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伊始，李四光与丁燮林、王世杰同行离开英国，相继到德国、法国几个有名的工矿区进行考察。2月上旬，三人来到巴黎。巴黎也是中国留学生的集中地，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多是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者。此时的李四光，尽管硕士毕业不足两年，但在海外学子的心中已是偶像级的人物，他们听说李四光到来，非常兴奋。

李四光对这些同胞也感到十分亲切，他深知，这批勤工俭学者大都是祖国的优秀青年，生活普遍艰苦。自己虽然享受官费出国，但是后几年也是在半工半读的艰苦岁月中坚持过来的，诸多方面与眼前的学友颇具相似之处。

2月28日上午，李四光应巴黎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会的邀请，作了题为《现代繁华与炭》的激昂讲演，遍受广大听众的欢迎。李四光首先表明了自己对当前欧洲各派学说纷争的态度：“我们看待世界上的事物，包括学术问题，往往抱有一种人云亦云的态度，人类进步甚慢的最大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我们要互相勉励，要勇于向遇到的新景象、新学说进行科学分析，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他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心得。他说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是：“心只管细，胆只管大，只要掌握了逻辑的思维，哪怕是纷繁复杂的世界，天经地义的学说，都不能吓倒我们。当然，我们万不可故意与人家辩驳，与人家捣乱，或者逞一己的偏见，或者沽名钓誉。那种虚妄的行为不是勇猛精进的正道，它已远离自由讲学的正轨。”

在这里，李四光既提倡破除迷信的勇于创新精神，又强调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毫无疑问，这是一位伟大科学家必备的治学品格。

最后，他把主题扣紧在“繁华与炭”上来：“什么东西是现代繁荣的最大的凭据？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知道的天然势力。天然势力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可供人类使用的，至今只知道有流行的热势力。如若没有热势力，地球上今天恐怕没有生物，自然连人类也是没有的。热势力是由什么地方来的？小部分由煤油转变的，大部分是由煤炭转变的。从地质学上考究起来，我们确知世界上的煤油远不及煤炭多。所以最要紧的问题，还是煤炭。如今，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家不在大量开采煤炭？只有中国对煤炭矿藏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许多煤厂尚没有用新法开采。”

他凭借自己的学识积累，一口气把中国各省区已知的煤矿如数家珍般逐个讲述一遍，然后自豪地声称：“欧战之前，全世界一年所烧掉的煤炭大约有10亿吨。如若这个数目可为将来每年消耗煤炭的平均量，那么中国一国的煤炭可供全世界1000年之用。但是，人类越趋于繁华，煤炭的消耗量就越增加。有朝一日，中国的煤炭要烧尽，世界的煤炭也要烧尽。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煤炭，维持人类的繁荣？”

这里，没有丝毫的个人名利与得失，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与世界的繁荣。这是他成为地质大师后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指点江山，勘测出一片又一片丰富的石油，最终一举摘掉西方学者强加给中国“贫油”帽子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篇讲话中，李四光把人类能源概括为三大动力体系，即天体转动的潮汐动力，原子裂变的动力，太阳直送的动力(含直接的太阳辐射能量和间接的水力、风力等能量)。他还指出，另有一种蕴藏于地中的热能。显然，这种种卓越的学术见解，与他善把物理学和地质学融为一体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识及方法密不可分。年仅30岁的李四光，能在20世纪之初明确指出研究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及主要途径，令人叹服。

讲演结束后，李四光对留学生们给予了真诚的鼓励。他以自己为例，鼓舞大家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每一字，每一句，都说到了学生的心坎中，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并非李四光天生具有过人的演说能力，他所说的，都是他一步步走过来的真实经历，讲起来自然真实生动。

事实上，在留学最艰难的时候，他一样乐观旷达，并且劳逸结合。为丰富业余生活，他学会了拉小提琴。心灵手巧的禀赋再次赋予了他神奇的魔力，他的演奏技巧后来变得非常高超。这次在巴黎，他用随身携带的一张8开12行的五线谱纸，谱写了共计5行、19小节的小提琴曲《行路难》。千万莫小看这次似乎无心插柳、率性而为的创作，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

多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袁世凯篡权后，觉得一肚子晦气才出国寻求救国之道的李四光，在英国苦读7年后发现国内军阀依然混战，这首《行路难》是此时此刻李四光心情的真实写照，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和悲愤的强音！这首曲子的手稿，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该学院的作曲系教授陈钢认为：“最可贵的是乐曲立意深邃，行路难，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个大概括！”

回国后，李四光曾请北大同事、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萧友梅赞不绝口。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这首曲子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为什么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不是出自音乐家而是出自李四光这样一位科学家手中？其一，当时的开明人士都清楚，要想挽救摇摇欲坠的旧中国，必须要到先进的西方国家去学习，而最早跨出国门的，正是一批批科学家，他们是最早接触小提琴这类洋乐器的中国人，而冼星海、马思聪、谭小麟这些著名的音乐家出国学习音乐，是后来的事了；其二，中国老一辈的科学家，所受的教育中都包括最正统的中华国学传统，以“习乐”来提升自身修养，自然也是李四光一生的爱好和坚持。实际上，李四光有着极深的国学基础，他的散文声情并茂，旧体诗神采飞扬，即使是地质学论文，同样写得龙文虎脊，有声有色！

离开法国后，李四光来到瑞士，深入考察了阿尔卑斯山。他登上海拔4811米的勃朗峰，考察了琳琅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斑斓绚丽的冰川地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满心欢喜地摄下了它的写真照片。这些照片，成为后来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期的重要参考资料。

随后，李四光一行来到德国柏林，察看战后景况，并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在柏林，他收到了由伦敦转来的蔡元培字诚意真的电报，电报说希望他能尽快到北大任教。

李四光终于动心了。

他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回国报效，这毫无疑问。但他长期在英国专心治学，对国内政治形势和北大所知甚少。慎重起见，他给刚从北大毕业到伦敦留学的傅斯年写信询问有关事宜。

傅斯年立即回信如实相告，李四光这才得知，孙中山于1920年初发表了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信函，对“五四运动”表示了充分肯定并抱以热情期望，同时准备重返广州组织北伐，实现统一中华的共和大业。

北京大学是在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文科聘有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倡导新文化的学者任教，理科与文科比较则略差一些，因此急需扩充师资。在蔡元培的开明领导下，学校正在大刀阔斧改革教学管理体制，提倡组织社团活动，并且成立了评议会，在教授中选出评议员共同进行民主管理，可谓风景一时新！

如此的政治形势和学校概况，让李四光看到乱局中的一线曙光。他拿定主意，停止了欧洲的学术考察，与丁燮林、王世杰一道在柏林坐上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踏上了归国的路途。

与此同时，丁燮林也接到了蔡元培让其担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聘书。有好友继续陪伴在左右，这是李四光立刻回国的“非主流”因素。

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没有什么可拖泥带水的。祖国的召唤，正如母亲的声声呼喊，对离家已久的孩子来说，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