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生中并不把追求功名利禄、建立“事功”放在第一位，因为这不是“圣人”的主要任务。“圣人”使命是什么？追求道德修养人格的完善，并且把自己所学一点一滴教给众人，让“人人心中有定盘针”。

早在当官忙于事功，平定叛乱之时，王阳明就忙中偷闲，向别人“传道，授业，解惑”。等到正德十六年九月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后，王阳明回到家乡余姚，决心“好将吾道从吾党，归把渔竿东海湾”，要好好传授弟子，从此也开始了他讲学的昌盛阶段。

一开始讲学，就得到了钱德洪、王畿、王艮等众多弟子的真诚拥戴，求学者可谓风起云涌、震动朝野，其声势如同旋风一般，席卷山村遍野、皇城京都。

只不过“万事开头难”，阳明之说马上就遭到了上到朝廷、下到一些腐儒的反对。

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首辅杨廷和上书称：“王阳明的理论都是伪学，与官方哲学格格不入，应该予以取缔。”

此时，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正担任刑部主事，他也准备上奏皇帝，为恩师讨回清白，却遭到了王阳明的阻止。

王阳明微捋着胡须，从容不迫地对陆澄说：“今天下讲学之风盛行，此乃大势所趋，而反对我讲学的，必是怨恨我的人，他们空发言论，就是要引起我的愤恨，使我卷入政治斗争中。而我却偏不予理睬他们，有一天谣言终会灭亡，他们有一天也会不欢而散。”

陆澄听得将信将疑，却也只有按照恩师的意思，按兵不动。

果然不出王阳明所料，不到几个月，反对王阳明学说的人就不攻自破、消声匿迹。而王阳明教学不但没有停止，听讲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这其中弟子王艮的作用不容忽视。

《年谱》记载，王阳明居越讲学时期，王艮在会稽“侍阳明朝夕”。王艮见阳明的学说不能被世人广泛接受，就感叹说：“风力不能远行，是弟子我的罪过啊！”

于是，他辞别了恩师，打着“团结山林隐逸，开导市井蒙愚，同天下为善”的旗号，坐着小木车开始周游天下。凡所到之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通俗易懂的言语讲解王阳明学说的精髓。

而各地的百姓更是热情倍至，到处奔走相告，嘴里说的、心里念的几乎都是“王阳明”。王艮讲学的成功，无疑给王阳明学说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和巨大的鼓舞。

明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在越居住有二年了。他已由二年前父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病情也有好转，便受郡守南大吉之邀，在稽山书院开始讲学。此次讲学将王阳明心学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听说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开讲，无数的文人志士从天南海北，不顾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地赶来。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人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堂、黄梦显等人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人来自直隶，甚至连海宁年近八十古稀的诗翁董法也拄着拐杖，抱着诗卷三步一歇地赶来了。

一时之间四方学者环先生之室而居，每一个僧舍常住十人之多。夜里没有足够的床铺，只好轮番睡觉。可想而知来听讲的人多到了什么程度。

每天王阳明开始讲课时，整间房子被人围得水泄不通，有的人实在没有立足之地，只好金鸡独立，单脚站着听，后来听入了迷，以至于忘了疲倦。

就这样春夏秋冬、月无虚日，送走了一批，又有一批紧随而来。听完王阳明的讲学，蒙昧的人悟出真知，迷茫的人顿时清醒。这种盛况，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面对如此众多的弟子，王阳明怎样才能一一传教，答疑解惑呢？

“士之初至者，先令高等弟子教之，而后与之语。”每次新来的人，先由钱德洪、王畿这样的高足弟子传授入门之学，等到略有精通，再由王阳明亲自传授。这样一来，教学的效率大增，受教的人更多了。

这一年八月中秋，月白如洗，王艮等弟子与恩师共度中秋。

于是，王阳明与众弟子在天泉桥上摆上酒宴。酒过半酣，王阳明让弟子做歌诗助兴。于是，众弟子纷纷踊跃参加，比试开了。会箫的人箫声悠扬动听，会琴的人手指纤细拨动，有的人在琴箫的伴奏下放声而歌，场面异常热烈。

王阳明见大家兴致盎然，自己亦任性忘情，与众人同歌载舞。仕途多年，似乎每次建立事功后王阳明也没有这么高兴过。这一天，是王阳明有生以来最惬意的一天。他望着手舞足蹈的弟子，突然生起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满足感，随口而作诗云：

处处中秋比月明，不知何处得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成郑康成。

短短几句，教书育人、修身养性而带来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嘉靖四年十月间，在王艮等弟子的努力下，阳明书院在越城建成了。从遭人反对到书院的建成，阳明心学的传播向前走了巨大的一步。

阳明书院为天下的学子求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成为阳明学派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经常举办一些讲会活动。为此，王阳明还专门制定了讲会的条约，要求主讲人学术地位平等，争论自由民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讲完后别人也可以站起来反驳。这无疑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畅所欲言的机会。

弟子王畿、钱德洪等也是非常憎恨科举制度，怨恨它让一批真正有才华的人名落孙山，而榜上有名的多是只会背八股条文的迂士。他们就决定不参加科举考试，不去做官，还在山坡上修了一个别致的小亭，取名为“远俗亭”，意思要与那些假学者彻底决裂、决不同流合污。

王阳明知道后，并没有赞扬他们的做法，而是教导他们说：“吾非以一第为子荣也。顾吾之学，疑俗者半，子云京师，可以发明耳。”意思是说，并非科举就是为了当官，我的学说，怀疑相信的人各一半，你们去了京师，还可以到处讲授啊！

其实，这只是王阳明让他们去考学的借口，在王阳明心中有更大的人生哲学，这就是要以学术和教育来救国的愿望，“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有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他叫弟子去参加科举考试，只有考上了才能当官，才有权力去救国救民，否则一介书生，又哪有本事让天下人信你、听你呢？

至于科举的腐败，光靠口头的抨击也不行，只有自己位高权重，才有能力去改良它！这才叫忍辱负重、志向远大。

当弟子明白了王阳明的意图，更是对恩师敬佩不已。

从正德十六年九月到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专门从事教育整整六年。“花开花落，春去春回”，王阳明将自身的所悟所感点点滴滴传授给弟子。直到嘉靖六年九月，广西少数民族叛乱，王阳明才不得不停止教学，以残喘之躯带兵上阵，再一次充当了拯救明王朝危机的救火队长。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王阳明培养了一大批才学卓越的弟子，如浙中的钱德洪、王畿、陆澄、黄宗明；江右的邹守益、欧阳德、陈九川、何廷仁；北方的大吉；南中的黄省曾；楚中的林信；泰州的王艮等，这些人后来成为阳明学派支系的开创人物，对于阳明学说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王阳明还写了许多篇著作传世，如《传习录》由原三卷增至五卷，《文录》四篇刊行，多篇理论著作如《稽山书院尊经阁经》《亲民堂记》等也广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