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带着对竺可桢、丁绪贤和浙江各界忠实朋友的真诚谢意，怀着对沈鸿烈等学友的遗憾，李四光返回上海，携许淑彬共同启程。

颇有意味的是，建国后，李四光曾几次到青岛疗养，都住在八大关疗养区，而著名的八大关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在沈鸿烈主政青岛期间主持修建的。这些古希腊式、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拜占庭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艺术风格式、折衷主义式等风格各异的建筑群，标志着中国建筑师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标志着青岛的建筑艺术已经摆脱了单一的殖民地色彩，成为中国文化吸纳域外文明的成功范例。

这当是两位曾经的好友无法断绝的缘份吧！

几经辗转，直到4月初，夫妇俩才在香港搭上一艘挪威货轮。航行异常艰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航程，货船才抵达法国南岸大港马赛。上岸后，他改乘火车，经巴黎再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

码头上，可爱的女儿正在那里迎接他。李林当时正在剑桥大学读书，她早早等候在多佛尔码头，迎接父母的到来，并且已在伯明翰附近的斯屈列登租了一间适用的房屋。李四光和许淑彬非常开心，连声夸奖女儿有预见性。一家三口又在英国团圆了。

女儿租的房子非常不错，附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颇具都市乡村的特色。三口人在这里住了月余，临到大会开幕前夕迁到伦敦。

李四光是孤身一人来参加国际地质学会的中国地质学家，但他却颇为引人注目。1933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上，他就以《东亚构造格架》的论文令人赞不绝口。193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国际地质学会上，他又以《中国震旦纪冰川》使人惊赞。这次盛会，他的论文题目是《新华夏海的诞生》，照例成为大会重要论题。不无遗憾的是，李四光在大会中负有召集人的责任，只能亲自听取所在小组的意见，不能像其他会员那样可以间或串听另外小组的发言，多少失掉一些广泛交流的机会。

虽然已是国际地质学会的名人，但是李四光在会议期间也陷入过尴尬境地。讨论下届地质学会召开地点时，法国和印度积极申请，理事会投票表决接受法国的申请。有人特意问李四光：“中国何时邀请我们去开会呀？”李四光无法回答。

发问的人以嘲弄的口吻接着说：“恐怕比印度要晚多了。”李四光默然一笑。他即将60岁了，大半生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多灾多难的大地上度过，用尽所有心血扑向这片大地，却偏偏做不了这片大地的主人，天理何在？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好在祖国的同仁关注他、思念他。不久，国内同仁为纪念他60寿辰，特编了一本学术专刊，许多著名人士纷纷撰写文章。卷首尤其醒目，是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年高德劭的章鸿钊老先辈的《南乡一剪梅》：地史掩蒿莱，长待先生抉剔来。手种门墙桃李满，红也花开，白也花开；海外且衔杯，星历刚从大地回。著述新来添几许，行遍天涯，誉满天涯。

1948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的炮声正在遥远的祖国隆响，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在伦敦亚尔培大厦开幕了。他向东方的祖国发回这样的信息：“开幕典礼颇具隆重，可是照例的仪式并不太烦难，在庄严的风琴声中开会，散会。”到会人数不下3000，极一时之盛。可叹，李四光这位中华大国的代表，仅仅成为三千分之一的极少数！

会上，李四光宣讲了他的新论文。会后，他和妻子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居住了一段时间。老师鲍尔顿专程远道而来。师生见面分外高兴，他们一块到野外考察地质，边看边谈，乐趣无穷。

不久，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在剑桥大学举行年会，李四光应邀参加，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与会者欢欣鼓舞，李四光表示：“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他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共产党必胜。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9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国军民展开了推翻蒋家王朝统治的大决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接连取得全面胜利。1949年4月，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蒋家王朝危在旦夕。

早在1949年初，南京的国民党官僚看到大势已去，已争先恐后开始逃往台湾。国民党政府命令直属机关迁至广州，为最后的逃亡做准备，并命令地质研究所并入中山大学。朱家骅命令代理所长俞建章立刻动作。俞建章以国民党党部区部书记之身，暂时服从了朱家骅的决定，回来后立刻将此信息告诉了研究员许杰和赵金科。

决定地质研究所命运的时刻到了。

一腔热血的许杰和赵金科立即密拟了反对搬迁誓约：同仁等为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及今后生活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在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

誓约脱稿，向全所人员当众宣布，立即签名的有许杰、赵金科、斯行健、孙殿卿、张文佑、刘之远、吴磊伯、马振图、谷德振、陈庆宣、徐煜坚等11人，亦即，当时在南京的研究员都签了名！

李四光收到急信和誓约，激动异常。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巨大胜利而感到痛快；他为蒋家王朝即将灭亡感到解恨；他为同仁誓死保护地质基业的凛然正气感到自豪！其实，这些坚强而优秀的地质学家不也都是李四光吗？

他立即致电许杰、赵金科和俞建章，通过他们分别向南京、上海两地同仁表示敬意：对愿留守本所，看护书籍、仪器的同事，深为钦佩。电文中还说：“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不久，地质所又收到李四光的航空信，在信中李四光叮嘱大家将所内仪器、图书存放于地下室妥善保护。李四光毕竟是长者，是导师，他不能忽视大家的生活处境。固守阵地，拒绝南迁，每个人就必然会失掉应发的薪水，不能眼看大家忍饥挨饿而不顾。

他立即提笔分别致信俞建章、许杰和赵金科，写道：“将我个人名下所存的少许积资公开，做本所研究工作、个人救济之用，以箪食瓢饮，或尚可维持于一时，等局面稍定，再从长计议也。”

遵照李四光的指示，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并推选孙殿卿等人组成护所委员会，组织在所的人员和家属轮流值班，防止有人破坏。他们洋溢着爱国热血的《反对搬迁誓约》，为新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完完整整地保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队伍和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