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祖生

2021年8月14日是王觉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参与了为他编辑出版的纪念文集《渥丹心语》相关工作。在这些日子里，王觉先生的身影不时浮现于脑海，似在身旁，犹在眼前。我一直在寻找，想寻找一句适当的话，来概括他留存给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永久的形象，来表达我们这一些文艺人对他的敬仰。经过这次编辑专集，我仔细阅读了全部的文稿，我才真正全面地了解了他的一生一世；我才更全面地感受他为重庆文艺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找到了一句适当的话献给他：“重庆文艺大厦杰出设计师”。

在参与编辑这本文集之前，长期以来，我只是从两人忘年交的个人友谊出发，感恩于他，怀念于他，难忘他是我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时嘱我“不要弃离戏剧创作”的引路人。

1982年底，我从武汉军区政治部创作室转业回渝。行前，恰逢时任国家电影局领导人陈荒煤到武汉军区来指导文艺创作，他为我写了一封给重庆市文联王觉同志的推荐信。回渝后，我的转业安置阴差阳错，最终被安排到当时的《红岩少年报》，担任分管党支部工作。1983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上文联大院旁边一座木楼房的二楼。从虚掩着的门缝里，瞧见一个身材略显瘦弱但十分精神的男人坐在一个木盆旁搓洗衣裳。我轻轻地敲了敲门。他应声而起，搓干了手将我迎进屋内。我向他做自我介绍后，恭敬地递上陈荒煤写给他的那封举荐信。他和祥地接过信看了看，随即脸上含满笑意地招呼我落座，热情地与我随和地摆谈起来。这是我同王觉先生的第一次会面，既无从不相识的陌生，也无初次相见的客套，似乎是早就熟识的人。就这样，我们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朋友。后来我才知道，王觉时任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已经60出头，是重庆市文联的一把手领导人；文艺界的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交往，亲切地称他“觉伯伯”。

我在部队服役15年，参军后长时期在部队文艺宣传队搞文艺创作，后调进武汉军区政治部创作办公室当创作员，创作过独幕话剧《弄巧成拙》、大型话剧《将军志》等不少作品。转业到重庆《红岩少年报》工作后，原想服从组织安排，也打算把这份工作做好。我积极学习记者、编辑业务知识，还参加1983年全国新闻系统首次统一测试，获得了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颁发的成绩合格证书。我准备就这样开始我转业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不料后来觉伯伯的一个提议，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使我重返戏剧创作之路。

1983年初夏的一天，我去觉伯伯家里看望他。我们坐在他书房里摆谈。他对我说：“你在部队写过那么多戏，回来后不应该停笔，要继续写下去。”我对他表示说：“我离开重庆时还只是个高中学生，不熟悉生活，不知道能写什么。”他想了想，从书橱里拿出来一本书递给我说：“重庆市政协刚编了一本书《重庆谈判纪实》，你拿回去读一读，看能不能写一个戏。”

我仔细阅读这本书。看到当年一个国民党宪兵队长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主要内容是：重庆谈判临近尾声了，周恩来的秘书李少石突然遭到国民党士兵杀害。消息传来，周恩来当即向张治中提出强烈抗议，气愤地说了“要杀就杀我，何必杀我的秘书嘛”之类的话。合众国际社发出“国民党破坏和谈派人刺杀周恩来”的外电，一时间政治局势骤然紧张。事后查明李少石之死只是由车祸引起的误伤所致。周恩来当即指示南方局重庆办事处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澄清事实，在社会各界人士中产生巨大震动。那位宪兵队长在文章里说，他就是从李少石事件中看到了共产党光明磊落的形象，从而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这篇文章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意识到李少石事件有强烈的戏剧性，有深远的思想价值，有周恩来的高大形象，又可反映出重庆谈判的大历史背景，可以据此写成一部好戏。我把这个创作设想告诉觉伯伯，当即获得他的首肯，鼓励我投入创作。一年多之后，我与重庆市话剧团陈飞和白路平老师合作，由我执笔写成了多场次话剧《陪都新闻》。剧本得到觉伯伯的首肯。1985年6月，觉伯伯请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时任重庆市政府文化顾问吴雪审看剧本，吴雪看后对该剧本创作做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剧本写得不错，剧中多具体情节，描绘得颇为动人”，“这个剧本对总理形象的刻画，是在写人，而不是在写神。剧本没有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神化，而是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周恩来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10月，该剧由著名导演赵锵执导、重庆市话剧团排演，参加重庆首届雾季艺术节在抗建堂剧场首演。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看戏后赞叹：“李少石事件本是一个活报剧题材，你们能写成这个样子真不简单。”该剧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引起戏剧界极大的关注。

