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并非李四光的愿望，李四光归国后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便提出回南京搞地质科学研究的愿望，但总理希望他协助郭沫若把中国科学院工作搞好，把全国地质工作统领起来。

在中科院的一次大会上，李四光说道：“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学术界中买办意识很强，是怎么来的呢？有三个环。第一个是从小学到大学。在这一环中，成千上万的同胞和许多贫苦的人被淘汰掉，只有特殊阶级或具有特殊原因的人才能进入这一环。第二环是大学毕业后出洋进外国大学。初是读书，再是研究，最后做论文、得博士。这一环，一小半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大半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因此，慢慢和外国教授产生了关系。他们看你是中国人，特别照顾，把你的文章介绍到外国专门杂志上登出来。这样头也大了，手也高了，国内各学校纷纷来信请你回国教书。一回到国内，看到学校设备不全，仪器不好，便不满意。先是和使馆洋行来往，渐渐便和政府产生了关系，被邀请、受重视。过几年，政府又派他出洋，回味一下洋味，换一套新洋装，这是第三环。这样一来，在学生中间造成一种都羡慕留学的风气，便成了买办教育了。检讨起来，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买办教育的特点，是不拿自己的问题来讨论，做学问也要做洋奴。还有，我们的同学、朋友、师生，都是在封建制度下生长的，又在买办的圈子中打过转转，跑到学术机关，也往往容易形成自己的系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忏悔和检讨的。”

这是李四光诚恳的自省和反思。他所说的“容易形成自己的系统”，即学术界、科技界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特色的小圈子和宗派主义。地质机构三分天下，尤其突出。有人对李四光不服，与他格格不入，明显不礼貌，李四光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势下，他不愿当地质部长。但中央对他期许甚高，他也感到责无旁贷，于是，“经过考虑、斗争，认为只顾自己的兴趣，就是自私。所以才决定任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地质部是地质事业管理的最高行政部门，可谓全国地质事业的统帅部，也是党和国家制定社会发展及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谋部。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一开始就制订了大转变、大发展的方针，中国地质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形势。李四光作为一部之长，把主要精力投放在了地质领域的“三军”统帅上。

首先，他要组建地质部，统辖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厅局。统帅全国地质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得率先组建一支卓有成效的管理队伍。其中包括人员编制、机构设置、岗位职能与运行机制等等，皆需李四光统筹与决策。他在事业管理方面一贯主张精简效能，事半功倍。然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又需熟悉地质业务，这在50年代初期该有多么困难！

其次，他要组建国家及地方的地质研究和地质勘探队伍，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祖国探查煤炭、石油、铁矿，各种有色金属和一切能源的分布及蕴藏，发挥经济建设“地质先行”的作用。旧社会，中国地质研究部门和勘察队伍相当薄弱，向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为这支队伍的建设，李四光操尽了心，他尽力通过各条渠道询问目前散留各地的地质工作人员的地址和情况。问到一名记下一名，逐渐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以个人名义逐一致函，希望他们尽快加入新中国的地质建设行列，充分发挥各自专长。

人才宝贵，尤其是中、高级地质研究人才，在李四光的心目中实在是太重要了！每当这时，他便想起当年的老领导蔡元培，老同事杨杏佛，尤其是英年早逝的学生朱森。当年，就是李四光把朱森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来又送他到德国波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卓越的见识和丰富的经历，让李四光对人才倍加珍惜，当他听说有一位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恋惜国民党统治区的某一方面工作条件等非政治因素，未能投奔解放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被视为历史问题时，李四光征得有关方面同意，使之重新回到科研岗位。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李四光从珍惜人才、建设祖国的大局出发，挺身而出合理安排，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迅速充实了科研队伍。

再次，他要组建地质教育基地，造就地质专业人才。他深知，目前仅有的人才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极不相称。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几批学者，如今大都年过半百，急需大量新人尽快接班。教育是科研的基础，科研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教育作保障。50年代初，他与高等教育部协商，在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个地质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亲自兼任建院筹备委员会主任。此后，又在东北地区各有关院系的基础上，充实原中央研究院的部分地质专家，建起长春地质学院，派得力助手俞建章担任院长。另外，又在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6所大学的地质系增设了专科班，同时又创办9个地质中专，设钻探、化验、测绘等各种专业，着重培养尽快成材的技术干部。一个系统的地质教育网络及完整的教育队伍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历届地质院校的毕业生，大都成为地质事业的高级人才和优秀管理干部。

李四光和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十分融洽。在中国科学院，他与郭沫若院长、其他副院长以及全院职工友好相处，互相尊重。长春地质学院成立时，院领导和教职员工请求李四光为“地质宫”三个大字题额。他转请郭老挥笔，因为他自认毛笔字远不如郭沫若。郭沫若称李四光为李老，总当众人之面赞颂李四光为“国宝”。在地质部，他与何长工同样互相尊重。一位老科学家与一位老红军战士，往往在重大问题决策上不谋而合。他待人真诚，礼贤下士，在地质部机关乃至全国地质系统和科教界有口皆碑。他与水利部、燃料工业部等各单位关系也极好，多次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联合进行资源考察。

广大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的现象初步改观。

1956年9月，何长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国家要求地质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十几种矿产资源的储量，而实际上地质部现在已经探明了三十几种矿产资源的储量，基本保证了煤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等工业建设的需要……”

地质部探明的这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储量，连同其他部门探明的储量，不仅解决了鞍钢、包钢、武钢等重要钢铁基地“一五”期间急需的原料问题，而且保证了“二五”期间矿产资源的供给。

李四光流泪了。泪水不是源于总理的表扬和会场的赞叹，而是出自那几十年苦心建树的地质理论，终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就在出席这次大会时，工作人员告诉他，请他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去一下，有人请。他拎起提包，准时走进北京厅的门口，刚跨前一步，便发现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他抱歉地说道：“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你哪里走错呀？”毛泽东立刻站起身，健步走过来，紧紧握住李四光的手，“你没有走错门，是我请你来这里的。”

毛泽东亲切地把李四光拉到身边，落座之后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不行，不行。”李四光想不到主席也知道自己最近学打太极的事，连忙解释说，“前几年得病，动过手术，身体不好，只在杭州学过几招儿，但是很不得要领，打得不好。”

“哈哈哈……”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我哪里知道你在杭州学拳的事啊。我这是比喻，是指你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外柔内刚，游刃有余地找到大油田了嘛。”李四光恍然大悟，他被毛泽东的幽默感染，接下来的聊天，顿时犹如老朋友一样轻松愉快。

毛泽东会见李四光的次数越来越多。新年期间观看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毛泽东特请李四光到怀仁堂共同欣赏。开演前，李四光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汇报了石油地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兴奋地说：“你们两家(地质部与石油工业部)都有很大的功劳！”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也都对这两家表示由衷赞扬。他们和李四光挨肩坐着欣赏舞台演出。全剧演完时，毛泽东又请李四光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李四光觉得这是莫大的荣誉，这项荣誉不仅给予了自己，更给予了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的全体职工。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期间再次接见了李四光。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给他也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李四光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主席非常重视。1955年，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电话，要他立刻去中南海。他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了中南海。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深入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来告诉女儿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李四光说，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的“黄金时代”。这绝对没错。但这不是优哉游哉的时代，不是痴人说梦的时代，这是李四光甩开膀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不顾一切大干苦干的时代啊！他的职务太多了，任务太重了，工作太忙了，一个一个头衔像大山一样压过来。

1950年8月17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解放后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大会。大会选举李四光为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他肩上的担子又加重了。

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