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桂林方面传来极为不利的消息，日军第23师团以两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从粤北向广西进击，与从湖南衡阳南下的日军第11师团的史迪威在缅北战场上7个师的兵力形成了钳形攻势，以夺取整个广西省。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在广西境内的所有机场和地面设施都面临着被日军夺取的危险，史迪威急忙从乏味的谈判中抽身出来，准备飞往桂林前线作靠前的具体指挥。

史迪威在美军总部办公室里接见了两名中共代表。中共代表向史迪威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如果能得到必需的装备，中共军队愿意在与同盟国的合作中肩负重要任务”的意见。史迪威向中共代表表示，他从桂林回来以后一定要去延安。

史迪威在缅北战场上

史迪威到达桂林以后，立即找到了张发奎，了解作战准备情况和日军的情况，也对不能保住的机场和设施组织力量进行破坏，将能够运走的设备及时进行转移。陈纳德因为中国空军拒绝让他的飞机使用贮备的汽油而暴跳如雷，飞虎队昔日的神话也不灵了，他的空中战略可谓喧嚣一时，但在日本的地面进攻面前却一钱不值了。

9月15日，史迪威一回到重庆，蒋介石就打电话通知他，云南龙陵方向又出现了日军的大举反攻，他要求史迪威立即命令正在密支那方向的驻印军向八莫进攻，以减少卫立煌突过怒江的部队的压力，但由于攻克密支那的战斗消耗了中国驻印部队的大量有生力量，亟待修整和补充，一时还不具备攻打八莫的能力，蒋介石还要求立即空运卫立煌的云南远征军加强广西湖南云南的防守，史迪威好不容易有了缅北的大好局面，蒋介石要调走云南远征军，这对史迪威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前功尽弃。到了这种时候，蒋介石仍不准备把放在陕西一带包围延安的胡宗南部队的40万大军拿出来使用，也不让共产党的部队开赴前线抗日，这是史迪威怎么也无法理解的。

史迪威在由重庆再次飞往桂林的途中，他向马歇尔拍出了告急的电报，将中国出现的危机，蒋介石要亲手毁掉缅北的大好局面调回云南远征军，以及蒋介石企图保存实力、囤积物资等待盟国去结束战争和有关指挥权的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电告美国决策层。

史迪威的电报传到了正在魁北克召开会议的马歇尔手中时，整个会议顿时哗然，让出席会议的罗斯福、丘吉尔等惊愕不已。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是在欧洲战场即将取得胜利，德国法西斯面临最后失败之际召开的重要会议，英美准备在欧洲一旦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之后，即组织强大的海军两栖部队和空降部队实施收复缅甸的“杜拉可拉”行动计划。中国驻印部队和云南远征军在缅北的作战对此计划的执行是一种极为有力的配合，如果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撤回部队将对整个缅甸战局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

罗斯福不仅对中国危机十分关注，也对史迪威的指挥权拖延至今没有落实感到了压力，他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已忍无可忍了，不得不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蒋介石阁下：

读过有关中国局势的最新报告以后，我和我的参谋长们深信在最近的将来，你就要面临我曾一直担忧的灾难。阁下统率的远征军入缅作战，对缅北战事益处莫大，但如不及时补充兵员，或相反撤回他们，我们将失去滇缅路开放的可能，并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必须承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举行会师仪式

在近几个月中，我一再要求你采取果断措施，以防止这场日益临近的灾难。至今你还没有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全部军队，但我们却已面临损失华南大片重要地区，并可能遭到失败的后果。

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越岛争夺战进军速度是迅速的，如你不立即采取行动对中国来说将为时太晚。

我确信，为了防止日本人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当前你唯一能做的是立即增援在萨尔温江的中国部队，并要他们发动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全部军队的权力，并不加限制。我现在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作出决定，即保证并增加对华援助。我非常坦白地说明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再拖延下去，你们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罗斯福 1944年9月18日

