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李树均是1936年重庆大学首届毕业生。他毕业就进入重庆自来水公司，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工务科的员工奔忙在山城的大街小巷，安装自来水管网，维护管道的畅通，解决偷水盗水投诉纠纷。这种工作被公司员工称为“扫街”。

今天的人们体会不到吃水要到长江、嘉陵江去挑水的滋味。

重庆自开埠以来，虽然有长江、嘉陵江两江环绕，但山高水低，城区饮水是很困难的，全靠挑水工送水，那时挑水工高达数万人。目睹此景，徐悲鸿画了一幅著名的挑水工汲水图。可见那时自来水在重庆之金贵。

1984年前，重庆人才吃上自来水，那时的重庆自来水厂在打枪坝，主要供应七星岗以内的老城区和两路口、上清寺一带新城区的用水。重庆市首任市长潘文华是创建自来水厂的首倡者，山城自来水之父，留德的税西恒先生是设计自来水厂的总负责人。

上了七星岗城墙，朝上走，就是鼓楼巷，顺着上去，就可以到自来水厂，如果走下面金汤街上去，从重庆妇幼保健院上去也可以到。

1936年7月7日午后3点钟，李树均第一次“扫街”，他以科员的身份带着员工去存心堂处理水站私售自来水的纠纷——那时自来水管道没有进入一般人家房屋里，要吃水，要挑着水桶到水站去买。管理存心堂水站的刘树林却私自售水并殴打前去关闭水站的员工。这还了得，李树均和其他人追拿刘树林至百子巷口，才在警备部的协助下，扭送到公安局处理。重庆市第三任市长李宏锟接到自来水厂整理处处长潘昌猷（注：当时的最高负责人）的呈文后，直接向公安局长何叔衡发出训令，要求惩办。这样一件“小事”，竟然是处长上呈文，市长发训令，局长处理，就不难理解自来水那时在重庆的宝贵性了，对私自售水惩处的严厉了。

（二）

在抗战时期，自来水就更为珍贵了，到1938年，日机已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到1939年，造成“五三”“五四”大惨案，水就更弥足珍贵了。那时李树均已经是工程师，负责工务处工作。

日本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实施为期5年半的“重庆大轰炸”时期。在日军轰炸过程中，中国军民伤亡两万余人，整个城市几乎被毁。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自来水厂工务科的工作，很少发生售水之类的纠纷，更多的是与日机轰炸后的抢修管道、灭火联系起来。那时李树均成为率领工务科员工冒着日本的轰炸，奔忙在管道线路上抢修的指挥者、工程师。在“重庆大轰炸”时期，不说自来水公司其他部门的艰辛，单说李树均率领的工务科抢修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代价，虽然没有统计资料，但可以想象。2012年重庆自来水有限公司成立80周年的纪念册《历程》第二章烽火家国（1937—1945）讲述了大轰炸时间自来水公司的设备、厂房毁损，公司员工的伤亡；讲了公司取得的战绩和受到蒋介石撰文的赞誉、重庆临时参议会发来的慰问电等。

（三）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二火灾”，据说被称为世界十大火灾之一。

时当盛夏，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更是酷热难当.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下半城陕西街余家巷内突然起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瞬间，从东水门到朝天门，从陕西街到千厮门一带，几十处高大的火头，无情地吞噬掉幢幢民房，连成一片火海。

大批无路可逃的市民在腾腾烈焰逼迫下，只好退向河边沙滩。斯时恰值江水上涨，朝天门江边的大片沙滩已被淹没，逃难的市民潮水般地拥上停靠在江边的木船和趸船。临嘉陵江而建的大批房屋带着烈火垮落江边，又引燃了停泊在江边的船只。火船把停靠于嘉陵码头附近的一只民生公司油船引爆燃烧，油漂到哪里，火就燃到哪里。一时，满江是火，满岸是火，烧死和淹死市民无数。大火因烈日和风势助虐，到处逞威，朝天门一带火光冲天，大火延续了十几个小时，最后被位于新街口的美丰银行（现中国人民银行）、位于字水街的中国银行（现重庆饭店）和位于曹家巷口的川盐银行（现重庆饭店旅馆部）等几处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挡住，方才停熄下来。平时摩肩接踵，熙熙攘攮，被称之为重庆华尔街的银行区和重庆港的仓库区，一夜之间化为一片瓦砾。

