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阳

海阔约我写这篇文章，我没理由不写。我曾好几次想做这件事情，应该写写觉伯，但因故几度放下。我知道，我放下的是笔，对觉伯，我怎么能放下，怎么也放不下。

转眼他离开我们近30年，这30年，觉伯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并未消失，他时常为文坛缅怀，时常被文友回忆。这三十年，恰是我在《红岩》杂志工作的30年，开展工作时不时就说起他，他真的不曾离开。他曾是我们的老主编，他对刊物的重视，是他鲜明的工作思路；他对作家的爱惜，是他浓厚的工作情感；他评价作品，从不掺杂人情，好即好，差即差，对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他说起来如数家珍，爱如自己的儿女。现在想来，觉伯对文学工作的态度一直潜移默化影响着我，我是跟随他的步伐，在走编辑《红岩》杂志这条文学之路。这三十年，我步履踏实而坚定，觉伯无形中成为我的引路人。

觉伯出生巴县王氏大户人家，家境富裕，小时衣食无忧。受先辈影响，成年后胸怀家国，追求进步。认识觉伯，是我大学毕业不久，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时候。觉伯时任“**”结束重庆文联恢复工作后的党组书记，同时兼任复刊后《红岩》的主编。作为经历了人生一次次严峻抉择和反复历练的老派革命者和老布尔什维克，他的经历阅历，他的审事阅人，自然奠定了他在重庆文艺界的分量和地位。在新时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举国百废待兴，文学需打破万马齐喑迎来万马齐鸣的特殊历史节点的时期，开启文艺事业可想困难重重。由他把舵，有他把舵，历史已证明是重庆文坛之幸，是《红岩》杂志之幸。

我曾撰文谈及，新时期重庆文学艺术的开篇是不俗的。不仅不俗，而且不可谓不精彩！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红岩》刊发，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送展全国美展，等等，这都是当时影响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破冰之作和文化事件，因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父亲》均已载入中国文学艺术史册。而在春寒料峭的当时，如何对待评价这样的小说和艺术作品，定夺者是需要足够胆识和预见力的。我们听了太多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发现、修改和发表，觉伯和殷白、马戎、熊小凡、杨甦怎么一次又一次和周克芹研究沟通改稿的；听了太多关于《父亲》的讨论和定稿，觉伯和牛文等怎样与罗中立反复商量推敲修改的。不止这些，各种版本的佳话，反映出当时重庆文艺界打破僵化，开放革新和发展繁荣的趋势。正是如此，通过文艺界的共同努力，创造了重庆文学的历史，创造了重庆艺术的辉煌。

觉伯经历丰富，一生追求光明，青年时代开展革命工作。与一些革命前辈有过交往，与许多文艺前辈过从甚密。他身为文联党组书记和《红岩》主编，同时又享受红军待遇，可他没有丁点架子，反而为人谦逊，平易近人。难怪他的同辈同事都直呼其名很少叫他书记，年轻的后辈无论何时何地都亲切叫他觉伯伯。我现在还记得，他对待人那种微微的颔首，他处理事那种谨慎的思索；他讲话时不高的语调，他交流时笑盈盈的目光。

他风格怀柔，做派儒雅，心性率真，本质良正。

遇到工作难题他会摸耳挠头，遇事不便当即表态常言或表示赞同常言“那嘛当然”。这句“那嘛当然”起初着实让我犯难。我不明白所言何意，可时间一长，此话不仅明白而且意味致远。这句“那嘛当然”化解了多少工作上的矛盾，留下了多少回旋的空间，不拒人千里，又真情弥漫。“那嘛当然”实乃觉伯智慧，觉伯智慧而幽默，我们至今都时不时学上一句——“那嘛当然！”

觉伯不仅对工作真挚，而且对文学真挚。

我国一度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一部长篇小说列为禁书，在批精神污染那阵，我托朋友买得一本，看后拿给觉伯看。我说，不看怎么批，看了再来批。

我清楚记得，我是通过电话询问觉伯的。觉伯在电话那头直言：“我看不能简单粗暴否定一部伟大作品。”毫无心机的话语，毫无戒备的交谈，何况我是晚辈，他尚如此真诚。自此以后，我对觉伯愈加尊敬，并愈加爱他。他有文学的标准，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后来我了解到，觉伯自年轻时代就有志文学工作，其文学鉴赏力经长期阅读钻研和革命实践磨砺而成，很早就在我国一些重要报刊发表不少理论文章和评论作品。

觉伯是很派的。他具有很派的长相，很派的气质，很派的派头，很派的穿戴，很派的讲究。他的这种派是一种老派，在其他老一辈文人中可见的一种派，是一种骨子里的派，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派。你看看觉伯与好友甦伯在一起，在文联花园踱步，一个拿烟斗、打火机把玩，一个将身上的上海开开衬衣抻了又抻理了又理，那样的一前一后，一左一右，那样的一步一款，把审美赋予日常细节，那样的款款踱步的派，一直是我眼中的一道风景。我不悲哀世上这风景已逝，这曾经的风景也那么好过，谁说又不是文化的风景，人文的风景。

觉伯是有格的，有品格。

他的品格自然建立在他的修养上——文化修养，人的修养。

觉伯的格，是大格。经历过大风大浪，雨打风吹，生死考验，自是云淡而风轻，临高而志远。

他有自己的原则，律于操守，一心工作。热情帮助他人却忽略关心家人。他心地善良，有时受人误解，甚至受人欺负，权不当回事。他宁对子女有亏欠，对儿女的工作安排也从不向组织开口，更不用权力开路。

他就是这样坦坦****，清清爽爽；谨谨慎慎，兢兢业业。

他又是那样讲讲究究，亲亲和和；儒儒雅雅，正正直直。

我调到《红岩》工作时，觉伯已经离休。但我感觉得到，觉伯对我的这一选择是赞同的，是支持的，是肯定的。他不太用语言关心，而是默默关注。他曾对我说：“做编辑工作好，这个工作很重要。”

我刚到杂志社工作不久，觉伯就生病了。平素少生病的他，一病就生大病。癌症晚期，住重医治疗。在他病危之时，不巧杂志举办赴三峡采风的全国作家笔会，临行前我到医院向觉伯辞行，时而昏迷的觉伯却清醒过来，他说：“放心去，把笔会组织好，把杂志办好。”

在外笔会20天，回来觉伯已走远。

其实觉伯有托梦给我，只是我不愿相信，不愿接受这样的现实。

而他对我说的简单平实的话语，我一直默默放在心里，当作他的遗训。

恍然，觉伯离开我们近三十年，觉伯也将一百年诞辰。

在这样的时刻，我唯有表达深情的缅怀。

大家都叫他觉伯伯，我常常拖长了声音叫他，就把“伯伯”两个音节，叫成了长长的一个音节“伯——”。

此刻，我又在叫您了：“觉伯——”

您一定听见，我多想您笑盈盈应答我。

我多想向您这位老主编说说杂志的发展，再听您说声，您独具智慧而幽默的那句“那嘛当然”。

觉伯，我尊敬并爱的觉伯。

谨以以上文字，献给您——

向您这位老派革命者致敬！

向您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者致敬！

2020年8月7日初稿于办公室

1986年，左起卢德龙、王觉、刘阳、饶成德、罗哲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