希望女儿在力学方面也有所造诣，就建议李林专攻弹性力学(Elasticity)。谁料秘书发信时不小心将E错打成P，一字之差，使得英语的弹性力学变成了塑性力学，于是李林开始涉足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

许多年后李林回忆说，我这一辈子许多事都是出于偶然，如果不是因为手坏了，可能去学钢琴；如果不是因为母亲舍不得，可能去学医；如果不是因为秘书打错了一个字母，也不可能从事今天的专业。

无论如何，李林依然刻苦攻读，一年半后以优异成绩通过硕士考试，又靠自己努力争取到了奖学金，开始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金属材料的显微结构和性能的科学家。

在剑桥，李林的另一个人生重大转折是认识后来与她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邹承鲁。邹承鲁是无锡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次年以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化学类考试第一名被剑桥录取，直接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邹承鲁是个耿直、坚毅而成就斐然的学者，1951年回国后，一直从事酶学工作，取得的成就为国际所注目。一次，在剑桥同学的聚会上，李林和邹承鲁同台演唱了一曲《松花江上》，优美的歌词，悲怆的曲调，激起了他们对祖国的共同思念。共同的理想，相近的专业，使得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终于，在一个皎洁温馨的月夜，邹承鲁向李林吐露了心底的愿望，两双年轻的臂膀紧紧地挽在了一起。

李四光很欣赏女儿的眼光，十分喜欢思维缜密、学业奋进的邹承鲁。1949年8月25日，在伯恩毛斯海边，伴着海浪的鸣奏，他亲自主持了这对年轻人的婚礼。作为慈爱的父亲，李四光祝福他可亲可爱的女儿和值得信赖的女婿能够白头偕老，终身幸福。

夫妻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家庭虽然为数不多，但还称不上罕见；夫妻同为中科院院士的家庭虽为罕见，也称不上绝无仅有。但在偌大之中国，一家三口同为中科院院士，又同为政协委员的家庭只有一个，那就是李四光和他的女儿李林、女婿邹承鲁。

李林很小的时候，李四光在学习上对她要求极为严格，时常教育她要读好书，并尽力给她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他常对李林说:“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我不讲男孩女孩，只要读好书，就是好孩子。小时把书读好了，长大了才有作为。”进入20世纪50年代，李林早已成人，李四光对女儿的爱没有丝毫减少。李林上班的地点离家较远，每星期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为了早点见到女儿，每到星期六的下午，他就从家中走出，穿过田野和松林，走到紫竹院，坐在公园的长椅上，静静地等候。

这时候，他的心里会想起李林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偶尔，他也会想起其他的小孩子。

1922年秋，石瑛开始了在北大的教授生活。石瑛对新旧文化和中外文化的态度，可以从他对儿子石效曾的教育上看出来。石效曾先天体弱，不能去学校读书。石瑛第一年请来清末秀才教授《四书》、《左传》，也教授当时小学普遍采用的国文；第二年又加请北大学生教数学和英语。石瑛抽查独子功课，背不出就罚跪。有天晚上，李四光、王世杰、王星拱和周鲠生来访，正遇石效曾被罚跪。李四光对效曾说：“你有这个举人父亲，是幸，也是不幸；说幸，是家学渊源，于你读书大有益处；说不幸，是你父国学深厚，他若考起我来，我也会被他考住，何况你一个孩子？只怕你双膝要跪出茧来呢！”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皆以为然。

李四光又道：“蘅青兄，你两度留学共17年，年近半百，膝下仅此一子，独苗难长啊！我们4人有个要求，自今以后你不能罚孩子跪。”石瑛看看众人，只好答应。以后石瑛也多次想罚儿子跪，话在唇边，却变成：“鬼！错了！提示你一句，再背！”

