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叙利亚的乱局已经进入了第六个月。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觉得时机已到。他认为，这个时候是自己染指叙利亚的最好时机。巴格达迪有一名信得过的助手。此人资历很老，曾经伴随扎卡维的左右。根据巴格达迪的命令，助手将会深入叙利亚腹地展开一次远征。当时的叙利亚，除了首都与几处政府军控制下的重镇之外，其他城镇中的国家安全体系正在逐步崩溃，如此一来，扎卡维的追随者们又得到了一个虚弱不堪的“宿主”。

这支远征队的规模很小，据他的队长后来回忆：“当时顶多有七八个人。”他们跨越伊、叙边界进入了叙利亚，沿着一条沙漠中的公路前行。这条公路正好与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完全平行。一路上，他们经过不少叙利亚小镇。过去的这些地方曾经是“圣战”分子旅途中的落脚点，只不过当年的“圣战”分子是从叙利亚潜入伊拉克，方向正好同他们相反而已。在这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他们同当地人取得了联系，其中有叙利亚境内的原扎卡维团伙的成员，还有一些是刚刚从巴沙尔·阿萨德的监狱中放出来的“圣战”分子。这些人后来都证实了当年这支远征军的贫弱。巴格达迪的手下还觉得，眼前的叙利亚，和9年前的伊拉克是何其相似。两个地方都深受暴力戕害，也都毫无法纪与规则。带着武器的人，可以在这里自由来去。而且，叙利亚的环境比伊拉克还要优越，毕竟，此地没有美国人来碍事。

“没有那场‘革命’，叙利亚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地盘。”远征军的头目阿布·穆罕默德·祖拉尼（Abu Mohammed al-Julani）回忆，“动乱扫除了许多障碍，我们这才有机会踏足这片可爱的土地。”

根据“伊斯兰国”的计划，祖拉尼等人将会拉起一支新的武装。这支武装将和其他反对派别一起，对巴沙尔进行打击。祖拉尼等人自称“努斯拉阵线”[1]，从名字上判断，他们应是为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而来。不过，巴格达迪并无心思帮助叙利亚人，而且，“努斯拉阵线”日后会和“伊斯兰国”断绝关系，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战略、独立思想和风格的实体。不过，按照西方情报机构的分析，巴格达迪希望自己能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据点，为自己治下的“哈里发国”打下基础。

“按照巴格达迪的构想，‘努斯拉阵线’将会成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代言人。同时，‘阵线’还要为‘伊斯兰国’的扩张铺好道路。”一名美国官员曾经研究过‘伊斯兰国’得势的过程，他如此评价巴格达迪的战略，“在如此设想下，巴格达迪可没想到‘阵线’会自立门户。”

随后的几个月内，叙利亚“分支”和伊拉克方面的“总部”多有联系。从这些联系之中，人们可以看出巴格达迪的个性，也能知悉他的野心。巴格达迪对扎卡维崇敬有加。两位恐怖分子心中的“宏愿”都远远超出了叙利亚或伊拉克的范围。他们的目标，是把宗教极端主义推广到整个世界。而且，两人的行动策略都十分大胆。他们都觉得，安拉会扶助自己达成理想。相比之下，“基地”组织的“思想家”们可要实际得多。后者虽也追求“哈里发的荣光”，却不忘指出那是个远期目标。目标实现，至少也要等到中东各家世俗政权倒台之后。但是，巴格达迪却认为，自己应当大胆地高举“黑旗”，随后“正义”的信众将会跟从追随。

“他总是说，要脚踏实地重建哈里发国，而且，他的说法前所未有。”美国官员表示，“他将用极端思想诠释宗教，大谈特谈对于叛教者的清洗。

总之，他期待一场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对决。”

