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阔

一

1991年10月，刚满70岁的父亲王觉为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党的文艺工作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而此前一年，他才刚刚办理了离休手续，卸下了繁重的工作担子。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悠闲自得的人生，便匆匆离去，怎不叫人痛彻心扉？

明年，将迎来他老人家百岁诞辰暨逝世30周年，在时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力量感召下，想到父亲一辈子为党和国家文艺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借此机会，我将30年来久久萦绕于心对父亲的思念和回忆诉诸笔端，献给父亲百年诞辰。

记得父亲刚去世时，重庆市原作协主席、作家黄济人曾对我说：“海阔，你抽时间把父亲遗留的文稿清理一下交给我们吧，作协为他出一本集子……”然而那些年，因为自己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时间沉下心来做这件事。虽然如此，这个迟迟未能了却的心愿，却一直沉甸甸地放在我心里。

近年，随着自己的年岁增高（现已67岁），手里的工作也开始慢慢放下，于是，便决心着手将父亲遗存家中的文稿及信札进行整理。为了收集到父亲更多的文章，2019年，前后花去大半年时间，我冒着酷暑烈日，多次前往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地方文献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翻阅查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发行的大量文学期刊，如《奔腾》《红岩》《西南文艺》《四川文艺》《大众文艺》《说古唱今》等，从中搜集到父亲曾经撰写的十多篇文学评论文章。由于上述文学期刊因年久失散，现已无法找齐，并且期刊纸张已经酥脆，手触即破，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将查找到的资料拍照取回，然后在电脑上对照照片上的文字，逐字逐句敲击键盘编辑完成。

常言道“文如其人”，通过对父亲每一篇遗作的阅读和整理，我深刻体会到他对党的文艺事业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在家人心目中，父亲一辈子都在忘我工作，他深受上级组织的信任，一直工作到69岁才正式离开岗位，在忙碌中匆匆走过自己的人生。父亲为了事业不惜付出一切的精神，让人深感钦佩！

二

父亲生前从未对子女谈及自己的父辈及家庭。而近年我在重庆市档案馆珍藏的历史文献查阅中，意外发现了祖父的一些史料。祖父王岳生是一位读书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系老同盟会会员。民国时从政做官，曾担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等多种要职。之后，祖父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继而看破红尘弃政从商，兴办社会实业和慈善事业，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受到朝野的肯定和尊重。

1921年，父亲出生在这个富裕的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他深受其父早年激进的思想熏陶，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充满着热情和期待，立志要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去奋斗，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父亲早在巴县中学念初中时就追随共产党投身革命。1938年，他年仅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坚持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20世纪40年代初，父亲通过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介绍认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先生见父亲热爱文学并渴望从事教育工作，便给予父亲一番鼓励：“你既然有志学文学，你家庭环境也还好，年纪还轻，就该趁此好好地学习，不上大学也是可以成功的，过去梁漱溟先生去考北大没有考上，以后北大还请他做教授呢。”（见渥丹《你创造了不朽的生命——敬悼陶行知先生》）就这样，父亲走进了陶行知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合川草街）文学组任教。

父亲对自己的信仰十分执着，对共产党无比忠诚，绝不掺杂丝毫个人利益。据我母亲徐蘅回忆，她1943年与父亲结婚后，就跟随他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45年，父亲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重庆分会与知名作家艾芜、沙汀、聂绀弩一起工作期间，母亲还曾协助并参与了抄写进步文稿的工作。其间，父亲让母亲阅读进步刊物，要求母亲每天都写读书笔记。后来，母亲在邹韬奋创办的进步书店——上海三联书店重庆书店工作。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父亲被迫离开重庆前往华北、华中地区，母亲因为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而留在家里。父亲离渝前，地下党组织曾向父亲建议让母亲加入共产党，而父亲则向组织表示，徐蘅虽然思想倾向进步，但条件尚不具备，还得根据她的表现再考察一段时间。之后，父亲认为母亲政治态度不够积极，入党愿望不甚强烈，没有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因此，母亲入党之事就此搁浅。解放后，母亲一直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身份在重庆市新华书店工作，退休也未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现为“解初干部”待遇）。好在母亲对此并不计较，对父亲的做法表示理解。

解放后，父亲在重庆文艺界长期担任领导。作为一位在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领域里学养深厚的行家，他不辞辛劳地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党的文艺事业中，直到生命终结。我记忆深刻的是，“**”结束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复苏，群众文艺创作迎来大好时机。父亲为办好《红岩》文学刊物，振兴重庆的文艺事业，他常常是白天奔波于基层文化单位，参加并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夜里埋头于稿件、信札堆积如山的书桌，伏案审稿、改稿，以及回复作者信函至深夜，甚而通宵达旦。正是那些年，《红岩》杂志发表了许多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高质量文学作品，如作家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叶辛的《风凛冽》等等。同时，《红岩》还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文学创作人才。那个时期，重庆的文化艺术空前繁荣，戏剧歌舞新戏连台，在创作上也取得丰硕成果。然而，我能感受得到父亲在那些日子累并快乐，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为愉悦的时日。

三

父母养育我家兄弟姐妹五人。记得我们小时候，父亲整天都忙于工作，根本没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和情感交流。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父亲发自心底对儿女们的爱护。父亲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的教育方式往往身教重于言传，以身作则，时刻在为儿女树立榜样。

父亲一辈子勤劳简朴。无论工作有多忙，他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几十年如一日。他的衣服、被套床单全是自己洗，包括打扫房间的清洁卫生，都亲力亲为，从不让别人代劳。父亲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成人，闲暇时，父亲也会与子女分别聊谈一些各自的工作情况。他思想观念十分明确：一个人欲想事业成功，必须得有一门过硬的本领，这样才能更好地对社会作出贡献。父亲自己是一名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所以，他总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学有所长，成为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在父亲影响之下，我们兄妹五人都实现了他的心愿，各自在所从事的工作中都能独当一面，有所作为。

