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雄水秀的庐山，除了数不清的美景，更深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公元817年初夏时节，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登上庐山，写下了著名诗篇《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不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而今，白居易咏桃花的地方已成庐山著名景点——白司马花径。

往事越千年，2003年6月，庐山的景寅山上，又增添了一处著名的人文景点——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墓茔。

陈寅恪一生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一生之特立独行，无人能匹。他12岁就跟大哥陈衡恪去日本留学，直到35岁被清华国学院聘为导师，其间大部分时间在国外读书，却没有拿一个学位。1918年，28岁的陈寅恪赴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两年半后，他认为该掌握的都已掌握，马上动身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东方古文学。老师和同学都劝他等半年拿到学位再走，他说留学是为了学知识，既然已完成任务，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岂能为了学位而浪费生命？

1925年，吴宓举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校方有些犹豫——这人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震服人心的学位。吴宓说，此人可了不得，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造诣。校方试着先聘用一段时间，结果不久，校方就为找不到更大的教室而犯愁：每次陈寅恪讲课，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教室一换再换总是满足不了要求，陈寅恪很快就赢得了“教授的教授”的美誉！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几次派专机接陈寅恪去台湾，均遭到陈寅恪严词拒绝。在众多学者的心目中，陈寅恪是中国三百年甚至自宋代司马光以来一千年才可见的学术大师，刻在他墓碑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象征着他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永为后人传诵，其惊世才华与高风亮节，俨然已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榜样。

庐山紧临陈寅恪的家乡修水县，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多次上庐山游览，甚喜庐山的风景和环境。1929年，陈寅恪出资在庐山购买了松门别墅，接77岁的老父陈三立上山定居，陈氏家族成员时常汇聚庐山，庐山遂成为陈家温馨的乐园。生时之喜恋化为死后之长眷，陈寅恪到此也该闭上深深的遗憾的双眼了。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的合墓，位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建墓的山特意被命名为“景寅山”。合墓既高贵，又简朴、庄重。整个墓茔由12块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漂砾石搭建而成，这些石块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今天仍坚硬无比，象征着一代国学大师一以贯之的高标逸韵。

作为陈寅恪的好友，李四光对这位狂狷之士甚为敬服。同样，陈寅恪对才华横溢的李四光同样高竖大拇指。

蔡元培先生去世后，1940年3月中旬，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与总干事任鸿隽、前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沟通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中研院院长。

在昆明的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陶孟和、李济、竺可桢、李四光、丁西林等接到通知，纷纷来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每个评议员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同当时中国所有地方的官场都一样，由于各方面的明争暗斗，选举事项横生枝节，暗生波澜。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任鸿隽这四名在民国政坛中最明亮、庞大的“海龟”暗中较起劲儿来。

为了这次评议会，陈寅恪带病专程从昆明赶来参加，此前他还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胡适对于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的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如果找一个搞理科的，则应找李四光，因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

陈寅恪一语中的。翁文灏尽管是地质学界权威老“海龟”，但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地质与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缺乏像新生代“海龟”李四光所具备的宏大视野与学术理论构建。不能说翁文灏就不是天才，他与李四光的差别，实是天才大小的差异。二者相较，李四光为大，翁为小，至于任鸿隽，在陈寅恪眼里压根就不足道哉。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任何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贡献。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同样留在大陆的任鸿隽则籍籍无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造诣和贡献。

只是，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皆属于不被国民党高层真正欢迎之人，陈寅恪之说，也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来的选举结果也不出陈寅恪所料，亲蒋的朱家骅如愿当选。

庐山，不仅见证了李四光科学精神的异彩纷呈，更留下了大学者铮铮铁骨的千古回声。

1936年底，李四光正陪患病的妻子在庐山疗养，西安事变的消息倏然而至。当他从报纸上得知中共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后，深为共产党顾全民族利益的决策所感动。他对家人抑扬顿挫地说道：“共产党有远见，中国是大有希望的。”说完，他欢快地拉起小提琴。

1937年6月，蒋介石基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声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一点儿抗日和民主的姿态，与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来到庐山，邀请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共商对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意见，李四光名列其中，而且是蒋介石亲自点名的重要人物。

李四光需要进言了，他也的确有话要说。

7月初，李四光来到庐山，准备参加首批会议。这时的中国国难当头，在庐山，贫富差距也逐年加大。达官贵人们仍在购买幽雅地面，争先恐后建造豪华别墅。“下街”里的平民则苦不堪言，原本破烂不堪的旧房，现在更加破烂。李四光从小就是一个心慈面软的人，面对那些成年累月出卖劳动力的苦工，他目不忍睹。他看到，一群群十几岁的孩子给旅社、饭店背送煤炭，山上山下死命跑一次，只挣几角钱。且不说荒废学业，单是糊口谋生也难以维持温饱！再看那些抬着游客上下山的轿夫，他更心疼。所以，无论是自己来此考察，还是陪同亲友浏览，每当人们劝他坐轿时，他都说：“我是人，他们也是人啊！怎么能自己坐着让人家抬呢？”

“你的话说得不错。”许淑彬理解丈夫，但又劝说道，“这些人是靠抬轿养家糊口，要是谁都不肯坐轿，他们的日子不更难过了吗？”

李四光只有叹息，没有答语。此后，他也雇轿上山下山，但仅在轿里放上几块采集的岩石标本，自己则坚持步行。他的爱心从未断绝过。而早在1931年当他重返北大授课，发现几名东北籍的流亡学生经济来源已经断绝时，当即与许淑彬商量，拿出家里的积蓄，逐个予以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