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邻居们(1 / 1)

吴老先生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邻居,住在我家斜对面。他是广东潮州人,80岁了。他7岁时随家庭移民去了非洲毛里求斯。20多年前,他的儿子到加拿大留学,觉得加拿大好,动员父母移民,于是他们就迁来了加拿大。现在吴老先生的4个儿女两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大儿子则留在毛里求斯。吴老先生很喜欢加拿大,说这里对老年人有非常好的福利照顾。他和他太太对人非常热情,乐于助人。我们家刚搬去时,他们见我们一家是中国面孔,就主动来打招呼,于是认识了他们。吴先生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星期天,他开车过来邀请我们去教会,见他这么热情,我也好奇教会究竟是什么样的,于是跟他们去了两次华人教会,后来便托辞不去了。他当然也不勉强我们,不过看得出来,他为我们的冥顽不化,竟然拒绝以后上天堂很是惋惜。天气好时,每天都会看见吴老先生在路上和小公园里散步,和每一个大人小孩打招呼。

我家左邻是巴基斯坦人哈希姆一家。哈希姆是这家三儿子,与我的小孙子丁丁是同学。哈希姆的父亲40多岁,自己开了一家小型建筑公司,母亲在附近一家“一元店”上班。有意思的是,这一家5口人却分别是4个国家的人。哈希姆的母亲年轻时去了科威特,有科威特国籍。后来她回巴基斯坦结婚,生了大儿子,父子俩是巴基斯坦国籍。夫妻俩带着大儿子去了美国,在那儿生了一个女儿,这小女孩是美国人。最后,他们来加拿大定居,生了哈希姆这个加拿大人。哈希姆的爸爸这个“微型联合国”首脑也是个热心人,平时遇见总是笑脸问候,那年我们装修地下室,还几次主动问是否需要帮忙。

伊丽莎白是加拿大出生的白人妇女,丈夫却是一个伊朗人。伊丽莎白在蒙特利尔上大学时学习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在银行工作了几年,却怎么也不喜欢金融工作。于是辞职跑到住在法国巴黎的姑姑那儿去散心。在巴黎玩儿需要钱,就去打工当保姆带小孩。没想到她喜欢上了保姆这个职业,干了好几年。在巴黎,她参加朋友的聚会时,认识了一个在那儿留学的伊朗青年,不过只是一般朋友。她回到蒙特利尔后,又遇到了那个伊朗青年,原来他在法国学完生物工程后移民到加拿大了。他在加拿大却找不到相关专业的工作,一个朋友告诉他,一家银行很需要人,要求不高,不妨去试试,先解决生存问题,再慢慢找专业工作。于是他考了几个低级证书,便成了银行职员。没想到,他倒爱上了金融工作,于是业余上大学学习金融专业。同时,他开始追求伊丽莎白。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他在一家银行当经理,她办起了一个家庭托儿所,每天在家乐呵呵地照料别人家的和自己家的几个孩子。

对面的程先生夫妇也是华人,60来岁,一看就知道是一对安详、勤劳的人。他们常牵着小孙子在街上散步,他们家前后院的草坪、花园都打理得整齐美丽。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个在附近汽车厂工作,一个是电脑工程师,都已成家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3000多呎的大房子只住老两口儿。每逢周末,儿子们就会回来探望他们,一家其乐融融。

程先生祖籍是广东,出生在柬埔寨。那时,柬埔寨是一个平和安定的国家,他们的日子虽说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他从小上华语学校,所以能说一口国语。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战争殃及柬埔寨,1970年政变发生,西哈努克亲王被推翻。然后,1975年波尔布特领导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他们占领了首都金边以后,学习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要消灭资产阶级,把金边市的市民全部赶到农村去种地,劳动改造。做小生意的程先生当然不能幸免,夫妻二人和两个幼小的儿子进了农村的劳动营。“就连医生也都去当农民了。他们说医生是有钱人,属于资产阶级,政治上不可靠。一些年轻人上了几个月的课,就去当医生,给人治病。说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医生。”程先生说。

程先生不会种地,很累、很苦。发的食物非常少,年纪大的、身体虚弱的很多都死了。眼见再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在弟弟的帮助下,他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到了泰国。在泰国难民营里,他们得到联合国难民总署的帮助。1982年,作为“难民”,程先生一家被加拿大政府批准进入加拿大,并给以永久居住权。