巴格达迪与扎卡维心心相印，他继承了后者的观点，也接受了后者的种种癫狂行径。扎卡维死后的几年内，他的继承者们都显得非常收敛。“基地”组织一向反对扎卡维公开炫耀暴力的行为，毕竟这样的行为很可能造成广大信众的反感。于是，“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不再灌制割头录像。曾经，对什叶派妇女儿童的屠杀行动是扎卡维一伙的标志，慢慢地，类似的行动也偃旗息鼓。但巴格达迪上任之后，决定重拾扎卡维的这些作风，而且还变本加厉。他的暴行，让人想起一个世纪之前肆虐阿拉伯半岛的伊赫瓦尼匪帮[2]。而且像扎卡维一样，巴格达迪会逼迫整个世界“赏鉴”自己的所作所为。

如果当年美国未曾侵略伊拉克，也许，巴格达迪的双手不会沾染血腥，他可能进入大学以教书为生。其实，直到2003年，巴格达迪的生活轨迹都很平常。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的身份更可能是一位主讲宗教法律课程的教师。当然，现在的他也算是个教员，而他的学生也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过，教学的内容却是关于一名自杀式“人弹”应当注意的各项事宜。

曾有许多宗教极端分子为巴格达迪立传，这些传记无不称颂主人公才识过人，而且一向热心“圣战”。但是，西方情报机构的资料当中，却找不到佐证他才华与胆识的证据。巴格达迪的真名叫作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里（Ibrahim Awad al-Badri），早年生涯平淡无奇，既无过人的才智，也缺乏异乎常人的极端倾向。当然，他还是有那么一点近乎狂热的爱好—那就是“伊斯兰法学”（fiqh）。他喜欢钻研宗教典籍，研究其中的学说与警句。他学习“伊斯兰法学”的目的，就是为典籍中的话语寻找合法的阐释。他不是扎卡维那样的顽劣少年，也没有本·拉登千里奔赴阿富汗的豪气。要知道，大学一毕业，本·拉登立即移居巴基斯坦，只为了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早年间，巴格达迪没表现出什么领袖魅力，也没有一点暴力倾向。熟人印象中的他为人腼腆。他是个近视眼，喜欢看足球，大多数时间都在独处。在他人生的头32年，巴格达迪在邻居眼中是那么不起眼。巴德里家的一位朋友觉得，巴格达迪“太文静了，人们甚至很少听见他说话”。

这位邻居叫作塔里克·哈默德（Tariq Hameed）。他告诉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巴格达迪的自行车后座上满是书本。既有宗教书籍，也有其他内容的书。”哈默德能记得，十几岁的巴格达迪非常好学。那时，巴格达迪一家住在萨迈拉，附近大多数家庭的家境属于中等偏下。他的父亲是一位逊尼派伊玛目，在城中的清真寺工作。巴格达迪常常披着祈祷用的斗篷，或者一身白色的“迪士达沙”[3]，打扮得像个虔诚的教徒。一有空闲，他总是待在清真寺里，而不是和同龄人玩闹嬉戏。哈默德认为：“我几乎没见过他穿年轻人的服装，比如衬衫、裤子。他的外形与萨迈拉其他的小青年不一样。”邻居还记得：“他很早就留起了胡须。而且，他从不去餐厅约会玩耍。”

事后证明，巴格达迪的出身背景乃是影响他人生走向的关键。巴格达迪出身于伊拉克的卜·巴德里（al-Bu Badri）部落，若论血统，他可以算作穆罕默德的子孙。一些宗教学者认为，“哈里发”也就是所谓“穆斯林的领袖”，须由穆罕默德的直系子孙出任。当然，这点亲族渊源在当地并不罕见—仅在萨迈拉一地，就居住着几百名出身巴德里部落的人，此外，还有十几个部落也都和伊斯兰教“先知”血脉相连。不过，巴格达迪的族人都对宗教特别虔诚，因此，青年巴格达迪拥有如此秉性也就毫不出奇。日后，他转向宗教极端主义，似乎也和早年的熏陶有些关系。巴格达迪的祖父曾经去过麦加的“卡巴天房”2朝觐，因此获得了“哈只”3的称号。叔伯兄弟当中，也有不少以教士和经学教师为职业的人。根据一本传记的看法，巴格达迪的父亲对于儿子有着重要影响，前者一向教导巴格达迪要“从善避恶”。