大姐王播谷，196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美术与汉语言文学专业。退休前，先后担任陕西省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陕西省儿童福利会秘书长等职务。退休后，继任陕西省儿童福利会常务副会长，直到2019年换届。现受聘陕西省儿童福利会顾问。她热爱妇女儿童事业，热爱自己的专业，画得一手好画。

大哥王旦临，原在重庆市美术公司从事模型工艺制作，系模型工艺师，曾任模型厂厂长。大哥有一手精湛的模型制作技艺，他早年为我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制作的“解放”牌汽车、“红旗”牌轿车模型，因质量优异而获得业内专家好评。后来，大哥还为重庆江北机场和成都双流机场成功制作大型沙盘模型。2005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馆时，他被该馆特聘为陈列展览技术顾问，监理制作“古代重庆城市地形”的大型沙盘模型。

二哥王榴火，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暖通专业毕业后，在重庆市设计院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二哥在重庆电视台从事新闻采访、编辑、审稿和签发工作。90年代初定居芬兰。多年来，他在赫尔辛基大学等院校教授中国文化艺术。并在芬兰举办个人书画作品展，传播中国文化艺术。

妹妹王离离，重庆市少年先锋报社原资深编辑、记者（副高级职务），长期担任编辑部主任。离离继承父亲对文艺的热爱，在从事少儿报刊30年的采编工作中，她编发大量少儿优秀作品，并发现和培养了许多优秀儿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离离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好编辑，同时也是一位好记者、好作家，她采写和创作的大量新闻作品及文学作品，荣获过许多奖项，曾获得全国少年儿童报刊优秀工作者、共青团重庆市委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称号；荣获第六届全国综合性少儿报纸好稿件、好作品编辑一等奖，全国首届少儿报刊版面设计三等奖、中国少儿报刊奖（好作品编辑）一等奖、重庆市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以及第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新闻作品三等奖等几十项殊荣。

我在家排行第四。20世纪70年代初，在农村插队当知青三年之后被招工回城，到重庆市北碚玻璃模具厂当了一名玻璃模具（金属）雕刻钳工。工厂离家远，交通不方便，加上自己对当时的工作也不满意，便产生利用父亲的关系调换工作单位的想法。不料，我对父亲谈及此事，却遭到他竭力反对。父亲情绪激动地对我说：“自己连个初中都没毕业，还能够胜任什么工作？”他见我一脸茫然，接着又说：“你现在当工人学技术很好嘛！今天当徒弟，明天做师父，往后技师、工程师的路，难道就不可以自己去走吗？”家人都知道父亲向来做事认真不徇私情，我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岂不有意让他为难？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当时对自己严厉批评的用意，分明是在讲述“术业有专攻”的道理。于是我只好打消调换工作单位的念头，老老实实在厂里学技术。

当工人9年之后，一个偶然机会得知重庆市博物馆需要文物（青铜器）修复专技人员，而这项工作居然与我在工厂里干的模具雕刻钳工在技术上是相通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与父亲谈及此事，他经过再三思考，最终同意我去从事这项工作。父亲最为看重的就是技术专长，他认为如果能将工厂所学技术与文物修复工作很好结合，我将来一定还会发挥更大作用。

1981年，我来到重庆市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这是一门手工技艺活儿，即将遭受自然或人为损坏的文物（金属器、陶瓷器、石器、木器、纺织品等类）通过实施修复恢复原貌，再用于博物馆历史陈列展览、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虽然，文物修复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小众职业，但它所涉及的学科知识类门较广，从理论上它涵盖历史、考古、物理、机械、化学、美学等等。目前，我国文物修复专业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统、标准化的技术学科理论，其教学方式只能通过口传心授。文物修复工作技术性较强，更多是通过从业者在实践中去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将所获技术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形成技术理论。正是因为文物修复工作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才使我对它充满着兴趣和热爱。于是，自己早在心里暗下决心，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一定要把它干出点名堂。

在文博单位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将近40年（包括退休返聘7年），我先后经历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现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变迁。在博物馆，我做过馆藏文物修复和复制工作；在考古所，从1998年至2008年，我参加了三峡库区文物考古发掘，并主持田野文物修复保护工作。其间，自己通过努力学习各类文物修复保护技术，并将多年工作积累的技术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先后撰写10余篇文物保护技术文章，在全国多家专业核心期刊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利用过去在工厂所学的雕刻钳工技术，为重庆市博物馆成功复制国家一级文物“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战国）。同时将实施传统手工技艺的复制技术过程进行总结，撰写题为《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的复制》一文在《四川文物》发表。1989年5月，这件文物复制品被选送国家文物局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全国精品文物复制陈列”展览，获得业内专家好评。

这些年，随着国家文物保护事业的飞速发展，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人才凸显匮乏。在2013年退休之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将我返聘上岗，继续为本单位开展文物修复技术“师承制”培养学生，直到2020年5月，我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通过自己多年工作不懈努力，我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文博副研究员）。2009年，被选编入《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文物出版社出版）；2013年，当选为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家委员会委员。

父亲为自己所热爱的党的文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他老人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谆谆教导。“你现在当工人学技术很好嘛！今天当徒弟，明天做师父，往后技师、工程师的路，难道就不可以自己去走吗？”父亲当年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我永远铭记在心间！

我深深地感恩父亲！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无比骄傲。

我也想告慰父亲：儿女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祈愿您在九泉之下永远安息！

2020年初夏

1991年春节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