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组织，在约旦并不少见。心怀不满的“圣战”老兵操办的这种“读经班”很快便星火燎原，蔓延至整个约旦。一些老兵甚至组织成员向所谓的“西方邪恶标志”开刀。出售酒类的商店首当其冲，频频遭到袭击。扎卡维自然不甘人后，他的构想远不止散播极端主义读物那么简单。在他看来，自己的“组织”应当制造混乱，把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彻底搞砸。他甚至已经开始筹划，还列出了一些可能的袭击目标。对于这个计划，他是如此津津乐道，但他的一些朋友却有些不安。

“扎卡维太想一蹴而就了！”穆罕默德·阿布·蒙塔沙里（Muhammad Abu al-Muntasir）回忆道。这个蒙塔沙里同样痴信宗教极端主义。1993年，此人曾经多次出席极端分子的聚会，和扎卡维打过几次照面。蒙塔沙里说：“扎卡维觉得，自己的目标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全数实现。正因为他的鲁莽，才会选错了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倒霉的是，”蒙塔沙里指出，“他那些亲密伙伴都同意他的意见。”

1994年，扎卡维一伙开始以“拜亚特·伊玛目”（Bay’at al-Imam），也就是所谓的“伊玛目誓言联盟”自居。与此同时，“联盟”手中开始有了武器。若论军火的来源，还真是让人大吃一惊。海湾战争期间，麦格迪西曾经短暂侨居科威特。冒着战火，教士秘密搜集了不少军火。其中包括地雷、手榴弹，甚至还有一些火箭弹。到1991年伊拉克军队开始撤离的时候，麦格迪西已经收获颇丰。他把这些东西藏匿在家具之中，悄悄运进了约旦境内。1994年2月25日的一场风波，让麦格迪西和扎卡维等人下定了策动袭击的决心。事发约旦河西岸的小城希伯伦（Hebron）。当天，一名犹太极端分子持械闯进一处宗教场所，此人连开数枪，酿成一起惨案，29名男性因此丧生，伤者人数更众。扎卡维大受刺激，他们决计展开报复。麦格迪西虽然有些犹豫，却也表示支持。他答应打开自己的军火库，为同伙提供方便。扎卡维等人的目标直指边境，瞄准了位于那里的以色列哨所。根据计划，他们先突袭哨所，然后连续点爆自杀式炸弹，最后使用小型武器，对目标进行扫射。

然而，他们的计划未曾开始，便夭折了。通过庞大的线人网络，约旦情报部门侦察到了扎卡维一伙的阴谋。阿布·哈伊萨姆等人突袭了极端分子的老巢，将他们一一逮捕归案。3月29日早上扎卡维的落网，就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经过审讯，扎卡维等13名嫌疑人悉数认罪。他们签下自白书，承认自己非法持有武器，而且阴谋发动恐怖袭击。

法庭上，麦格迪西试图抓住时机，把庭审变成自己推销极端思想的演说场地。为此，他面对法警，颇为戏剧性地大喊大叫：“你们才是罪人！”宣判之后，一干被告更是愚蠢地行动起来了。他们拍打栏杆，制造声浪。麦格迪西的宣言混在其中，显得分外刺耳。

“你们的所谓判决，只会让我们的信念愈发坚定！”

也许，麦格迪西说得没错，但长达15年的刑期很有可能让他和扎卡维，还有他们这场“运动”最终难逃被人遗忘的下场。即便约旦的监狱系统难以管束他们，情报局方面也有大把的手段能让他们乖乖听话。对于这些手段，哈伊萨姆相当自豪。面对西方来客，他经常洋洋得意地提及这些手段。“情报局从不吝于使用强制手法，”哈伊萨姆如是说，“很多时候，唯有强力方能防微杜渐，彻底清除邪恶势力。”

1999年春天，扎卡维等人重获自由。这时候，情报局又该拿他们怎么办？对此，局里的一干高官也没了主意。他们陷入沉思，足足想了6个多月。直到那天早上，扎卡维陪着老母在机场现身。如若情报部门再不出手阻止，母子二人将会搭乘国际航班，消失在巴基斯坦。

