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两个星期也不会出现一例死刑，有的时候，一天之内他们便会杀5个人。”易卜拉欣表示，“对一般人来说，罚款简直无所不在。开店可能被罚、停车可能被罚、收拾垃圾可能被罚。他们必须这样横征暴敛，才能付清那些外籍佣兵的工钱。我们什么都不敢干，因为干什么都有可能被判死刑。”

极端分子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让易卜拉欣不能容忍。“伊斯兰国”占领拉卡之后，各所学校一直大门紧锁。终于到了再度开学的时候，但学校里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原来的课程表与教科书统统不见了，因为宗教极端分子容不得这些“异教徒的书本”存世。孩子们只能接受宗教课程。同时，城里的几百名孤儿全被抓进了军营。他们在那里学习操弄枪械和驾驶卡车，以便以后执行自杀式任务。有时候，易卜拉欣会看见“伊斯兰国”的娃娃兵招摇过市。他们手握真正的枪械，身上的制服肥大，很不合身。

“有些小孩儿还不到16岁。”阿布·易卜拉欣说，“学校一关，他们无事可干。极端分子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样子，很是吸引他们，他们就主动加入了宗教极端武装。”实际上，“伊斯兰国”旗下娃娃兵和少年兵的队伍一直在不断扩充。他们甚至开设了专门的“推特”账号，介绍训练营当中的情况。社交网站上的照片与视频可以为证，“伊斯兰国”驱使未成年和青春期的小男孩穿上军装、操弄武器、进行军事演习。有的时候，极端分子还会把处决犯人的活儿交给娃娃兵去完成。

易卜拉欣觉得，“伊斯兰国”此举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极端思想的继承者。将来，巴格达迪一伙很可能遭遇军事挫败，但有了这些思想狂热、为了听从命令而不吝杀人的追随者，极端组织的日子可能要好过许多。提起这些年轻人，易卜拉欣说：“他们都被洗脑了，他们也成了极端组织的忠实追随者。”

在那个时候，“伊斯兰国”的战况还算顺利。巴格达迪宣布进军叙利亚之后，几个月不到，宗教极端组织的兵员总数已经扩充到了近10万人。其中，还有不少人不远万里潜入叙利亚，投到巴格达迪的帐下。这些国际队伍成员的国籍，据说涉及了近50个国家。叙利亚反对派的其他成员—从“叙利亚自由军”到“努斯拉阵线”无不抱怨，“伊斯兰国”在招募人手方面总是占得先机。当然，这不仅仅因为巴格达迪开出了更高的薪资。“伊斯兰国”吹嘘的宏大目标—建立一个超越国界的伊斯兰国家，才是吸引众人来投的根本原因。

“伊斯兰国”的“推特”账号和“脸书”官方页面上，每天都会更新不少内容。内容提供者大都来自欧洲、北非和中东各地。他们投奔巴格达迪，主要是被他口中的愿景所吸引。他们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不仅仅存在于天堂，在现世世界里也能找到痕迹。2013年8月，一名自称纳斯鲁丁·莎米（Nasruddin al-Shami）的叙利亚籍宗教极端分子上传了一篇“推文”。文中，纳斯鲁丁觉得，加入“伊斯兰国”的时候，自己“好像闯进了一场全球大派对”。“这里，既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地区的战士。”纳斯鲁丁写道，“在这里，我遇见过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人，也有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人，还有埃及同伴和伊拉克人。我遇见过黎凡特和土耳其来的同伴。我还遇到过法国人、英国人和巴基斯坦人。总之，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数也数不清。他们都是可爱的同胞兄弟，大家的目的都是拱卫我们的信仰。”

面对英国记者，一名英国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表示：“这里的生活实在有趣，有点像那个电子游戏，叫什么—对了，《使命召唤》（Call of Duty）。”英籍极端分子表接着说：“这是真人3 D版《使命召唤》，你懂的。一切都在你眼前发生。那种感觉，你可能无法体验。”