历史档案资料统计：这场大火烧毁大小街巷39条，学校10所，机关10处，银行钱庄33家，仓库22所，拆卸房屋236户，受灾9601户，灾民41000人，有户口簿可盘的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余人；物资损失棉花15万担，棉纱2500余件，布匹2000余匹，食糖640多万斤，食盐1000余万担，粮食2000余担，以及大量汽油、桐油、猪鬃、烟叶、纸张等物资。据和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中国、川康银行有关档案材料记载，仅猪鬃一项，即可折币当时的近25万元美元。

“九二”火灾后，国民政府嫁祸于共产党，并煞有介事地公开处决所谓的“共谍” ；中共也还以颜色，指责国民党纵火。

1951年3月13日，我父亲蒙冤坐牢，后得以纠偏。出狱后，我母亲又意外出事去世，父亲决计结束重庆的“扫街”生涯，申请调到雅安去设计修建自来水厂。此后又被抽调到成都西南市政工程设计院，先后主持修建内江、万县、荣昌的自来水厂。1959年，在修建内江自来水厂时，节约经费30多万元，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积极分子代表会”。

但是，蒙冤坐牢这段历史一直伴随父亲终身，成为父亲终身憾事。

船走川江

“呜……”轮船一过长寿县城，就对着江雾中渐渐清晰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朝天门码头亢奋地鸣笛。

这是一艘重庆至武汉的客运船，一个月的时间它从朝天门码头起程在宜昌打个转，装满一船的峡江风景，装满一船的奇闻逸事，也装满船工们被江风吹焦的干柴般的欲念，回到那个坐山抱水的家乡。

杜船长一只手提了托人从上海带的包有“玻璃”纸的糖果，一只手提了用旧报纸裹紧的烟叶和烟丝，慢慢地沿着岸边的石梯往家里走。他的家就在老城里巷子头的吊脚楼上，家里有嫁给他10多年的婆娘和两个人称赔钱货的女儿。杜船长每次回家都得穿过那个叫“东水门”的破旧的老城门，每回上岸都不慌不忙的，他才不想像船上那些后生家鬼追起一样往屋头跑呢。

“没有风来，没有浪哟，船驳子啥，啷个在晃哟，大姐幺妹嘛，你猜一猜呀，看看哪个啥能搭得上哟。嗨……”

杜船长踱着方步，哼着抒情版的川江号子就来到了自家门口。照例，他那话语不多的婆娘会打一脸盆滚烫的热水放在洗脸架上，腾腾的热气一会儿就模糊了架子上的镜片，遮掩住了船长有些急切的眼神和婆娘脸上的些许的慌乱。

忽听得巷口一声吆喝：“楼上楼脚的倒桶哟！”各家各户的门就吱吱嘎嘎打开了，宽衣解扣的女人们，趿拉着拖鞋，揭开捂了一天的尿罐，“噼噼啪啪”往板车上的大木桶里倒，一时间黄汤直下，臭气熏天。船长这时一准会趴在窗台上往楼下张望，因为那些在街沿边蹲着洗刷尿桶的女人们一准露着如去皮的藕一样白的小半个屁股。

那一夜，船长的鼾声半条巷子都听到了。

船长对婆娘说：下趟水跑完南溪到宜宾的短途就回来过年。大年三十的早上，他驾驶着装有百来号人的客船顺江而下。船上都是些去宜宾办年货的农民和商人，还有从抗战前线下来养伤的国民党伤兵。当船行至一个叫“筲箕背”的地方，正遇江中礁石上有人“打滩”。满船的人都围向一边看闹热，致使船身严重倾斜。江水进了底仓，慢慢淹过了脚背，淹过了膝。船舱里鸡飞狗跳，乱成一团，眼看船身就要翻转，杜船长用锤子砸开了驾驶室的玻璃窗，顺着水势朝下游游去……

不知过了几天，船长睁开像磨盘一样重的眼皮，在屋顶一口天窗投下来的昏暗的光线里，他看到一张年轻女人熟悉的脸，这女人就是住在南溪下游10多公里的江安县城的殷寡妇。前年，因婆娘一直未生男娃就叫两个女儿认下了已有1个儿子的殷寡妇作“干媬媬”（干妈），说是将来好养男娃。

