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任教，末代进士

自离开回龙山下的小山村独自出来闯世界，一晃，8年过去了，1910年7月10日，年满21周岁苦读了8年书的李四光，拿到了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文凭。他精力充沛，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相当丰富，但他没有丝毫的延迟，决定立刻回国，他要将全部的所学所得，献给自己满目疮痍的祖国。

归心似箭，回国的船开得似乎比来时慢了许多。李四光雄心勃勃，他要为国家造大船，造出金刚般的超级战舰，不再畏惧日本，不再低眉于欧美，要将自己造的大船游弋在茫茫的大海上，保家卫国。

如果说当年怀揣梦想的李四光为了学到真知，可以忍受任何磨难，现在，学有所成的李四光，遇到了人生真正的第一道坎：没有人请他去造船！这种奇怪的现象，来自当时清政府对官费留学毕业回国者的两条规定：一是需要进京赴部考试，二是必须先任五年教员。

无论如何，他首先赶回家乡探望了亲人。这时，李家已由下张家湾村迁至附近的香炉山。3年前，他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利用暑假回来省亲一次。当时，乡亲们依旧每日饮用池塘里的脏水，已具备了一定科技知识和动手能力的李四光，在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发明了一种土法过滤器，使全村各家各户喝到了前所未有的“纯净水”。乡亲们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这次回来，除了父亲、母亲高兴，兄弟姊妹高兴，全村男女老少都非常高兴，纷纷来“瞻仰”这位神一样的大人物。

早以革命者自居的李四光，对清政府的政策不以为然，他以自己时间仓促为由，没去参加当年的考试，但为了谋生，工作是应该先有一个的。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李四光，欢天喜地地来到昙华林，他的工作单位，湖北中等工业学堂。

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源于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工艺学堂，1901年改为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是当时全湖北唯一一所中等工业学校，非常引人注目，顺延至今天，就是著名的武汉科技大学。此学校最让李四光满意的有两点：

第一，学校人才济济。教师中，还有张继煦、祝长庆(工科举人，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恩崇(工科举人，德国高等工业学校毕业)、赵建熙(工科进士，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王式玉、万家壁(工科举人，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方兴楚(工科举人，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等一干精英人士，大家的交流比较方便，这是能留住李四光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他在这里备受重用，一身兼任教师、翻译和校实习工场负责人。校内聘有日本理化科教师，其课堂讲授均由李四光用汉语翻译，工作量比其他教师多了一倍；校内附设木模、锻工、翻砂和打磨等实习工场，因为李四光在大阪读书时的实修课成绩突出，被委任为实习工场总负责；李四光注重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自己又有熟练掌握机械制造方面的技能，为学校管好工场自然责无旁贷。这样下来，他的工作量比一般教职员增加多少倍，无法计算。

李四光对此压根也没有计算过。他不是患得患失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与实现理想无干的东西，他都弃之如敝屣，他的一生都是这样。此时，他预感到多灾多难的祖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谨记孙中山先生“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谆谆教诲，为心里已点燃的引航明灯，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工作，也因此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信赖与崇敬。

第二，此时的李四光，既是一名典型的新知识分子，更是一名民主革命的热血先锋。学校所在地昙华林，明清时是湖北各县秀才下榻盘桓、苦读备考的地方，也是清廷负责地方军事衙门的所在地，有以戈甲命名的营盘。1861年汉口开埠后，此地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的地域特色，意大利、英国、美国、瑞士的传教士纷纷来此传教、办学、施医。受西方文化及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在此建立，一批民主战士在此组成了湖北最早的反清、反封建的革命团体。吴禄贞领导的“花园山聚会”，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会”，梁耀汉领导的“群学社”，相继在这里诞生。这些团体催生了一大批辛亥武昌起义的仁人志士。凭此种种，昙华林得天独厚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渊薮之地。对此时一心向往“革命救国”的李四光来说，这个洋溢着革命气息的风水宝地，让他精神振奋，每日欣然！

此时的大清，新式学堂的数量比起1902年，算得上是几何级数增长，这得益于清末新政。1900年的义和团“疯狂爱国”情绪大爆发后，被“侵害”了利益的八国联军悍然入侵，大清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太后最终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

影响最大的政策，是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

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中国传统文人，开始失去了出路，新的事物开始在古老的土地上滋生。从日本最著名的理工高校毕业来到大清的这所著名的中等学堂，李四光深知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他站在讲台上，除了一种新鲜感，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作为一个教育家，这是李四光教育生涯的起点，他做得中规中矩，当然，他现在教授的还只是一些基本的数理化知识和机械学常识，还没有涉及到日后让他名声大震的地质学，但在工业学堂，他的教学水平还是得到了较多的称赞。李四光从来没有老师的架子，同每名学生之间的关系都非常融洽，他更像一个善待弟弟妹妹的兄长。这一点，也许源自父亲李卓侯的行事风格。

1911年，湖北学务处命令本省的留学毕业生于农历七月十日(公历9月2日)以前去北京学部报到。为了应付官府，也为了更好地了解清廷统治中心的虚实，李四光这次决定前去应试。

科举制在1905年已经被废止，然而科举思想的余韵却远未根除，清政府很快找到一种中西合璧的新玩意儿，这就是所谓的科名奖励制度，具体办法是：对留学生进行考试，依据成绩给予进士、举人、拔贡等出身，名目包括工科进士、文科进士、格致科举人，甚至还有牙科举人。1905年，清廷举行了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

1911年秋天，一位儒雅俊秀、身材瘦高的青年，踏着矫健的步子走进北京铁匠营胡同，走进由敬谨亲王爱新觉罗·尼堪的府邸改建而成的清学部。这是李四光第一次进京，参加的是清政府组织的第六次游学毕业生廷试。各位须知，此时，李四光早已割去了头上的辫子！

10月4日，清政府公布了考试黄榜。众多甩着大辫子的学子引颈急观，现场一片嘈杂混乱，只有李四光站在不远处悠闲踱步，对李四光来说，旧功名他早已弃之如敝屣。

很快，一些已相熟了的学子们看榜后纷纷走到他的身边，祝贺他金榜题名。他向大家道谢，神态平静，望着远方，“工科进士”几个字后面，赫然写着——李四光。

本次考试，李四光被清政府列为最优等，同科高中的，还有日后在地质学界声名赫赫的丁文江、章鸿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章鸿钊和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同样名列最优等，被授“格致科进士”。这绝不是一个单薄的称号，“进士”由政府任用官职，领取薪俸，成为国家“公务员”，从此不用再自谋生路，可谓一步登天！

在众多学子或摇头叹息或欢呼雀跃时，李四光的平静绝非作秀，事实上，在京张铁路建成通车的第二年年初，立下汗马功劳的詹天佑被清政府授予“工科进士”后，旋即担任了归国留学生考试的主考官。在对考生发表讲话的时候，詹天佑告诫留学生们，在当时的中国，想做事就不要当官贪图安逸和富贵，但是想要干一番事业，取得一定的官职则是势在必行。

李四光并没有听说过詹天佑这番入情入理的话，但他的思维显然已超越了当时的詹天佑。在李四光看来，通过做官再做事业，已经不应该再成为学子们的追求，真正的革命，是要彻底打破旧封建、旧官僚的压迫，建立起一个真正“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美丽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