这封电报是发给史迪威的，要求由他转递蒋介石，史迪威立即为电报所采取的强硬态度所激励，在他看来是罗斯福给蒋介石的最后通牒，这不仅是让史迪威将压在心里两年多的怨气得以舒缓，也让他感到自己的重要历史转折就要出现，总统的电报将加快对他指挥权的落实起到决定作用。史迪威因长期以来罗斯福不明事理，听信一些人如艾尔索普的谗言，让他有口难辩而苦恼，如今总统终于醒悟了。

作为美国驻重庆的最高级别的将军，他有权亲自转递总统的信件给蒋介石，也是他的职责，如果他世故一点，完全可以不亲自去转，但他却这样做了。

他吩咐将电报译成中文之后，就亲赴黄山蒋介石官邸。9月19日是一个周末，蒋介石正在那里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商讨委任史迪威指挥权的问题。史迪威在走进会议室之前，将赫尔利叫了出来向他出示了总统的电文。赫尔利出于职业外交家的本能，认为电文的语气应更为平和一些才行，甚至他提出只将电文向蒋介石口述。史迪威没有同意，因为他发现宋美龄、宋子文以前也曾这样向蒋介石口头转达过一些电文，史迪威将电报交给参军朱世明并请他向蒋介石宣读，朱世明还未来得及反应，赫尔利就制止了史迪威，他站了起来说：“电文内已经附有译文，蒋主席可以自己读。”蒋介石看了电报以后没动声色，而是对史迪威说了句“知道了”。沉默了片刻后起身宣布散会。

这份电报对蒋介石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意识到这是他政治生命攸关的大事。美国人是在强迫他接受史迪威，如果以后又让他接受共产党武装又怎么办？他横下心来，坚决顶住。蒋介石认为美国人在这种时候不会轻易抛弃中国，蒋介石决心与罗斯福赌一下，到底是美国硬得过他，还是他硬得过美国。但蒋介石也担心会因此而失去美援。但至少罗斯福给了他一次绝好的机会，正是有了这封对他轻蔑和压迫的电报，使他有了拒绝任命史迪威指挥权的借口。

史迪威与宋庆龄亲切交谈

当晚蒋介石与赫尔利共进晚餐时，蒋介石当着赫尔利的面对宋子文交代要他向美国要求请另外派一位将军来代替史迪威，赫尔利劝蒋介石再认真思考一下然后再作决定，蒋介石态度十分强硬：“史迪威在华一天，中美商谈一日不能进展。”

蒋介石在没有稳操胜券之前还作出了麻痹史迪威的假象，如接受了史迪威制定的桂林防务方案并交给白崇禧去执行，蒋介石还主动告诉他已将93师师长枪毙的消息，好像是蒋介石在与史迪威主动改善关系。

9月23日，史迪威为了打破指挥权一直没有继续商议的僵局，主动提出了一整套的建议。其中有一条让蒋介石要命的是，史迪威要求蒋介石派他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以说服共产党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和他本人的指挥。按照史迪威的提议，共产党的部队将部署在黄河以北，不与政府军发生接触，接受美国的武器装备的限制在五个师以内。赫尔利对这个方案表示支持，他很快将史迪威的这个报告呈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赫尔利呈上的史迪威的报告非但不同意，反而正式提出了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这让赫尔利大吃一惊。他返回到史迪威那里只能告之：“太迟了。”

史迪威的女儿史文森（左一）、南茜（左三）1979年来中国看望宋庆龄

9月24日，蒋介石又约赫尔利进行了一次长谈。赫尔利力图劝说蒋介石能够看到史迪威来华所作的努力的主流，也替史迪威向蒋介石说了不少好话，还擅自代替史迪威对以后的合作共事作了一大堆保证，当然也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史迪威不少的不是之处。赫尔利的这种手段是一般政客斡旋矛盾之中的惯用手法，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蒋介石赶走史迪威的决心。他痛心疾首地回顾与史迪威打交道的过程：“自史迪威来华之后，予即依照罗斯福总统之意旨，委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之职。今年7月初，罗斯福总统来电请以史迪威在我直接指挥之下委为中国战区总司令，予以此事关系中国生死存亡，要求总统予我充分准备与布置之时间。予有数点基本观念不能变更：第一，予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坐看共党赤化中国。第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第三，两国合作必须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善和好之空气中进行不能含有丝毫之强制，或出以压迫之手段。”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评价很低：“史迪威将军为一朴实果敢之军人，然其政治头脑与战略则殊缺乏。”他列举了一些史迪威不尊重他的事情，说史迪威对他的态度像是对待一个部属，让他痛心失望，如果真的委以了史迪威中国战区全局之事，史迪威怎么可能服从他的命令，接受他的指挥呢。“予已失去对他的最后一分希望与信心，因此予不能使其担负中国战区及中美联军统率之重任。”