拉卡，城镇中心的集市里，胡子拉碴、手提枪械的外籍“圣战士”数目不少。有时候，他们似乎比本地人还要多。“伊斯兰国”的统治貌似根基稳固，好像会千秋万代存在下去。巴格达迪一伙金库中的存货也越来越多，这因为一方面，“伊斯兰国”在不断讹诈占领区的人民和商户，另一方面，巴格达迪一伙在叙利亚北部的沙漠中占据了不少油井。每一天，“伊斯兰国”可以售出4万桶原油。油井在手，他们自然赚得盆满钵满。易卜拉欣发现，几个月前急于攻下拉卡的“圣战士”们，目前似乎并不急于另辟新土，他们甚至开始有了慵懒的倾向，只有在对犯人行刑的时候，他们才会显得容光焕发。鞭笞与枪毙犯人之余，极端分子也会去餐厅放松、去网吧上网—浏览的还都是西方网站。易卜拉欣甚至撞见过他们出入药店购买“伟哥”的场面。

对于占领者来说，天堂一般的“伊斯兰国”无疑已经在现世实现，当然，这个天堂可能有些寒酸。手持武器的宗教极端分子对现状似乎非常满意，无论好坏，这都是他们的领地。但是，对于拉卡的其他人而言，生活就像易卜拉欣描述的那样—只剩下“恐惧与落后”，而希望之火已然熄灭。

2013年4月，巴格达迪的改革措施出台后不久，穆阿兹·穆斯塔法就悄悄溜进了叙利亚境内。此前，他已是多次这般不请自来。每一次，他都会先行抵达土耳其的哈塔伊省（Hatay），利用边界线上铁丝网的一处缝隙钻到叙利亚。叙利亚国境最北的这一角，早已不是巴沙尔的领地。一年之前，反对派就“解放”了这里。穆斯塔法一路步行，奔向希尔贝特·乔兹（Khirbet al-Joz）—那个小镇，如今是他的“叙利亚危机救援队”的前线基地。前国会雇员和他的同事们现身此地，主要是为了组织各项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历经持续数月的战争与劫掠，小镇至今尚未恢复元气。上一次，在穆斯塔法等人的帮助下，小镇的警察局重新运作起来。此次故地重游，他要和几位当地人士磋商一些事务。当地人很想开设一个小型法庭，以便处理一些小型纠纷。这天，除了这几位热心法庭事务的当地朋友，穆斯塔法可没想到自己还能撞见其他的陌生人。

会谈开始，一名衣着考究的律师率先做了自我介绍。他叫马哈茂德（Muhammad），今天来到小镇，是受一位客户所托。客户对于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的法律问题很感兴趣。提起客户的名字，他语焉不详。在座的其他人一再追问，马哈茂德才说出了客户单位的名称：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受‘伊斯兰国’所托……”

此言一出，每个人都愣住了。美国客如此，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是如此。政府军撤走之后，后两类人就一直寓居当地。

“我们当时都吓呆了。”穆斯塔法回忆，“那位律师一身西装，年纪在50岁上下，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会上，“伊斯兰国”的代表很少发言。他只是认真倾听、认真地做着笔记。只有一次，他突然插话表示，自己的客户觉得，宗教法律要比世俗法律更为优越一些。

“那一次，我们没有讨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穆斯塔法表示，“因为，我们不想有这么一位不速之客在此旁听。”

律师走了，后来，穆斯塔法再也没有见过他。不过，他留下的“气味”，好似久久不能散去。没错，“伊斯兰国”已在叙利亚坐大，而且，他们还想干预这个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时候，穆斯塔法已在“叙利亚危机救援队”工作了两年。他的人生已经和叙利亚的命运紧紧绑缚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他从未预料得见。“伊斯兰国”代表的出现，仿佛是个凶兆。2013年年初，穆斯塔法对于美国的干涉已经不抱希望，于是，他只能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解决实际问题当中。至少，他还可以改善一下巴沙尔控制区之外的农村人民的生活。不过，在推进这些具体工作的过程中，他总要面对重重的困难—反对派内讧频繁、腐败横生，从阿拉伯富国流入的黑金正在发酵；宗派矛盾日益尖锐，严重阻碍了各派合作，甚至还导致了血腥的杀戮；更别提还有“伊斯兰国”这个大问题。这些荷枪实弹的宗教极端分子，几乎和其他一切势力为敌。他们取缔了法院与警察局，颁布了自行其是的所谓的“宗教法律”。他们势力强大，远远不是其他反对派能及的。因为他们的存在，西方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犹豫。