但由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难免受到羁绊。《陪都新闻》公演后，有同志尖锐批评说：“周恩来在重庆有那么多优秀事迹，为什么要专挑周恩来当初判断失误来写？认为这样写有损周恩来的伟人形象。”还有人提议：“去武汉军区调查一下，看看这个作者是不是在部队上就有什么政治问题！”甚至于，还有人建议停演此戏！一时间，文艺界议论纷纷，争论不断。作者、导演、演出单位、市文化局领导等都感受到不轻的政治思想压力。这个时候，作为这个戏的倡议者、支持者的觉伯伯承担了多么大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这期间，我没有听到他对我说过一句动摇的话。只记得一天晚上，觉伯伯通知导演赵锵和我们三个作者到渝洲宾馆去。我们去后，王觉先生引我们在一间宽大的客房里，见到我们重庆市的老市长任白戈书记。原来，是王觉先生事前拜见了他的老领导，请他发表对话剧《陪都新闻》的意见。任市长见到我们，热情而坦率地谈了他看戏后的感受。他态度鲜明地说：“这个戏很好嘛，歌颂了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任白戈老市长在重庆文艺界有很高的威望。他这话传开后，关于话剧《陪都新闻》的风波才渐有平息。

当年11月1日，王觉先生在《重庆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态度鲜明地肯定：“《陪都新闻》是一出纪实性与戏剧性相结合，具有新意和特色的革命历史剧。它以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震惊一时的李少石事件为主要情节线索，以表现我党光明正大，坚持实事求是立于不败之地为主题思想，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党的领袖人物、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周恩来同志的形象。”

继这之后，这个话剧又改编为同名四集电视剧。在改编电视剧过程中，觉伯伯又亲自组织力量在市文联认真地讨论、研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他还亲笔致信陈荒煤，并请张颖审看剧本，使作者获得了重要的帮助和支持。电视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黄祖模担任导演。该剧拍摄成功后，1987年3月4日在重庆电视台首播；198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由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1987年3月15日，曾在南方局工作时担任周恩来文艺秘书、时任中国剧协党组书记张颖同志在《重庆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该剧。她在文中写道，该剧“通过处理李少石事件，相当完整地塑造了周恩来的感人形象。以往在一些话剧或电影中也曾有不少是描写周恩来的，但我感到在《陪都新闻》中的周恩来显得比较亲切、生动、丰富，突破了写领袖人物的许多思想束缚，写了生活中平凡又不平凡的伟大人物，而不是制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的形象，所以是真实而感人的”。当时的文化部音像出版社向国内外出版发行了录像带。出版社的领导告诉我们，该片在台湾发行也受到欢迎，在台湾政界有关人士之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从那以后，我离开了《红岩少年报》，正式调入重庆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任专业编剧。30多年来，我一直在戏剧创作、影视创作、戏剧活动、文艺评论等方面努力工作、发挥作用、贡献力量，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剧、曾任市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回首往事，细想来路，我不胜感叹：若不是当初觉伯伯嘱我不要弃离戏剧创作、引导我坚持写戏，我市也可能会多了一个普通的编辑，而少了一个可做贡献的戏剧家。由此可见王觉先生发现人才、保护作者，支持作品创新，坚定推动重庆文艺创朝着正确发展方向的坚定意志和良苦用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市文艺界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产生出《陪都新闻》这样一部能够冲破旧思想观念，具有艺术创新意义的，能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文艺作品，现在回忆琢磨起来，感觉十分不易。直到这次参加《渥丹心语》的编辑工作，经历了与王觉先生全面的心灵对话，我才感觉出觉伯伯与重庆文艺的深刻渊源，才从中领悟到重庆文艺大厦的熠熠光辉实在与觉伯伯对重庆文艺的终生奉献分不开！