程先生说:“加拿大政府租用的飞机到泰国来接我们这一批难民。我们一家除了身上穿的,几乎什么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飞机到了蒙特利尔,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转飞多伦多。加拿大政府请我们吃饭。看着餐桌上的食品、刀叉,像做梦一样,不敢去碰。在饭店里乘电梯,不知道怎么操作。进了房间,看见那么漂亮的家具、洁白的床铺,我们感觉像是到了天堂。”“加拿大政府还送给每一家10元钱,是到了居住地用来到银行开户的。”陈太太说,“害怕弄丢了,我把钱藏在枕头下。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匆匆忙忙地被叫去乘飞机,竟把那10元钱忘了。到了多伦多,我们一家人又一分钱也没有了。”

后来,程先生在一家家具厂工作 ,程太太在制衣厂工作,生活安定而幸福。几年前,中国服装卖到了加拿大。制衣厂老板见价格比这边成本还低,于是把工厂关闭了,每年两次去中国进货,其他时间到处游玩儿,赚的钱还多。后来,程先生工作的家具厂也倒闭了。“不过,这次我们不怕了。”在加拿大程先生宽大的别墅里,他们述说着往事,脸上挂着微笑,声音平静而自信。

加拿大工人的工资高福利好,但在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率却并不高,所以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后,他们的这类企业无法竞争,企业家放弃生产转作贸易。其结果是,商人们省了事而赚了更多的钱,但工人们却失了业,政府财政压力和就业压力增大。

我认识的第二个“难民”邻居是一家越南人,夫妻俩都40来岁。他们的女儿和我大孙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那位越南人在附近一家工厂工作。他告诉我,他是逃难来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军队全面解放了南越。南越几十万人逃离,许多人乘上小船漂向大海,去寻找不知在何处的落脚地和生路。他们先逃到了马来西亚,经过好几年才辗转来到加拿大。他问我一个问题:“在加拿大的越南人、中国人都挺聪明、能干和友好,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要互相斗争互相残杀呢?”

利太太是中国来的投资移民,40多岁,带着两个小孩,住在这一片最贵的一栋房子里,家里还有一位专门从中国雇来的保姆。像大部分投资移民一样,她先生并不待在加拿大,而是回中国赚钱去了,每年过来两趟看看而已。时间长点儿,与她比较熟悉了,我们问她,“你们这样当牛郎织女到什么时候呢?”她说,“国内生意做得挺好,放弃太可惜。而且,他到这边,社会环境一点不了解,能干什么呢?还不得闷死了。孩子们习惯了这边,也回不去了。就这样拖着吧,过一天算一天。”

骆先生来自中国大陆,40来岁。在国内时他是一个大型工厂的机械工程师,太太小汪大专毕业,在同一家工厂的实验室工作。当时他们已经有了儿子,一家其乐融融。小骆在一项技术改造项目中配合供应处,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被供应处长看中,调去专管设备和零部件采购工作。从此,家庭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小汪说,“他一个星期在家吃不了两次晚饭,天天有人请,每天半夜醉醺醺回家,不到半年,胃就出毛病了。这样下去,身体非垮了不可”。更让他们惊心的是送上门来的礼物、回扣。不收吧,得罪人;收吧,早晚出事儿;上交呢,更得罪不愿上交的上司、同事。他想调回原来的纯技术工作,没想到一片质疑声:放弃这既轻松又有油水的职务,脑子进水了?

怎么办?干下去,身体肯定垮掉,还有出大事的危险。小汪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她提出了一个想法:离开,移民去加拿大。小骆同意了。于是办理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

过来后,小骆在一个汽车配件厂找到工作,但由于没有加拿大认可的学历,只能当技术工人。他利用业余时间在附近一家大学上研究生课程,3年过去了,他拿到了硕士学位,重新作回了工程师。小汪一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就改学虽然待遇不算高,但比较容易学习和就业的会计专业。现在,她已经是注册会计师,在一个政府所属机构做审计工作。最艰难的5年过去了,一家人又过上了安静平和的日子。

我们这个住宅小区有300多户人家,住户有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华人,就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如吴先生、程先生)。我知道的还有越南人、缅甸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日本人、非洲人……

在英语学校学过的一篇文章说,(2001年)多伦多市有210万人,大多伦多地区有480万人。生活在多伦多的这些人中,有一半是移民(不是在加拿大诞生的),来自184个国家。

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宗教的不同,除了本民族的人以外,邻居之间交流并不多,大多是敬而远之而已。但第二代就会不一样,他们从小是同学、玩伴、朋友,接受同样的教育、说着同样的语言、受着同样的生活方式的熏陶,当他们长大起来,除了肤色和脸型还有差异外,可能在他们心中,只会有学校老师告诉他们的那句话:“We are all Canadians(我们都是加拿大人).”

(2007-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