慢慢地，穆斯塔法对于叙利亚越来越熟悉。他常常来到这里，还会在变幻不定的边境线上冒险徘徊。他和反对派领袖交流，也努力和记者、国际义工、外交官及慈善家建立人脉关系。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被迫关门之后，美国人失去了直接观察这个国家的机会。穆斯塔法从第一线发回的报告，成了大家窥望叙利亚的一扇窗户。后来，有人怀疑巴沙尔的部队涉嫌小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为此，他们希望穆斯塔法等人帮忙弄到“血样”，以便检验。穆斯塔法等人一口答应，并完成了这个使命。

2013年5月1日，穆斯塔法迎来了又一位不速之客。约翰·麦凯恩突然造访叙利亚。在卫队的保护下，参议员（代表亚利桑那州）穿过一段反对派武装控制的边界线，进入了叙利亚的国境。他来到“叙利亚自由军”基地所在的小楼，会见了12名反对派领袖。对方轮番上阵，一起指责华盛顿当局不肯向自己提供武器。他们抱怨，美军甚至没有一点空中支援的意思，只能任由巴沙尔政府军的军机炸平反对派藏身的民居。他们需要枪炮，美国方面却给他们提供了一大堆给养。塑料封装的单兵作战口粮（MRE）塞满了他们的家，几乎到处可见。“难道你们要叫我们用比萨把人家的飞机打下来吗？”一位军官干脆这样质问。麦凯恩越听，脸色越是阴沉。会谈好不容易挨了过去，不久麦凯恩却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之前会上和他见面的两名反对派军官，刚刚在战场上横死。

“我们需要一次行动，改变整个战局。”回国之后，麦凯恩面对记者如此表示，“美军必须切实派出地面部队，建立安全区域，保护叙利亚人民。将武器提供给正义力量，让他们为了我们大家的信念而战。”

不过，总统心意已决。他反复重申，向叙利亚提供大量武器，只会让情况愈加恶化。“我觉得，中东地区的各方人士都不会欢迎我方进行单边行动。不管他们参与与否，行动都难取得成效。”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侃侃而谈。他还表示，唯有巴沙尔动用化学武器，美军才可能有所回应。因为，“使用化学武器已经违背了文明世界公认的准则”。

看来，华盛顿方面是不打算帮忙了。经由穆斯塔法的转达，所有反对派都知悉了美方的态度。对此，他们自然很是失望。冲突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看来还会继续下去。几方武装仍然僵持，平民的痛苦一日多过一日。最大的改变，不在于横死的概率，而是“凶手”的身份。穆斯塔法身边的两名叙利亚籍员工遭到政府军逮捕，被处死刑；另外两名员工，则在进入“伊斯兰国”武装设下的检查点后不知所踪。后两位员工都非常年轻，和穆斯塔法的关系也很好。事后，“救援队”的人得知，宗教极端分子拿走了员工的笔记本电脑，确认他们在为西方人道机构服务。两人遭到处决，尸体被丢到了阴沟里。

夏末，巴沙尔的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攻击了胡塔（Ghouta）小镇。这件事短暂点燃了反对派的希望之火，他们似乎又可以寄望西方进行军事干涉了。不久，美国情报部门拿出了实据，证实巴沙尔的一支部队曾在8月21日向胡塔的住宅区发射了沙林毒气，此举无疑跨过了美国的“红线”，奥巴马也誓言一定要惩罚叙利亚政府。不过，虽然大众对于此事表示愤慨，白宫却仍然没有对军事行动做出政治上的支持。针对空袭巴沙尔武装一事进行的表决结果，国会也进行了操控。虽然英国一直在军事行动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所在的保守党政府也提出了空袭议案，却没能在议会通过。最后，奥巴马和俄罗斯方面达成协议，美俄两国将共同督促叙利亚方面销毁所有化学武器。美方军事干预的选项，再次成为了“不可能”。