于是，扎卡维被扭送到了情报局总部。他在此逗留的3天中，情报人员仔仔细细搜查了他带在身边的全部家当。他们想从中找出他出国之后确切的落脚地点，同时，他们还想知道他打算在那边待多长时间。寻来觅去，特工只发现了一封信，信中的字字句句，仿佛都蕴含了暗示与密语。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封普普通通、毫无危害的信。扎卡维受一位朋友之托，要把问候带到巴基斯坦。

最终，哈伊萨姆换了一种审讯方式，直截了当地问扎卡维。终于，扎卡维吐出实情：他确实想要移民。一旦蜂蜜生意走上正轨，足以承担一家老小的生计，他会选择在巴基斯坦定居。

“我在这个国家过不下去了。”扎卡维告诉上校，“所以，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在约旦，扎卡维活得很不如意，这一点，倒并不令人惊奇。有时候，他甚至开始怀念贾法尔的那些日子。监狱虽苦，却给了扎卡维一种认同感。相反，牢狱之外的日子只让他心生烦躁、万分焦虑。面对家人，他也并不避讳这种想法。

当然，情报局的存在，才是令扎卡维焦虑的最大原因。这样一个恐怖分子早早走出牢笼，情报局的反恐官员显然并不乐见。他们会使尽手段，让扎卡维不得安宁，也让他生活在恐慌之中。

让人不得安宁—在这方面，哈伊萨姆等人都是专家老手。当然，约旦情报部门的特长实在不少。扰乱恐怖分子的思想，只是他们特别精熟的业务之一。与他国同行业相比，约旦情报局规模不大，技术手段来自外国培训，运营资金也一向依赖美国等盟友的划拨和赠予。不过，论及发展线人、策划间谍、开展秘密活动的能力，世界上少有同类机构堪与约旦情报局媲美。有一段时间，情报局的刑讯手段残酷至极。为此，不少约旦人都把哈伊萨姆的供职单位称为“指甲工厂”。后来，情报局高层革除了种种酷刑，但刑讯的效果并未因为改革而降低。

为了让扎卡维意志动摇，情报局的特工们用上了一种名为“骚扰”（annoyance）的手段：情报局人员会频繁造访审讯对象的住所，使之不胜其烦。特工们频繁地出现在扎卡维的家，“邀请”他外出详谈。时间并不固定，甚至大多发生在深更半夜。有时候，他们会载着他来到情报局总部，扣押他几个钟头的时间。“骚扰”行动的核心在于反复提醒扎卡维：他曾经说过什么话，又做过什么事。而这些消息，则全都来自线人的告密。借此，情报局方面想让扎卡维知道，他的生活细节，完全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面对这样的不速之客，扎卡维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负责“骚扰”的情报员还记得，一次，扎卡维见到他们的黑色座驾，情绪立即爆发了。

“好啊，看看是谁来了？原来是情报局的特务！”扎卡维的口气很冲，言语中的讥诮，隔着几个街区都能听到。当时，达拉·哈莱伊拉立即变了脸色，发紫的面庞与黑色的头巾形成了鲜明反差。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接洽了两位客人。她喃喃自语，咒骂眼前的情报人员，咒骂约旦政府。面对自己那个问题儿子，她也很不客气。“我也不知道，生他那一天到底中了什么邪！”达拉叹道。

如今，扎卡维困在了情报局的总部。在这里，一大批侦讯人员轮流上阵，围着他转。每一次，他们都会使出不同的讯问手段。阿布·哈伊萨姆自然常常出现。有时候，上校的顶头上司阿里·布尔扎克（Ali Bourzak）也会出面。情报局的反恐部门，由布尔扎克一手监管。这个布尔扎克，也是情报局中最令人生畏的人物。他脾气暴躁，留一头绛红色的板寸。人们送了他一个外号—“红魔”。“红魔”的威力，连扎卡维也畏惧三分。多年以后，哪怕极端分子已经远远逃离约旦，也难以忘却布尔扎克带来的梦魇。为此，扎卡维两次派遣手下潜入安曼，想要索取布尔扎克的性命，但是，两起阴谋最终都宣告破产。

