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我走进这条巷子。巷子里的台阶不见了，两边的高楼增加了不少，但比以前清静多了。

我小的时候，傍晚可是巷子里最热闹的时候。这条巷子，在新华日报社旧址旁边，当时名叫韦家院坝。

小巷里弯弯曲曲的，不时有几级十几级台阶。巷内房屋的外墙斑斑驳驳，墙角能看到绿黑相间、湿漉漉的苔藓。记忆中，重庆小巷，大都是这个样子。

临到傍晚，下班的、放学的、挑担的、拉板车的……住在巷子里的，都回家吃晚饭。巷子里，人群川流不息。

那是困难时期，家家吃饭，都在屋内。临街的也是如此。偶尔，能看见一位大姐端着碗，碗里黑乎乎的，坐在门槛上，眼睛无精打采地朝外望。或者一两个小娃娃，捧着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碗，蹿出门外，但很快屋里就传出呵斥声，小娃娃立刻返身折回屋里。

我家那时就住在这条巷里。中午放学后，一般就在附近伙食团吃“罐罐饭”；晚上才回到家里吃晚饭。平时在家吃饭的，只有妈妈、姐姐、我和弟弟。

每次饭桌上，只要有一点油荤，我和弟弟都急不可耐。20世纪60年代初，我和弟弟都很小，我们在饭桌上的活跃，总是遭到姐姐的阻挠。她是要我们让着妈妈，让妈妈多吃一点。姐姐在妈妈面前，不动声色，私下却悄悄地用眼色暗示我们。

有一次，晚饭时，桌上放着一碗难得的回锅肉。那是姐姐单位伙食团凭票供应的。姐姐一口未吃，端回家里。吃饭时，我的筷子大概在肉片上太专注、太频繁？姐姐在桌下踩了我一下。这下踩痛了，我哇地一声哭了。

妈妈莫名其妙望着我，问怎么回事。

我把筷子拍在碗上，指着姐姐：“她踩我！我一夹肉，她就踩我！”

妈妈明白了，也放下了筷子。叹一口气，半天没言语。过了一会儿，才轻声对姐姐说：“你在干啥嘛？唉，让他们吃，让他们吃。”

后来年景有了好转，饭桌上才慢慢有了变化。

临街的人家，晚饭也逐步由屋内转向屋外了。或者干脆把小饭桌搬到门口。这些人家放在桌上的，是几瓶老山城啤酒，还有油辣子拌的凉菜。红油漫在盘子里，发出诱人的香味。当然也时常看见桌上有一大盘回锅肉。

巷子里，有一块小坝子，居民们称为“水站坝儿”。

家家户户的生活用水，都是用水桶到水站坝儿去挑。可以想象，水站坝儿是巷子里很热闹的地方。各家的水桶，有大有小，为公平起见，水站坝儿设立了“公用桶”，作为收费取水的标准。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挑水的居民们中的闲话和纠纷。

水站坝儿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地段上，要开以斗争为主题的群众大会，居民们都端个小板凳，到这里汇聚。有一段时间，家里只有妈妈、我和弟弟。其他人都在外上班，不常回家。妈妈经常被地段上的代表通知，晚上到水站坝儿开会。

后来才知道，妈妈被人“检举”了，并戴上了“帽子”。原因是她和邻居拉家常时，曾说过，1949年以前，孩子他爹在工厂做工，家里有点经济来源。自己省吃俭用，攒了点余钱，放过贷。这不过是在摆龙门阵，说者无意，听者却惊骇不已。在“坦白”或“检举”气氛很浓的当时，妈妈立刻被人检举，并稀里糊涂地成了“漏划地主”。当时，妈妈瞒着我和弟弟，因为我们还小，刚上小学。

妈妈每次出门去开会前，都要给我们洗好脸、洗好脚，然后一遍一遍地嘱咐我要听话，把弟弟带好，早点睡觉。然后“嘭”地关上门，把门反锁上，走了。

过道里“咚咚”的脚步声，越来越小。

我和弟弟在家里，借助昏暗的灯光，用手掌在墙上投下各种动物的影子。影子在墙上游来游去，很活跃。那是动物们在一起欢快地打斗、嬉戏。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和弟弟玩着玩着，就睡着了。每次都是这样。

有一天在学校里和一个同学发生争执。这个同学指着我，说我是“地富反坏”的儿子。并说：“你妈在水站坝遭群众大会斗争！我亲眼看到的！”

我顿时愣了。头脑里，我与弟弟在家里嘻嘻哈哈地玩耍的那些夜晚，与水站坝儿里，群众高呼口号的情形，叠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