巴格达迪长大成人那段时间，正好与伊拉克最为动**的一段历史契合。他出生于1971年，10年过后，两伊战争爆发，双方交战8年，陷入了痛苦的僵局。50多万人因为战争而失去生命。此时，巴格达迪正值少年。待他长到20岁，伊拉克又迎来了海湾战争的耻辱性惨败。其间，巴格达迪服过义务兵役，不过，没有证据说明他曾经亲身参与战斗。后来，他为了学业移居巴格达。1999年，巴格达迪获得了伊斯兰法律和神学方面的学士学位。他深深沉浸在对于17世纪宗教法规的研究当中，甚至有点无法自拔。也许正因如此，他显出了一些清教徒倾向。亲戚们都还记得，传统婚礼上男男女女共处一室跳舞游戏的场面，大学生巴格达迪都无法容忍。他常常抱怨：“这样的行为违背教义！”他的虔诚，似乎促进了他的学业。32岁那年，他马上就要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即将开始教书育人的教师生涯。这时，就在2003年3月20日，美国军队侵入了他的国家。

美军的第一波空中攻势令人“震惊而惧怕”。轰炸的场景似乎点燃了巴格达迪的**。作为伊斯兰法学学生，他比大多数人都了解《古兰经》中呼吁打击外敌、保卫信徒家园的那些内容。于是，在同一年，他加入了抵抗组织，并开始对美军进行零星袭扰。那时候，这样的抵抗组织数以千计，而巴格达迪的具体战绩不得而知。

又过了几个月，巴格达迪被捕了。他沦为俘虏的具体境况，外界却都不大清楚。美军资料显示，2004年1月，美军在费卢杰展开突袭。俘虏当中有一个叫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里的人。而后，他被押送到了伊拉克最令人生畏的一处地方—“布卡监狱”（Camp Bucca）的拘留营地。营地由美军负责管理。

2月4日，巴格达迪正式“入住”营地，美军的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他当时的样貌。由此可见，那时的巴格达迪脸庞很圆，岁数仿佛已近中年。他的眼镜度数很深，胡子也很杂乱。巴格达迪一向注意安全，自然很少留影。他早年的照片如今只有十几张存世，入狱之前那张，当然就是其中之一。他下一次面对镜头摆好造型，已经是10年之后的事情。那时候，他几乎已经变了个人。时光回到2004年2月4日，从这天起，巴格达迪即将从一位虔诚的年轻人，一步一步变身成为嗜血的宗教极端分子。

巴格达迪入住的监狱面积达5平方公里。此地就像一个电线环绕、帐篷林立的小小城镇。那些帐篷，全数扎在平整而炙热的沙漠当中。这里靠近边境，距离科威特只有几公里。每到晚上，美军看守总喜欢驾着直升机，从营地上方飞过。那时候的布卡营地，恍然有些拉斯维加斯的风韵。灯火摇曳之下，空旷的沙漠中仿佛冒出了一个大城市。其实，营地里的风景，还是和荒凉的美国大西部更为相似一些。

