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18日，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丁、李二人由此同院共事。李四光于1934年12月赴英讲学，还特意拜托由丁文江代为指导地质研究所工作。

此时，丁文江是北大地质系的研究教授，李四光是兼职北大教授，他们共同的学生和助教高振西惋惜地对李四光说：“您要出国，又把丁文江先生推荐到中央研究院，那么我们北大地质系损失就太大了！”

不仅对北大学生充满了留恋和牵挂，对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李四光何尝不念念于心？但他需要出去提升自己，这是一个科学家自我修炼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1934年底，李四光出发去英国后，丁文江在总干事一职上干得极为出色，丝毫不亚于杨铨。而有限的闲暇时间，他也基本都用来对地质研究所进行代理指导，这是两人之间深厚友谊的再一次体现。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近些年，有人质疑丁文江和李四光的关系，理由是建国后李四光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否定过丁文江。其实，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曾一度从政的丁文江在建国后很长时期内没有得到公正评价，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又红又专”的李四光也几度陷入发言不能代表自己的尴尬境地，又怎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呢？往事犹可追，我们能想象得到，李四光说那些话时，其中的无奈和心酸！

丁文江本人，对任何朋友都可以说是真诚实意的，1911年9月，丁文江赴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与章鸿钊等同取“格致科进士”。据章鸿钊回忆他们初识的情景：“我和丁先生初次在北京见面，是前清末年，即民国的前一年。那一年，丁先生初从欧洲载誉归来，只不过24岁的一位少年，英英露爽的眉宇和真诚坦率的态度，一见便知道他才德兼优，不由使我产生相见恨晚之情。何况那时候在中国要觅一位地质学界的朋友，远不像现在这样容易，也许还没有第二人。所以这一次会面，在我一生中，是最有意义，也最不能忘记的。”

也因此，1936年1月18日，中研院在南京假中央大学大礼堂为丁文江举行追悼会时，由蔡元培论其行政工作，翁文灏评其专业成就，胡适述其个人交谊，这样的安排十分恰当，颇为得体。安排胡适褒扬丁文江的交谊之道，反映了丁文江一生在其工作、学术成就之外，还有其成功的另一面——交友有方。胡适当年在为《独立评论》“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撰写的《丁在君这个人》一文，主要称誉的也是丁文江的为人处世之道。

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前后两任掌门人，丁文江和李四光在地质事业中并肩战斗十多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2年1月，丁文江主持筹建中国地质学会，他提议成立的五人筹备委员会，就包括李四光在内。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包括3名外国专家在内的26位地质学家成为创立会员。2月3日的会员大会上，章鸿钊当选为首任会长，李四光和翁文灏当选为副会长，丁文江当选为编辑主任。从此时起，直至1936年丁文江逝世，两人都在地质学会的领导层里、工作上互相给予了充分的帮助和关怀。

丁文江对李四光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关心，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李四光对校系建设贡献突出，丁文江多有助力。李四光在校中主持修建地质学馆楼，就是采纳了丁文江出的主意。李四光在北大任教时，一度经济拮据，工资都不够家用。丁文江得知后，利用个人影响，为其在京师图书馆谋得副馆长一职，以弥补其家用之不足。

对于丁文江的知遇之恩，李四光亦是投桃报李。1929年丁文江来到北京，暂无房屋居住，李四光热情地将他接到自己家中寄住。

1931年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达成协议，决定在北大特设研究教授职位，聘请15人担任研究教授，丁文江和李四光同时受聘，丁文江名列第一，足见丁氏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丁、李二人遂同事三年，联袂执教北大地质系，培养了一大批地质精英，直至1934年6月丁文江升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台湾著名地质学家阮维周回忆道，1931年他从北大预科毕业，因仰慕地质系超强的教授阵容(丁文江、李四光、葛利普、谢家荣等)，遂放弃了向往已久的“炼丹取金”的化学，专攻“刮地皮”的地质学。

丁文江去世时，李四光正在英国，刚刚完成《中国地质学》一书，闻讯后在《自序》中沉痛地写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敬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

1937年12月，李四光在长沙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期间，专门前往位于岳麓山左家垅(今天的中南大学一侧)的丁文江墓地祭拜，再次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之情。

1940年3月，中国地质学会的第一届丁文江奖授奖大会，由李四光主持。第二届丁文江奖，则奖给了李四光。在这两次授奖大会上，李四光都对丁文江表达了极大的尊敬。

1944年3月，李四光到重庆北碚参观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对该所地质主任黄汲清提起及早整理丁文江遗稿一事，并说丁文渊(时任同济大学校长)也对李四光提及此事，大家都希望尽快将遗稿整理出来。在黄汲清、尹赞勋等人的努力下，1947年该所出版了《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一书。

自始至终，丁文江和李四光之间都保持着真挚的感情。十年浩劫中，极左路线登峰造极，丁文江作为旧时代的地质界领导人乃至一度的国民党官员，成为攻击目标不可避免。于斯乱境，谁能抵挡住历史的疯癫？但实际上，据李四光的秘书段万倜说：“我在李四光身边工作了十多年，从来没听见他指责过丁文江和翁文灏。”

排除了政治压力和影响，李四光对丁文江的态度才是最真实的。周总理曾经问过李四光：“丁文江是你的死对头吧？”我们且听听李四光巧妙的回答：“是朋友，又是对头，对立的统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