叙利亚反对派的领导人觉得，西方国家拒绝干预的事实，比轰炸本身更加难以接受。哪怕是“胡塔事件”，竟也没能打动美国的心。穆斯塔法发现，很多先前有“温和”倾向的反对势力，如今已经投靠到了宗教极端势力的那一边。至少，宗教极端组织能给他们更多的钱。

“反对派人士一度坚信美军即将介入，并为此欣喜若狂。”穆斯塔法指出，“就在那段时间，反对派相信政府军害怕了，我们还不断听到传闻说许多人已经逃出了大马士革。美军即将空袭大马士革的消息，并没有引起老百姓的恐慌。大家心里似乎只有一个想法：‘谢天谢地，即便我们被炸死，但好歹局势会有所改变了。’”

但是，空袭并未如期而至。“希望破灭，反对派沮丧至极。”穆斯塔法回忆说，“打那以后，大家都觉得有点万念俱灰。”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让白宫内部的混乱暴露无遗。希拉里·克林顿所谓的“叙利亚的邪恶问题”，几乎造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撕裂和对立，许多资深顾问都因此辞职。比如资深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霍夫（Frederic Hof），他曾经帮助政府协调解决叙利亚问题，但在2012年，他愤然辞职。渐渐地，“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也动了同样的心思。此前，福特多次在政府内部大力呼吁，希望美国能够切实采取措施，扶植“温和反对派”势力。他希望，“温和反对派”能对宗教极端分子起到节制作用。毕竟，后者已经控制了叙利亚近四分之一的国土，还占据了前往土耳其与伊拉克的交通要道。“胡塔事件”之后，福特希望美军能对巴沙尔政府武装进行空袭。空袭建议遭拒之后，他又想说服上司，向“温和可信的反对派”提供直接支持。

“我们需要增加援助，多做一点事！”尽管福特如此呼吁，但白宫高层终不为其所动。化学武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一度表示将会加紧行动，驱使中央情报局前往约旦和土耳其南部为反对派训练兵丁。不过，福特觉得，这点支援实在是杯水车薪。“他们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有效帮助。”他表示。

更让福特难堪的一点在于，白宫方面依照惯例委派他出席国会听证，会上，他还必须为奥巴马政府的叙利亚政策辩护。共和党人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当着电视镜头，他们朝着福特高声叫骂。外交官俨然成了奥巴马政府危机管控不力的象征。一次，麦凯恩甚至直接对他发难—参议员认为，福特对于叙利亚局势把握不当，而且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现实，任由巴沙尔杀戮反对派。

“看起来，这个结局你很满意？”麦凯恩问道。

福特不言不语，但是心中已是火冒三丈。

我可能满意吗？外交官不免思忖。福特很清楚，国会和政府一样，在叙利亚问题上并不齐心。麦凯恩之类的“鹰派”主张全面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另一些共和党议员则只愿意向攻打“伊斯兰国”的组织提供武器。不过，同广大选民一样，大多数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共识，他们不愿美国再次深度介入外国“事务”。

2013年秋天，福特已经动过辞职的念头，不过，国务院同事的挽留，让他又继续工作了6个月。2014年，他终于递出辞呈，这次，没有人劝阻。此前他的种种努力，并未收获任何结果。国会方面对他的批评，当然有着党派政治斗争的因素，不过，在福特听来，这很像是人身攻击。这些质询终于榨干了他最后的一点精力。

“吵架、辩论我不怕，但是，如果有些人根本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对我的人格大肆攻击，这一点，很荒谬，我接受不了。”

2014年2月28日，福特正式辞职。几天之后，麦凯恩邀请前大使前去他的办公室一叙。借此机会，参议员准备向福特致以敬意，并感谢他为国服务、尽忠职守。这番盛情，让福特考虑了一阵，但最后，外交官还是礼貌地表示：“谢谢，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