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凤凰台这条小街住了将近40年。

狭义言之，称得上“故城”的，仅是“九门八码头”范围内的重庆老城。我就是所谓“城头的崽儿”。老城分上下半城，我是“下半城的崽儿”。我的户口一直在南纪门派出所，失业时的工作由南纪门街道办事处分配，所以我又被归纳为“南纪门的崽儿”。

居住之地无典不雅。《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南纪门地区素来是重庆的蔬果集散地与牲畜屠宰码头，据说也是专吃毛肚鸭肠腰片的重庆火锅发源地，下里巴人多，嫌犯也多，把这里的城门取名南纪门显然有法纪约束之意。

凤凰台就在南纪门。重庆城门又有“九开八闭”之说，其中一个闭门“凤凰门”，就在正对着凤凰台的马家岩城墙下，凤凰台的街名大约就源自于此。李白名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赋予了我住的这条小街某种深深失落的不吉祥的色彩。

1958年初，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开始失去23年自由的。他在《四川工人日报》当文艺编辑，以为工会主办的报纸就应该为工人说话。我后来发现他落难前在废稿笺背后写有一首咏李白的诗，第一段是：“儒学何所用，我狂歌笑孔丘，千山万水不够我遨游。不是相信云岭会遇真仙，朝中世上太多假面猴……”

报社宿舍就在凤凰台25号（后来改为9号），那里面两个小院坝一个篮球场住有三四十户人家。我家住在内院两间屋内，那里记录了我们快乐的童年。父亲下狱后，报社把我母亲和她的6个子女从宿舍撵走。所幸我母亲所在的印制一厂收留了我们，职工宿舍就在凤凰台1号，与25号仅隔一个水沟巷。

凤凰台1号院子以其户数多达百余，真可谓重庆城的头号大院。它由三组楼房组合而成。其中雕梁画栋的一组楼房面对滔滔长江，长年被封死的石砌院门上，有斑驳的“清白家风”四字。另一组楼房在凤凰台南街口，院门也是长年封闭。唯在上世纪的“红色饥荒”年代一度被打开，成为“城市人民公社食堂”之一的“上游食堂”的大门。第三组楼房的大门才是整个大院长年开放的院门，它正对着凤凰台街另一侧的法院，紧挨法院是个犯人转运站。后来知道民国时期这里已有法治单位“审判所”，其渊源也许来自南纪门取名之初。

这房屋众多的“清白家风”里住的自非等闲之辈。那是清末民初当过重庆商会会长的实业家和古琴家杨庭五的后嗣。杨家花园原在如今的龙湖花园一带，其子杨少五继承家风家产和琴艺，抗战期间曾在城里凤凰台此处成立“天风琴社”，社员有于右任、冯玉祥和荷兰外交官高罗佩等。1950年土改时房屋被没收，住进印制厂工人80余家，杨家被撵到厚慈街86号三间屋内。1955年3月，杨少五在一个深夜被抓走判刑，家中珍贵文物含20张古琴被博物馆没收。1958年下半年被放回来，全家就住进了凤凰台25号我家腾出来的那两间空屋内，那时工人日报社已迁到成都去了。

凤凰台北街口紧接厚慈街，丁字街口那里是我读高小的厚慈街小学。我初小读的市级干部子弟校巴蜀小学，父亲蒙难，家境大衰，再也缴不起那贵族学校的住读学费，才转学到这所平民小学来。厚慈街小学隔壁是市中区看守所，门牌是厚慈街107号，看守所的外号就叫“107”。“文革”期间，我家幺兄弟和他的美术伙伴们用画笔伪造露天电影院的门票，初为白看电影，后来发展为卖钱，得来的“赃款”全用来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之类。警察抓捕他后虽然深觉惊讶，还是拘留了他一星期，就关在这 107里。107里的犯人按潜规则从不互通姓名，均以居住地相称，我那幺兄弟在那里面就叫“凤凰台”。

关于现在已拆成停车场的凤凰台1号这个大院，重庆民居建筑摄影家和画家都没遗漏过。戴前锋的《故城》中的蝉声，其间不时响起同样清脆而悠长的小贩叫卖：“冰糕凉快哎冰糕——香蕉冰糕——橘子冰糕——豆沙冰糕……”后来随着时代的脚步而节奏加快，变成了“冰糕凉快！冰糕四分五分的六分！”凤凰台街上一个夏姓同学的老父，络腮长须，虎背熊腰，却挎一小篮叫卖，篮内装的灯草、使君子和醪糟粬子之类，叫卖很干脆：“哎醪糟粬打食粬！”另有一个挎篮走街串巷的干瘦老头儿，唱的是顺口溜：“哎老青果，三分钱来买十颗，哎吃了又清热来又清火……”

悽凉点的声音是街上那个30多岁容貌秀气的女人，她整日在街上精神恍惚地吟唱着：“坦坦白白老老实实我没有病……”我们都叫她“坦白疯子”。她有个粗俗的男人，小孩子们都觉得他俩不般配。最好笑也最具时代特征的是1号大院那个有点耳背的门房老头，常常在晚饭后摇铃到院内各巷道，叮当叮当，总有几个小孩笑嘻嘻跟随着他一起拖声遥遥地喊：“哎～开会罗，七点钟，传达室门口，开群众大会，每家去一个，自带板凳，家家都要到堂啰……”若要把凤凰台特别是1号大院的故事写下去，哈，那是一部长篇小说，书名也许就叫《凤凰台的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