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四光相反，蒋介石的重赏之下招来了一位“勇夫”，他便是李四光的结义兄弟王世杰。得知李四光已来重庆，王世杰立刻前来探望。这时的王世杰地位非常显赫，早已由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升任为教育部长、中央宣传部长，时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事实上，自他从政以来，也像从前一样经常看望李四光和许淑彬，而且对李四光的各项学术研究都以教育部长的身份给予全力支持，生活方面也主动提出给予帮助。李四光感谢王世杰支持自己的事业，但谢绝他在生活上的好心资助。

“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王世杰如此选择人生的道路，是个人的意愿自由，李四光无从反对。但对他们来说，朋友尽管还是朋友，无论如何也不像从前那样亲密了。

这一次，王世杰依然是以老同学和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李四光，他急切而真诚地问夫妇俩是否需要生活补助，李四光婉言谢绝了。

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如前所述，两个人当年都在湖北军政府任职，都不甘心伴随袁世凯政权共事，都相继辞去现有职务而以“有功国民”的资格同去英国留学，并在英国结识了另一好友丁燮林。三人在异国他乡几乎形影不离，结伴去考察，又一道返回祖国，同在北京大学任教，谁都知道，这三人的关系胜过一母所生的三兄弟！

王世杰跟李四光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分歧。现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因为政治而分道扬镳。“让事实证明，看谁说得对！”李四光和汪精卫最后谈的这句话，很快将得到惊人的验证！

李四光对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不仅仅从不动心，在多个场合也对国民党政权表达厌恶之情。

1945年1月10日，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同学会在国民党中宣部礼堂，举行蔡元培诞辰纪念会，邀请李四光作学术报告，题目是《从地质力学观点看中国山脉之形成》。李四光从科学研究谈到蔡元培做学问的精神，从岩石变化谈到自然界“变”的道理……正兴致勃勃时，突然“啪嚓”一声，朱家骅坐的椅子坏了，堂堂大院长冷不防摔到地上。李四光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会，话题则一转：“比如现在，一把椅子坏了，一个人摔了下去，其原因是椅子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就要研究这把椅子发生了什么变化。显然，这椅子已经腐朽了，再加上人的压力，它就非垮不可！”

李四光借题发挥，讽刺国民党的统治就像这把椅子一样很快便会垮掉。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特写：《李四光教授学术讲演》。

在重庆期间，李四光每天上午都为妻子准备好食物后，匆匆赶往重庆大学讲课，下午到地质研究所工作，晚上回到家里，服侍病妻，忙碌家务。夜深人静时，他又坐到桌前，撰写学术专著《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妻子半夜醒来，总是看到李四光在伏案写作。

过度的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天清晨，当他像往常一样去讲课时，竟然昏倒在道边。经张孝骞大夫诊断，是心绞痛发作，张大夫告诫李四光要卧床静养，不能吸烟，也不能工作。许淑彬得知后十分焦急，血压再次升高，夫妇俩同时患病在床，女儿又远在成都，此时，只有靠热心的学生轮番来照顾他们的老师，一些知识界的朋友，也时常来看望李四光。

为了加速第四纪冰川和地质力学的完善，经李四光提议，地质研究所的所长职务暂由俞建章代理，此种情形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暂时的卸职，并不意味着卸去了工作。李四光依然在马不停蹄地思考和撰写自己的那部大部头著作。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联合邀请他到重庆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的专题学术讲演，这是李四光二十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一次总结。

李四光身在病床，心里惦记着即将召开的地质年会。事实上，地质年会更惦记着李四光。中国地质学会的第22次年会决定于1946年10月在南京召开，全国会员都渴望能够再度听到李四光的讲演。李四光原本准备发表一篇新论文，如今重病缠身不能执笔，但又不能令大家失望，便请俞建章将他的口述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论文题目是《中国沿海之陷落与大陆破裂》。

俞建章自进入北大地质系读书以来，20多年一直在李四光身边，现在又是本所代理所长，恩师信任的得力助手，自然全力以赴。李四光躺在**拿着提纲口述，俞建章摊开稿纸伏在床头柜上一笔一笔地忠实记录，还不时替恩师擦掉额头上的虚汗，他自己身上的汗不见得比恩师的少！两人的汗水滴在一起，此景俞建章终生难忘。这份手稿打印之后，征得恩师同意由他珍藏。50年代，他出任长春地质学院院长之后，仍把手稿带在身边，直至1980年在长春逝世。

1945年夏，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李四光躺在**辗转难眠，疾病使他不能读书写作，听着窗外雨滴风吹，望着身边患病的妻子，寂寞和凄凉之情袭上心头。这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李四光道声“请进”，刚要披衣下床，房门已打开，走进两位陌生的年轻人，随后又有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中年人脱掉雨衣，快步走到李四光的床前，拉住他的手亲切地说道：“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李先生近来好些吗？”

“好，好，好多啦。”李四光一边回答客人的问候，一边和妻子打量着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客人似乎看出了夫妇俩的惊讶，立即自我介绍道：“我是周恩来。”

说着，周恩来在李四光的床沿上坐下，“刚才在《新华日报》社，听到教育界一位朋友说，李先生和夫人正在患病，顺便来看看你们。”周恩来的一席话使李四光既高兴又不安，他做梦也没想到，身为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周恩来，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探望他，而且是在这样风雨交加的日子！

他不无歉意地说：“周先生，这样的天气，你还……”

“这样的天气，穿上雨衣，别人不好认出来呀！”周恩来笑着解释，李四光会心地笑了。

周恩来询问李四光的研究情况，李四光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手稿递给周恩来，周恩来一边翻阅，一边称赞道：“好啊，好啊！我们中国的地质科学，还是在打基础的时候，这是艰苦的工作。李先生的独立自主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刻苦研究、始终不懈的毅力，都是值得钦佩的。”

李四光听了周恩来的夸奖，不安地说：“我们所做的，无非是些敲打石头的事罢了。”

周恩来笑着说：“这敲打石头可不简单！我们中国一向称作‘地大物博’，把地质科学发展起来，将来大有用处。”

周恩来的话让李四光十分兴奋，他向周恩来讲述了目前地质学研究的状况和自己对中国矿产分布的看法。周恩来认真听着，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李先生，多保重吧！你花费的心血，总会开花结果的。”

午夜12点，周恩来离开了李四光的房间。

与周恩来的会面，让李四光在困顿与痛苦中，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恰如一场愁雨变成了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双目炯炯地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身上感觉到：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希望。”

不久，周恩来第二次会见李四光，向李四光提议，把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李四光非常赞同。之后，周恩来邀请李四光、竺可桢、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科学家，一起研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周恩来谈到，要用科学知识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不要做压迫人民的反动派的帮凶。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共同奋斗，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要推翻贪污腐化、不民主的政权，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大家把这些观点都写进了协会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