突然有一天，船长婆娘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由分说地照着殷寡妇的脸就是一大巴掌，这寡妇不哭也不闹，当晚把娃儿拉到船长和船长婆娘跟前，硬要他们认下娃儿作干儿。第二天一早，殷寡妇就失踪了，有人说看见她在下江一带帮人。船长在坐了当局几个月的大牢后恢复原职，一直干到解放，干到退休。

杜船长生名叫杜开明，因出生在长江边的巫山深处，且为人爽快，做事敏捷，兄弟伙们便给他取了个极富个性的外号——“杜鲫壳”。

“鲫壳”十一二岁就跟着父亲在大宁河里放排，跑货运。他们把山里的药材、山货等经大宁河放到长江，又把城里的烟草、洋酒等从大宁河拖进山里。“哟呵呵……”的号子一起，木排便像一张树叶顺流而下，放排人的歌声也跟着被拖出去很远。

“那边的妹子亲又亲哟，好像河里的鲤鱼精。河里的鲤鱼莫慌走嘛，让哥下河来亲一口。”

“鲫壳”长到15岁时就来到重庆的李家沱“接漂”（大船无法靠岸，用小木船划过去接大船上的货物上岸）。“接漂”的人要下水推船，他们只穿一件过膝的长衫，里面连**也不能穿，每往深水里走一截就把衫子往上卷一截，直到白晃晃的屁股出没在白晃晃的江水中。到了有一天“鲫壳”也羞于卷起他的长衫时，他就跟着父亲上了大轮船，正式在川江上的客货轮上当上了水手。

他除了干水手分内的事外，还兼干杂工的活路：给船长打洗脚水，给客人和其他船员送饭。只见他一手端碗碟，一手撑着船栏杆起身一跳，轻巧得像鲤鱼跳龙门，从船尾的厨房到客舱和驾驶室一圈的路程被他省去一大半。由于精明又勤快，未满三年他就当上了舵工。一站上驾驶台，“鲫壳”就特别兴奋，一兴奋他就会情不自禁地“讴”几句自创的“打油诗”：

不图富来不图有，但愿长江化成酒。闲来躺在沙滩上，一浪打来喝两口。

就像走下水的船一样，“鲫壳”以后的晋升路是顺水又顺风。从三副到二副，再从二副到大副，时间一到就上一步楼梯，不磕不碰的，但他觉得生活似乎过于平静了，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在浪里“扎猛子”的人。不久，这样的机会还真就来了。

这一年已是船长的“杜鲫壳”驾着“江渝轮”从重庆经三峡直抵上海。百余名商人和游客在轮船一进三峡就齐刷刷地站满了甲板，“咿咿呀呀”地兴奋个没完。当轮船驶进瞿塘峡里一个叫“白鹤背”的石滩前时，船舵突然失灵，对直朝黑压压的礁石冲去。杜船长命舵工强行启动应急舵：“对到石滩开，不要偏舵”！轮船便开足马力向石滩驶去，全船的人都吓得闭上了眼睛。然而，轮船在接近石滩时却顺着两边的水势擦着礁石驶过……从此，“杜鲫壳”在川江航运上名声大振，船员们明里暗里认他为真正的“船老大”，于是他就理所当然地有了“山大王”的待遇……

退休后的杜船长还是丢不下他的“浪里人生”，他干脆在朝天门码头的一个老茶馆召集起一群川江船人，一帮老哥，一根烟杆，一杯老茶，一通旧话，一坐就是一整天。

“文革”期间，家家户户挖地道，备战备荒。一天清晨，见时间还早，杜船长想先拐到老船工家吹“龙门阵”，哪知黑灯瞎火的堂屋正中挖有一个一米多深的坑道，船长一脚踩空，摔了下去。奇怪的是那柄叶子烟杆“毫发未损”，一杯浓茶滴水不撒，但他却因右腿粉碎性骨折被送到医院。

医院的好医生都下放改造了，船长的伤腿被一帮工农兵学员当成了活教材，大小手术共9次，埋在骨头里的钢针再也取不出来。长江上的“蛟龙”，叱咤川航的船老大，被搁上浅滩，再无翻覆之日。或许是前40年他开着船把该走的路都走完了，这后10年老天爷要让他在**度过，寸步难挪。

这10年，不知道多少次他在梦里穿云破浪，快意行走；不知道几回梦醒时分，他老泪横溢，暗自伤神。他一天天萎缩下去，吼声渐少，鼾声渐弱，直到一天夜里，已是肺癌晚期的他，不哼不喊悄悄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