最初，是英国人建起了这座监狱，其中的第一批住客则是战犯。美军接手后，营地规模大为扩张。根据设计，监狱一共可以容纳2万囚徒，不过，有时候，这里的“住客”会暴涨到2.6万人左右，他们全都住在沙地的帐篷当中。夏天，此地的温度可能高达42摄氏度。加上波斯湾沿岸吓人的闷湿空气，无论囚犯还是狱卒，都有点受不了。“简直就跟住在微波炉里差不多。”一名舰长的伴侣前来探亲过后，对海军记者发出了这样一番感叹。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管理者的努力，此地的硬件设施慢慢得到了很大改善。帐篷被撤走了，牢室换成了带有空调的板屋。此外，监狱里还专门开设教室，除了帮助不识字的囚犯摆脱文盲身份，还会教授一些就业和生活技能，从木工到汽车修理，几乎无所不包。不过，到了2004年，这个帐篷村落的主导权已经落到了宗教极端分子手里。首先，囚犯们要求分宗派进行关押，他们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逊尼派的生活区域，很快开始实施严格的“教法”。这种“教法”不单依靠自律，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监督执行。一旦有人触犯“教法”或者出卖囚友、向美国人献媚，都可能招来严厉的责罚，比如一顿殴打、挖掉眼珠等。“30区”（Compound 30）内的住客，都是最为死硬的宗教极端分子。对待狱方人员，这些人当然很不客气。他们往往会把粪便搓成球或者制造“茶石”（chai rocks）—把甜茶的渣滓和沙砾揉搓成团，之后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把漫步经过的美国人当成活靶子来练习投掷。

营地的一位高级主管觉得，巴格达迪入狱时的布卡营地，有些功能已经失灵。但美军建立这座监狱，主要是为了教化那些参与暴乱的逊尼派武装分子。从实际效果判断，布卡营地恐怕恰好起到了反作用。美国军队把极端分子和普通罪犯羁押一处，无意中，仿佛开办了一所“圣战大学”。宗教极端分子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培养教育新一代的“圣战士”。这一点，这位高级主管最是忧心。

“极端分子与温和派杂处共居。每个监房的情况都是如此。”在2009年某期《军事评论》（Military Review）中，布卡营地的法律事务负责人瓦西罗斯·塔西卡斯（Vasilos Tasikas）写下了一篇散记，“很不幸，美国军队采取的关押模式大错特错。他们总以为所有的囚徒‘都是坏人’，于是就把他们一起关押。关押时间可能没有期限，但释放的日子也可能随时来临。如此想法，不但幼稚而且短视，甚至非常危险。可以想见，新的暴乱分子完全可能在监狱当中诞生。”

布卡这座“圣战大学”走出的头号“明星校友”，当然就是巴格达迪。他虽然并非硬汉，却也在监狱中活了下来。而且，他还抓住机会，让自己绽放光彩。这段日子，让巴格达迪交了好些朋友，也拉了不少关系。他还收获了日后的头号助手和发言人—此人叫作阿布·马哈茂德·阿德纳尼（Abu Muhammad al-Adnani），曾是扎卡维身前的一名跟班。作为宗教研究者，巴格达迪的专业学识为他赢得了尊崇和地位。在这个宗教极端分子比比皆是的小小“社区”，亟需巴格达迪这种通识宗教法律的人才。在这方面，他确实干得不错。每天，巴格达迪都会领诵经文，带领大家进行祷告。只见囚徒们身着黄色囚衣、端坐在祈祷用的毯子之上，虔诚地完成整个仪式。巴格达迪通晓古典阿拉伯语，《古兰经》正是以这种语言写成，而正式的庆典场合也推崇这样的语言。于是，他正好可以教授这门课程。从小到大，巴格达迪接触了不少宗教家。巴格达和摩苏尔的大清真寺里，最具学识的伊玛目会像唱颂歌一样传授经文。那种悠扬的调子，巴格达迪倒也能模仿得像模像样。而且，他的声音温润和蔼，又有一股权威之气，很多囚徒都表示爱听—但爱听的人，必须抓紧机会才行。

巴格达迪的学究本事，不但赢得了囚友们的尊敬，还为自己早早地铺好了通向自由的路程。为了避免囚室过于拥挤，布卡营地常会把一些危险程度较轻的犯人释放出去。2004年下半年，狱方审查了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里（巴格达迪）的资料，觉得这位深受爱戴的学者无甚威胁可言。于是，巴格达迪自由了。2004年12月6日，他正式出狱。在此之前，一支专门的医疗队用棉签从他的脸颊上取得了他的DNA样本，存入档案之内。以后，只要他从事恐怖活动，无论是死是活，美方人员都可以由此得知这个人的确切身份。