王觉先生1938年6月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才17岁，属红军时期的革命干部。至重庆解放前十年左右时间，他就在重庆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他的公开身份是全国文协工作人员。在党内，他负责配合党派来重庆的文艺干部何其芳开展工作。他协助何其芳编辑《抗战文艺》《七月》《希望》《萌芽联合特刊》等刊物，积极地在重庆文艺界发挥作用。1944年，他卖掉祖父遗留的田地，出资在重庆临江门一小巷内创办了新地出版社，出版了沙汀的小说《还乡记》。他以“渥丹”的笔名发表了《〈财主底儿女们〉第一部读后感》《文艺节断想》《读〈丰饶的原野〉》《谈〈马凡陀的山歌〉》等大量文艺评论文章，以一个青年文艺评论家的姿态抒发自己深刻的文艺见解。他在《谈〈马凡陀的山歌〉》一文中写道：“我们要学习旧有的民间形式、更重要的却是为了创造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是决定于新的内容的”；他在纪念鲁迅的文章《承继伟大的文学遗产——写在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中写道：“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1947年面临内战爆发的情境，他在《文艺节断想》中鲜明地指出：“文艺为人民服务。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道路，也正是这条壮阔的、艰辛的道路”“人民的奋斗道路，绝不像是一句极简单的口号，但这正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由长期困苦摸索而得到底明确的目标”。他还写道：“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必须与客观现实统一起来，这样才会创造出真实的、伟大的作品。用旁观的、冷淡的态度去观察现实，对现实是不会得到最正确、最完全的认识的。”从王觉先生这些精辟的文艺论断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当初那个时代，他就已经具备了成熟的革命文艺思想素质，在文艺评论水平上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为他在重庆解放后成为重庆文艺界的掌门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艺术修养基础。

重庆解放后，王觉先生从参加军管会接管重庆文教界工作开始直至离世，长期担任重庆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在重庆文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功不可没，历历可数。

20世纪50年代初，王觉先生担任市委宣传部首任文艺处长，配合文管会主任任白戈的领导，在文艺界努力推动重庆文艺创作。在那个时期，催生我市创作出了第一部反映新中国建设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周恩来称赞“这是一出方向正确，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戏”；贺龙副总理称赞“是第一部反映祖国大规模生产建设的话剧”。全国13个话剧团体上演了该剧。1953年贺龙还携此剧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6年，该剧荣获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剧本二等奖。这标示着重庆文艺创作在解放之初就走在全国前列。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王觉先生以敏锐的政治、艺术眼光，抓住我市业余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等三人在1957年写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不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积极扶持、组织和指导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他争取将三位作者一起调进市文联工作，为他们创造了较好的写作条件；他努力争取到当时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长马识途、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对小说《红岩》创作的大力支持。经过反复的加工修改，1961年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后，立刻以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全国读者的喜爱。此书至今都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作品。1963年总政文工团根据小说创作公演了歌剧《江姐》，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受到中央领导人高度赞许。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拍摄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更是扩大了其在全国的传播，足足影响了几代人，至今魅力不衰。这部载入史册的红色经典著作成为重庆文艺创作高度的标志性作品。

60年代初，王觉先生参与任白戈市长领导组织的市川剧院进京汇演工作。他深入院团参与选择、确定剧目；参加修改、审查、组织等具体工作。汇集动员了我市众多川剧名家参演，排演了《绣襦记》《金钗记》《荷珠配》《红梅记》等四部传统戏。这一时期他还配合任白戈市长对传统川戏开展了挖掘、整理、改编的工作，获得显著成绩。市川剧院成功排演的《柳荫记》在全国第一次戏曲汇演获奖，《芙奴传》获得周恩来的特别喜爱。这些既继承了戏曲的优秀传统，又具有艺术新意的剧目都先后在北京进行公演，受到中央领导和首都观众的赞许。可谓轰动京城，蜚声剧坛，极大地提高了重庆文艺在全国的影响力。

历经那个特定时代的磨难和冲击，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王觉先生重返重庆文艺领导岗位，更是斗志不衰，初心不改，率领重庆文艺界拨乱反正，冲破旧的思想束缚，积极创造重庆文艺事业的新开局。