这当然是石瑛的性格，明里暗里皆不欺，“慎独”之功出于天然。另一方面，李四光对教育的新观念在此是起了作用的。

在北池子湾附近居住的时候，李四光同邻居杨振声关系非常好。杨振声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清华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他的二儿子叫杨起。1937年，杨起中学毕业，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他之所以决定学地质，完全是受李四光的影响。李四光常到杨振声家做客，对这个性格倔强又踌躇满志的孩子十分喜爱，常讲故事给他听。李四光告诉杨起，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不知见过多少，但再美的景物他都顾不上看，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地质考察上了，他要为祖国寻找丰富的地下宝藏。只有国富，才能国强。深受熏陶的杨起立志为国寻宝。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杨起走上了艰难的地质科学研究之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煤田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是新中国煤地质学和煤地质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荣获过第七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李四光从骨子里喜欢求学上进的孩子！严厉但绝不失温和，懂得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

受李四光的感召而投身地质学界的，又何止一个杨起？对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地震预报学家、中科院院士马宗晋来说，李四光同样是其成才的无穷动力和强大支持。

马宗晋一直以李四光为偶像，1956年报考研究生，选择的导师便是李四光的学生孙殿卿教授，专业则是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马宗晋被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录取，成为中国地质力学的第一个研究生。

有一天，孙殿卿高兴地对他说：“李老师在杭州想见见你。”马宗晋一时忐忑起来，唯恐这位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考他问题答不出来。

当时，李四光年近7旬，精神矍铄，见面时，他问马宗晋是哪里人，学生生活过得如何。在和蔼可亲的长者面前，马宗晋不再局促不安。谈话结束时，李四光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你从南高峰到北高峰，再到黄龙洞，做个地质剖面图，做好了再来找我。”

马宗晋早出晚归，用10天时间在5千米~6千米的范围内，做完了地质剖面图。李四光看后，很满意地对他说：“地质工作比较直观，但也容易流于浮泛与浅薄。从中深思熟虑，发现新的东西并不容易，要搞清其中的道理就更难了。你应该花力气去补学数学和物理，我建议你到北京大学再学一年，希望你把经典地质学再向前推进一步。”

李四光立刻给周培源写了一封信，让马宗晋带回北京，信中嘱托周培源安排马宗晋进北大学习。就这样，马宗晋开始和国内一些数学和力学的高等学校老师在一起参加进修班，科学地进行思维。他说：“我的演算、推导远远跟不上那些老师，我就着重实验，这样接受起来容易些。我数学演算学得不好，但对力学的许多概念有了较多的理解。比如对一块石头进行挤压，什么时候会破裂，怎样破裂；比如把金属材料喷上漆，怎样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力会怎样展露，等等。力学是物理的重要分支，这一年的学习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力学修养。”

1961年，马宗晋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从事构造力学研究。他非常注重科学家的科研思路，始终牢记李四光的名言：“请看科学发展史中，有多少重大自然现象的发现，是从对渺小事物的粗略认证开始的。”

他要求自己，决不放过或忽略任何渺小的现象、动态，从对小事物的细心观察中，找出发现自然奥秘的途径。这种伟大科学家必备的思维方式，在那次去杭州拜见李四光时已初成。

当时，李四光笑吟吟地拿出一块弯曲近90°的石头，问他：“这块石头挺硬的，为什么会变形？”

马宗晋思索片刻，回答说：“大概是因为岩石受到长时间的力的作用，造成塑性变形的吧……”

李四光是在拿这块岩石，教他由小看大、由观察现象到理论抽象的思维推理方法。

最早，马宗晋在教科书中见到“X”型共轭节理的力学解释模型时，简直无法想象，拥有几十亿年历史的广阔的地球表面，怎么会有那么规则的力学现象，怎么会有那么巨大的动力和那么单纯的作用方式！当他后来到湖北野外去考察时，看到间距几厘米、几十厘米的规则的“X”型节理网络，看到间距几百米的节理束和间距一二十千米的成组大断裂，他再次想起导师的名言和深刻点拨，他说：“我真的信服了！这使我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