10个月的囚徒生涯中，巴格达迪和美国人打了不少交道。而且，他与美国人战斗到底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多年以后，他甚至把这点决心写进了祷词之中。“请让美国及其盟友遭遇彻底的失败吧，安拉！”许多次在公开场合里，他都曾经如此祈祷：“请紧紧卡住他们的咽喉……让他们尝到最为惨重的失败的痛苦；请驱散他们那帮乌合之众，请分裂他们、肢解他们；请允许我们对他们发起突袭！”

有那么一段时间，巴格达迪却又故意躲着美国人。那个时候，他同他的第一位妻子结了婚—后来，他一共迎娶了三房妻子。而且，当时他至少拥有一个孩子，那是一个4岁大的男孩。出狱之后，他再次回到学校，继续攻读伊斯兰法博士学位。2007年，他顺利完成了学业。然而，早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他便已经重新投身暴乱活动。而且那个时候，他过去所在的那个组织已经同其他几个组织合并，一并成为2006年扎卡维成立的“顾问委员会”，即“圣战者苏拉委员会”的成员。巴格达迪受聘成为这个委员会的顾问之一，主要负责有关沙里亚法的法律问题。

西方情报部门采集的资料显示，扎卡维可能和自己的后继者有过一面之缘。扎卡维向来热衷神学，乐于和宗教学者讲经辩论，也许，他曾和巴格达迪有过交流切磋。但是，那时候的巴格达迪还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即便在同类当中，大家也惯常忽略他的存在。艾哈迈德·达巴什（Ahmed alDabash）是“伊拉克伊斯兰军”（the Islamic Army of Iraq）的领袖人物，2014年，达巴什告诉英国《电讯报》（Telegraph）记者：“扎卡维与我的一位兄弟很亲近。但是那个巴格达迪，我就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了。他好像曾在我家附近的清真寺里领诵经文，不过没人注意到他这么个角色。”

2006年6月，扎卡维的死改变了一切。他的继承者对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看法，对于如何领导暴乱也另有所想。很快，组织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不少领导都出身军旅，曾在萨达姆手下当过军官。他们虽和扎卡维同属逊尼派，却从未获得后者真正的信任。待到扎卡维一死，组织的权柄落到了这些军人的手中。从最高阶层的官员，到下面名义上归属“伊斯兰国”的城镇领导，大大小小的重要职位无不由前复兴党分子把持。巴格达迪的履历让他获得了晋升机会。他是有名的教法专家，又出身正宗的伊拉克籍逊尼派家庭。这样一个人，肯定能够让四分五裂的团体保持名义上的统一态势。很快，巴格达迪被派往费卢杰近郊农业小镇卡玛（al-Karma），担任那里的“教法总长”。而后，他又受命负责整个安巴尔省的宗教事务。到了2010年，整个“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教法事务”，都要由巴格达迪一人定夺。

连续三次升迁，让巴格达迪坐上了“伊斯兰国”的第三把交椅。他的地位仅次于领袖与“作战部长”。2010年4月8日，美军的导弹降落在了伊拉克提克里特附近的山坳里，夷平了当地的一处民居。“伊斯兰国”的头号和二号人物，正好在袭击中死于非命。于是乎，一度被同行看轻的书呆子学者巴格达迪，成了组织新任领袖的热门人选。

一个月后，巴格达迪果然当上了领袖。虽然他地位很高，不过坐上领袖宝座也并非顺理成章。西方和中东的许多情报官员认为，那个职位本该归属一位战地经验丰富、领导过多次行动的人物。可是，尽管巴格达迪当时还只是个“文职人员”，他却赢得了复兴党分子和扎卡维门徒的一致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