除哈伊萨姆和布尔扎克以外，还有一位情报官员一直紧盯着扎卡维一案。此人与极端分子年纪相仿，名叫阿布·穆塔兹（Abu Mutaz）。情报局人员当中，穆塔兹属于年轻的那一代。他受过高等教育，曾经留学国外，还在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那里受过专业训练。有趣的是，穆塔兹的出身背景竟与许多“圣战”组织成员和犯罪分子的出身背景有些相似—他的父亲来自沙漠，是一位部落领袖。穆塔兹有着一头又粗又密的卷发，以及一口不大整齐的牙齿。这副尊容让他看上去颇有一点混迹街头的机灵气质。不过，他那对黑色眼珠却时时发出和蔼的光芒，再加上笑口常开的随和个性，让穆塔兹颇得同事的喜欢。就连许多犯人，也觉得他为人和善。

第一次见到扎卡维的时候，穆塔兹的表现很随便。他一手拿着笔记本，另一只手里攥了一包“议会牌”香烟。面对犯人，他略一致意，随后领着他朝一间办公室走去。这里是非正式聆讯的房间。扎卡维与穆塔兹相向而坐。两人中间，只隔着一把小小的圆椅。犯人的手铐脚镣已经卸下，脸上还是那副冷漠表情。穆塔兹眼中的扎卡维显得有些老气。这也难怪，对方穿着阿富汗式的松垮衣衫，蓬乱的胡须看上去很久没有打理了。当时，扎卡维的指甲又长又尖，指甲缝里还夹着泥垢。看他这副德行，仿佛刚刚从战场上下来。

穆塔兹常会摆出甜茶与糖果招待客人，对此，对方没有推辞。但随后穆塔兹送上的咖啡和香烟却遭到了扎卡维的拒绝。扎卡维不喜欢喝咖啡，而作为一个宗教极端分子，香烟这种“西洋魔物”更是不可触碰。穆塔兹可没有理会他这层忌讳，自顾自地开始吞云吐雾。

“我说艾哈迈德啊，”穆塔兹一开口，便对扎卡维以名相称，“谈一谈你那个计划吧。”

几次交锋下来，穆塔兹发现了扎卡维的情感软肋。于是，他决定用计引诱对方吐露实情。穆塔兹察觉到一个现象，每当自己提及宗教或者家庭，扎卡维的情绪便会开始波动。那些关于部落同一血统的子孙后代的纠缠，更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情绪焦点。其实，生活在约旦河东岸的人们莫不如此，从那里走出的每一个人都分外看重部落身份。扎卡维作为巴尼·哈桑的一员，拥有约旦最为庞大、最为重要的一个大“家庭”。这个家族的历史，足足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还在世的时期。在约旦，部落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很多约旦人把忠爱部落视为一种必需的美德，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热爱国家、珍爱家庭相提并论。有意无意之间，阿布·穆塔兹向扎卡维提及，他曾经造访过他的部落兄长，并与他们多次商谈，长辈们非常关心扎卡维这个同胞的命运。穆塔兹甚至表示，只要扎卡维愿意顺服，他以往犯下的那些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为此，情报官甚至搬出部落长老的名号对天发誓。可是，对方还是不为所动。

“你知不知道，”穆塔兹循循善诱，“你的所做所为正在危害部落的利益。甚至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对此，扎卡维仍然毫不作声。

话题转到宗教方面，扎卡维才变得活跃起来。他开始滔滔不绝，大段大段地背诵《古兰经》。有时，他又会频繁地引用《圣训》。所谓《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弟子的言论与故事集。宗教极端分子常常以此为据，为自己的行为巧言辩护。看来，扎卡维很喜欢展示自己对于宗教经典的熟知程度。穆塔兹常和宗教极端分子打交道，自然熟悉他们的伎俩。于是，情报官直接问扎卡维对于暴力有何看法，因为伊斯兰教是绝不允许夺取无辜人的性命的。

“叛教者死有余辜。”这是扎卡维的回应。“而且，他们不守教法。”扎卡维的语气很平静，“所以，我们有权杀死那些卡菲勒。”慷慨陈词一通后，扎卡维露出了倦容。于是，他停了嘴。“过去，我是个惯犯，你们不喜欢我。”一次，他面对穆塔兹喃喃自语，“现在，我投身宗教，还是无法讨得你们的欢心。”