1978年前后，我国刚迎来新时代的一线曙光。此时，王觉先生兼职担任重庆《红岩》杂志社主编，他决心利用这份杂志作为开拓新时期重庆文艺工作的突破口。他从《沱江文艺》上读到四川简阳一位普通农民业余作者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前五章，当即敏锐地发觉这是一部具有时代认识价值的艺术新作。他随即亲率编辑部的强将精兵前往简阳，上门拜访周克芹。他高度肯定了作品的发展潜力，热情地将作者周克芹邀请到重庆，安排住在市文联的一间屋内安心写作。当时市文联条件差，王觉先生将周克芹安排到编辑部几位编辑家中轮流吃饭，而在他自己家请周克芹吃的饭自然是最多。周克芹就是在得到《红岩》杂志社编辑们如此悉心关照和支持下，顺利完成全篇写作的。1979年第二期《红岩》杂志全文首发了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引起读者关注，王觉先生还亲自撰写了近万言的评论文章《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思想艺术的成就》。为了扩大在全国的影响，他还给时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写信，极力举荐该部作品。1982年该小说参加我国首届茅盾文学奖，荣登六部获奖作品之榜首，获得“新时期中国文坛解放思想破冰开篇之作”美誉，被载入中国文学史册。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红岩》杂志还发表了上海作家叶辛早期的小说《风凛冽》，重庆作家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等一批全国影响较大的作品，形成《红岩》杂志发行二十多万册的兴盛时期，被全国文艺界赞誉为与《收获》《当代》《十月》齐名的中国杂志“四大花旦”。

1980年，四川美术学院大三的油画系学生罗中立，创作了一幅风格独异的油画《父亲》。学院申报该作品赴成都参加四川青年美展。面对这样一幅满脸苦难皱纹的农民头像油画，究竟能不能送上去参展呢，成为摆在市文联领导人王觉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段时间，有人批评油画“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变化”；甚至还有人干脆说“污蔑了中国农民形象”。面临如此情形，王觉先生不为所动。他冷静地和市美协主席牛文多次探讨，反复交流。经与罗中立多次斟酌，后来罗中立在油画《父亲》定稿的左面耳朵上加上一支圆珠笔，用此加强了些社会时代新气息。也许这样的添加从艺术的角度看并不是最好的主意，但处在刚刚结束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时期，这也许为这幅油画破土而出创造了机会，使它能顺利问世，一飞冲天。在成都参加的四川青年美展上，这幅油画被《美术杂志》编辑栗宪庭发现，刊用发表在1981年第一期《美术杂志》封面。同年，油画《父亲》参加全国青年美展获一等奖、人民日报金奖。被誉为“画出了中国农民典型形象的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美术界人士高度评价作品，“运用独特创新的绘画手法，聚焦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以人文主义的关怀，将艺术还原日常生活的人的本身，引领了当代艺术乡土绘画的发展”，“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里程碑”。作品当即被中国美术馆作为艺术经典作品收藏。

除以上列举的诸多事迹之外，王觉先生在重庆文艺界的影响还遍及评论、文学、戏剧、美术、摄影、舞蹈、出版等多个方面。可举之事、可谈之人还很多很多。即使在他离世近30年后的当下，我市文艺界各界人士都还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聊到“重庆文艺的内行领导”“重庆文艺的王觉时代”“重庆文艺界的旗手”之类的感叹。的确，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文艺由何而来，向何而去，这是重庆文艺界当议的一个重要课题。被甘泉滋润过的土地，不应当忘记灌溉过土地的那道甘泉；长满硕果的田野，不应当忘记播撒种子的播种人。纵览王觉先生为重庆文艺默默奉献的一生，天地可鉴他的一片渥丹心。从他20多岁就鲜明提出来“文艺为人民服务是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道路”，到他70岁离世，他正是沿着这条“壮阔的、艰辛的道路”不忘初心，矢志不渝，一路前行。他耗尽心血，一点一滴地为重庆这座城市添加优秀文化分量；一砖一瓦地为重庆的文艺大厦构筑辉煌。是的，正是他革命文艺家的高风亮节，领引我们重庆文艺一直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正是他卓越的艺术修养高度，使我们重庆文艺一度站在全国文艺的高峰。如今，在隆重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称誉他是“重庆文艺大厦杰出设计师”，实至名归！

纪念过去，是为了未来。希望重庆文艺界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光荣传统，祝愿重庆再有王觉先生这样杰出的设计师出现。我们渴望重庆文艺的再度辉煌！

2020年10月27日 撰写于南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