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唐以降直到明末清初，中国是东方世界的中心。不但是政治、经济的中心，还是东方世界的文明中心，中国人中的贤哲同样也是整个东方人民的灵魂导师。但是，从明际以后，中国在世界上迅速落伍了。

不过，就在明代，还是出了一位影响东方乃至世界的大思想家，这就是王阳明。

阳明心学早在王阳明在世时就传到日本。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6—17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了庵桂悟、中江藤树、熊沢蕃山。了庵桂悟（1424—1514)是日本著名高僧，他以80多岁的高龄亲自到浙江拜访王阳明，并将心学著作带往日本，可惜很快去世。其后的学者中江藤树、熊沢蕃山继续研究和传播阳明心学，形成了著名的中江学派。

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期，代表人物有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佐藤一斋、横井小楠、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郷隆盛等，他们以阳明心学为旗帜，要求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最终发动武装倒幕运动，为日本“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伊腾博文、东乡平八郎为代表，他们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一方面将阳明心学作为思想动力，掀起“明治维新”运动。作为日本海军大将的东乡平八郎，甚至将“一生俯首拜阳明”“阳明门下走狗”制成牌子，随时挂在身上。他率领日本海军在十年之内（1894—1904）打败大清帝国北洋海军和俄罗斯帝国远东舰队，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和世界强国。

1904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天皇就立即派出皇家代表团，由日本宗亲岩原大三、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偕驻中国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共6人，前往贵州瞻仰阳明遗迹。三岛毅题诗并勒石成碑，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该碑竖于贵阳东山阳明祠，“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皇家代表团的“阳明朝圣之行”，对中国产生极大震动。中国青年纷纷“以日本为师”，努力探求日本强国之道。这时，谭嗣同、章太炎、宋教仁、陈天华等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开始纷纷研究并“服膺”阳明心学。他们有的还亲自前往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活跃于中国社会各界，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王阳明学说开始在日本的流传也非一帆风顺，但慢慢地，王阳明学说找到了适合它生存、发展，甚至壮大的土壤。日本人讲求效率，更愿意学习直截了当的理论，而王阳明学说正具备这个特点；日本人更注重事功，学一尺就想用一丈，而王阳明正是把知与行融为一体，即重视知更强调行，可以直接用于社会，产生大的社会效应。

日本人研究王阳明，不像中国后来的各家学派，其虽不善于理论的精细分析，只要能用，不管是王阳明学说，还是与之相反的程朱理学，都统统拿来用。于是，王阳明的经典著作《传习录》在中国才整理完毕不到一百年，在日本就正式刊印了。在此之前，《传习录》和《王阳明全书》就早已流传。阳明学在日本还分了许多学派，像以熊译蕃山为代表的事功派、以渊冈山为代表的内省派都开始潜心钻研王阳明的著作。

日本明治维新是在幕府的黑暗统治和英、美、俄入侵日本的双重压迫下，大久保利通等下层武士推翻幕府政权，建立明治政府，从而实施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改革，不仅赶走了外国侵略者，还使日本由封建社会顺利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国富民强，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国家政权主要由幕府来掌管。自从1603年德川幕府的建立，结束了日本各国纷争的局面，幕府的将军就成为日本最高统治者，连天皇也不放在眼里，经常在政治、经济上制约天皇的行动。作为最大的封建领主，幕府把自己领土以外的土地分给260多个大名（大名相当于我国古代的诸侯）。大名和将军以下的家臣都叫做武士。武士主要负责保卫工作，农民则成为最主要的剥削对象，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任何自由，每年除交纳４０%—８０%的收成为年贡外，还要交纳各种苛捐杂税，负担各种劳役。

随着幕府统治的深入，对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剥削越来越重，往往辛苦一年的收成还不够交年贡、杂税，人们几乎无法生存下去。下层的武士也生活艰难，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心中的怨气在一点点积累，“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他们在急切地寻找能让他们反抗成功的思想武器。渐渐地，他们发现阳明学说中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阳明学说崇尚人人有“良知”“人人可以为尧舜”，这无疑为推翻封建等级的围墙提供了依据；王阳明学说提倡的“知行合一”鼓舞人们不仅要知更要行，正适合反抗中的勇往直前。日本人在用阳明学说寻找思想的武器，也在潜移默化中，根据日本的国情在改造着阳明学说。

阳明学说中最重要的原是“致良知”的修性修养论，而到了日本，占主流的却是“知行合一”，这正符合日本人注重事功，经济实务，勇往直前的心态。１８３７年，日本农民和市民联合起义的领导者大盐中斋，虽然他也讲王阳明的“四句教”，但他却把一种思想变为号召群众起义的革命口号，使阳明学说由“破心中贼”的武器变成鼓动“山中贼”起义的旗帜。

阳明学说崇尚教育治国，这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教育者不仅让明治维新的精英具备王阳明的思想，也让这个曾被看作“异端”的思想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医生、市民都对王阳明思想非常了解，甚至了解程度超过了中国人。

日本的领导人更是用阳明学说来治理国家，就如明治维新的开国元勋伊藤博文、井上馨都是日本阳明学大师吉田检阴（1830—1859）的得意弟子；有对阳明学说研究颇有造诣的安冈正笃，从中年起就成为日本各届首相的导师。日本工商界的领袖、社会精英也经常邀请安冈正笃去讲学，把阳明学说与日本的经济、政治、企业管理紧密结合起来。

在当今日本，最推崇王阳明的是被称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在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中，到处是王阳明良知学说的影子。

稻盛和夫曾说：“我的家乡出了两位对日本近代史的明治维新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们就是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曾经两次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他经常说，如果是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

当日本在近代史上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后，它的野心就像打足了气的球迅速膨胀，将贪婪的眼睛盯向了近邻朝鲜，乃至于中国大陆。

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除鉴山外，再开元山、仁川为商埠（通商的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当然日本人的野心却远远不止于此。与此同时，王阳明学说也小心翼翼地流传到了朝鲜。

一开始，阳明学说的命运和在中国一样，也遭到了官方打压。明朝中后期，王阳明学说在中国士大夫中流行。朝鲜来华使者对此不理解，认为“阳明敢肆己意，谤辱朱子，实斯文之罪人也”。信仰阳明学说的高官李瑶曾因为与君王谈论阳明学说的利弊，被贬为平民，他郁郁寡欢地回到家乡开始了隐居生活。不仅如此，朝鲜朝廷的一些官员还专门组织人马，编辑书籍《异端辩正》《固知记》，称阳明学说为“异端”。

然而，真理终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1906年洪范图、车善道领导义兵起义。义兵的队伍迅速扩大，到1908年全朝鲜的240多个郡都有反日的义军在活动。他们不断袭击日军和日伪机构，给日本的统治势力带来极大困扰。值得一提的是，起义军的将领们都略通阳明学说。

李瑶、张淮、崔鸣吉等人虽然丢了官职，仍坚持不懈地向普通朝鲜老百姓宣传阳明学说；阳明学派的泰斗郑齐斗也曾避居江华岛，潜心研究怎样将阳明学说与朝鲜实际相联系，以谋求民族的独立，他们呼唤“知行合一”，鼓励每一个老百姓都要保家卫国，投身到杀敌战斗中；他们在战术运用上，充分利用王阳明“变”的思想，“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采取游击战术，到处破坏交通公路线、铁路线，往往打得日军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