扎卡维的口才并不出众，说起话来，甚至有点颠三倒四，以致情报局的高级官员都觉得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兵”。相对而言，他那个导师麦格迪西才是真正的危险分子。麦格迪西很有思想，而且善于蛊惑人心。大家觉得，有必要找个理由再让他蹲上15年监狱。至于扎卡维，显然不能与他的导师相提并论。不过，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觉得，扎卡维异常危险。总之，扎卡维的真正面目，情报局的一众专家也有点看不清楚。

究其言辞，扎卡维无疑是个宗教极端分子。但是情报局的侦察人员发现，此人的日常行为却时不时违背宗教极端主义的规矩。这些矛盾之处，显然源自他那放浪的过去。比如，扎卡维经常躲进一个女人家中，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而这位女士并非他的合法妻室。刚刚会过情妇的扎卡维又像没事人一般，毫不羞惭地来到当地的清真寺并出席那里的晚祷仪式。

阿布·穆塔兹还觉察出了另一点怪状：这个被审对象思绪混乱，常常口出谰言。面对确切的证据，他也会坚持撒谎、绝不改口。他的行为让人捉摸不透。情报局不得不聘请精神病学专家，仔细分析扎卡维的思想状态。分析结果显示，扎卡维患有多重人格分裂症（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患者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罪恶欲望，让他蠢动不安。同时，一种追求伟大的超我（outsized ego）的理想，则在和欲望反复斗争。

“简而言之，”阿布·穆塔兹解释道，“他有‘英雄’的一面，也有恶棍的一面。他渴望成为‘英雄’，也以‘英雄’自居。哪怕他其实表现得像个流氓，他也不会脱下这层外衣。不过，他的行为却完全受恶棍一面的驱使。因此，他才会如此偏激。”

一些同为宗教极端分子的人，也发觉扎卡维的某些举止特别怪异。在一个同伴的印象中，扎卡维会穿上那套“阿富汗制服”，来到家乡小镇那家最具人气的三明治（falafel）小卖店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其间，他一言不发，“仿佛一个入定的苏菲派[3]教徒”。“他那样子真是把我吓得不轻。”那人回忆，“他就那么枯坐着，不言不语。看上去安详虔诚，还有一点点忧郁。”有的时候，扎卡维又会变得躁狂不已。他会反复提及自己“复兴宗教”的雄心，他的野心不仅限于约旦，甚至波及了临近的其他地区。

1994年那次突袭，让家在安曼的另一位极端分子穆塔希尔陪着扎卡维一起进了监狱。“一天，扎卡维来到我家门前。他要我立即追随他前往阿富汗，翻开人生新的篇章。”穆塔希尔回忆道，“不过，我拒绝了。他作为客人，我还是欢迎的，但是，看看他那种狂躁自恋的性格，更别提其他那些毛病了。他这种人，我是万万不能与之共事的。”

但是这样几句供词根本无法给扎卡维定罪。3天的拘押时间也已近尾声。最后的一段对话，倒是让哈伊萨姆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扎卡维其人。当时，哈伊萨姆表示，这可能是他和扎卡维的最后一次攀谈。对方立即开始抱怨，说自己这几天简直有如身陷地狱一般。

“你要真是掌握了我的什么把柄，不妨直接把我告上法庭。”扎卡维讪笑道。

“那是一定的！只要我抓住你的任何把柄，马上就送你上法庭。”哈伊萨姆不甘示弱。

局长表示，对于扎卡维这种人，执法机关总会额外关注一些。“这是我们的规矩，不是专门针对你。”哈伊萨姆说。

“你要知道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哈伊萨姆告诉扎卡维，“你不过是个恐怖分子而已。”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又算个什么东西？”扎卡维反唇相讥，“你们不过是群异教徒而已。”

第二天，扎卡维又去了机场。他的身边，跟着他的母亲。巴基斯坦是他们此次旅程的目的地。这一次，再也没人阻挠母子俩的出行。不过，情报局的眼睛，始终盯着扎卡维的身影。

[1] 布卡（burqa）：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女子服装。

[2] 安提阿（Antioch）：中世纪邦国，在今天的希腊境内。

[3] 苏菲派（sufi）：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崇尚神秘主义与出世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