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秋天，李四光举家迁往复兴门内的嘉祥里，大致相当于现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所在地。

1958年年底，李四光又搬到了西山象鼻子沟。

和城里的遂安伯胡同、嘉祥里相比，象鼻子沟虽然偏僻，但要清静许多，更有利于年近七旬的李四光工作和休息。在这里，他一直住到了1962年1月。

1962年，象鼻子沟搞战备工程，李四光不得不再次搬家。

有关部门请他去东城门西总布胡同看房子，这是一处宽大的四合院，政协副主席李济深生前曾在此居住。李四光觉得房子比较豪华，不符合自己个性，礼貌谢绝。

他相中了紫竹院北边的一片地方。这里没什么住户，树林密布，绿意盎然，宁静清爽，而且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上风上水，空气清新，非常有利于健康，就举家搬到这里。

这是李四光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住处，一座朴素的灰色建筑物，位于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11号，今天已成为李四光纪念馆。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李四光纪念馆”，出自他的湖北同乡、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手笔。

1961年，李四光亲自设计了这里的庭院和居室，1962年入住。李四光的后人目前还在此居住，因此暂时不对外开放，只接受内部人员参观。

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一尊李四光的半身铜像静静屹立在尽头，将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的老人，正以充满慈爱与期望的神态俯视着他的后人。客厅里，沿墙一排古朴的棕色书橱里摆满了精装科技书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李四光先生留下的宝贵财富。书的外侧摆放着一些证书和奖牌，这当中最为醒目的是由郭沫若、方毅分别为李四光和李林、邹承鲁(李四光的女婿)签发的院士证书。客桌上的摆设朴素大方，在李四光生前喜爱的那个大地球仪前，邹承鲁获得的一尊金牛昂头静卧，仿佛两代科坛名人正在进行心灵的交流。

纪念馆的旁边，就是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南门。

在地质力学所南门外，矗立着一株巨大的银杏树。树冠蓊郁茂密，像一把半撑的绿色大伞，枝干盘曲扭错，犹如数条龙蛇蜿蜒纠缠。这株银杏树干周长9.8米，树高27米，树冠荫地面积400平方米。传说杨六郎曾在树下饮水乘凉，李闯王的将士曾在这里燃篝取暖。2004年修建万寿寺路时，为了保护这棵古树，特意以它为中心设计了一个很宽的绿化带，车子从两边绕开行驶。

当年，李四光常在这棵银杏树下思考问题，一边想一边散步。穿过树林，从地质力学所的东边向北走，然后再往东走，一直走到白颐路(今中关村南大街)，再按原路返回。时间一长，竟然在荒地上踩出了一条土路！

后来，荒地上盖了许多平房，不少住户进进出出，经过的都是李四光双脚踩出来的那条路，人们称之为“李四光小道”。

1985年，李四光小道东西走向的那一段，被拓宽辟筑为沥青路，次年，名之为“民族学院南路”，后来改称“民族大学南路”。而南北走向的那一段，现在成了民族大学西路的南段。

晚年的李四光，饮食非常清淡，经常喝用玉米须子煮的水。平时，他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只有参加正式会议时才会穿得好一点。

年迈体衰的李四光，仍然带病坚持工作，尤其重视对地震研究、石油勘探的指导。1965年，李四光在北京医院体检时发现左下腹有一搏动性肿块。经专家会诊，确诊为动脉瘤。李四光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不长了，他要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继续努力，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

在李四光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再继续工作了。但他仍然坚守领导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岗位，经常找有关业务部门和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谈话，商量工作，探讨问题。

在生命最后一两年中，李四光还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编写了《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一书。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其中饱含着对科学的热爱、对地质学的热爱，尤其是对新中国的热爱！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李四光，马上拉着他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非常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彼此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

家里人在电视中看到这一幸福的镜头，却不知道毛泽东和李四光到底讲了些什么。李四光刚回到家，家人便都急着问他。李四光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两人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主席说，他不大相信施密特，觉得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还说很想看看他写的书，希望能找几本给他，并请他帮着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之后，两个人很愉快地结束了谈话。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请秘书帮他找书。他想：主席那么忙，总不能把自己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仔细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

为此，他看了大量的外国资料。为节省主席的时间，让其少消耗精力就能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当时各种学派观点都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

他用将近1年的时间整理资料，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书马上送到印刷厂，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生攻研地球科学思想路线的总结与表达。他把天、地、生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再把有关数、理、化的部分知识要点，精炼出来熔于一炉，表达出李四光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长期科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整体论思想及其方法论，十分可贵。

1972年此书正式出版，15万多字，附有60多幅照片和插图。最后一部分“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是全书重点，在这里，李四光再次强调构造体系的观点，提出解决大陆构造问题应该立足于确实可靠的构造现象，即构造体系的研究。这正是李四光在地质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直到他逝世的前几天，他还会见了石油部641厂和国家计委地质局第二海洋地质考察队的负责人，同他们探讨渤海地质构造与找油的关系。这是李四光最后一次同基层干部谈话。

1971年4月底，李四光突然病倒，住进北京医院。4月28日，他对大夫说:“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长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

他还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把全国地图集带到医院来。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尽管早已接到了死亡通知书，但李四光毫无惧色，他心里想的，一直是自己终生热爱的地质事业。为了事业有新的突破，他几乎在和死神赛跑，把一天当两天用，毫无疑问，这是李四光自1965年确诊动脉瘤，能够又活了整整6个冬春的重要原因。他的豁达与乐观，应该来自他独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他的内心，想必时常会涌起曾子留下的那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萧伯纳说的，也许更形象和通俗一些：“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把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这把火炬，在中华大地上燃烧了将近一个世纪，就在他在病**嘱咐工作人员将地图集带给他的次日，1971年4月29日11时，他再也无力打开这本地图了。

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