蒋介石与赫尔利谈话之后，就以备忘录的形式，由赫尔利通过电报转给了罗斯福。蒋介石下定了决心，对罗斯福9月18日的最后通牒不作任何答复，他认为“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否则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而且电告在美国的孔祥熙，拒绝任何前来说情者，并要求孔祥熙从速撤回国内。

史迪威与妻子温妮

从此中美两国的首脑人物之间，进入了僵持不下的耐心拼比的沉寂之中。罗斯福接到赫尔利转来的备忘录，读到了蒋介石的怨气和倔强，与一个国家的元首打交道，最忌讳就是让对方感到他的尊严受到了轻视，罗斯福以和盟国其他首脑打交道的经验来对待蒋介石，本来是共赴危难，不尚修饰，直截了当。而这个蒋介石加入盟国则是权利要享受，义务可以不履行。稍加鞭策，就以翻脸相对，且不留余地，作出一副逼人的姿态，着实让罗斯福厌恶之极，头痛之极。

马歇尔对于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要求，持一种不予迁就的态度，史迪威本是一名能征善战且在缅北有所建树的美国将军，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是在中国出现了危险局面的情况下提出的，他蒋介石又是原则同意的，但故意拖延，最后以史迪威的行为方式对他形成伤害为借口，进行要挟，争个面子，这种近乎流氓的行径真让马歇尔难以应付。马歇尔只好甩出话来：“中国之事并非人事问题，无论何人均难应付，除史迪威以外，无人可派。”“如史迪威被调，我将不会再派任何美国将领去统帅中国军队，或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罗斯福总统要求马歇尔针对蒋介石通过赫尔利转来的备忘录，起草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陆军部作战司方面几易其稿，都表达了这么一种意思，认为史迪威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物，史迪威如果去职，美国援华及支持蒋主席的政策将受到影响。但这样的电报罗斯福都没有认可发出。

到了10月1日，孔祥熙见到了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孔祥熙指出任命史迪威为统帅，对于蒋介石的声望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损害，霍普金斯告诉孔祥熙总统已经表态，中国是独立的国家，委员长是中国的元首，既认为史迪威人地不宜，自应另选人员继任。

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约见了孔祥熙，表示同意蒋介石的要求，更换史迪威。10月6日，电赫尔利转呈蒋介石，接受他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并决定不再担负有关“租借法案”物资的事务，但让史迪威负责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的事务，因为将史迪威调离缅甸战场，将产生出乎于蒋介石意料的严重后果。

赫尔利将总统的电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根本不能容忍史迪威继续具有对中国军队的训练、掌握之权，他有一种除恶务尽的念头，绝不能让史迪威再待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仅是职务的调换实际上就没有达到惩罚史迪威的目的。针对罗斯福10月6日来电，蒋介石回电对派来的美国将领的条件限定为能够得到他的信任，明确史迪威已经不具备这个必须的条件了，故不能再授予指挥权，他一再要求将史迪威调回去，而不是改任一个专司训练中国军队的职务。

以后蒋介石仍不依不饶，将中国东线溃败的责任也加到了史迪威的头上。认为史迪威占用了所有的物资攻打北缅，由于东线没有了物资，造成了东线中国军队的力量薄弱，缅北的胜利与东线的失败相比是得不偿失。

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是赫尔利从背后捅了史迪威一刀。10月13日，他彻夜不眠，由他的副官马堪上校根据他的口述起草了给总统的电报，认为如果总统支持史迪威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会丢失中国，如果因为支持史迪威而使中国不能维持对日作战，历史将追究总统的责任。而且赫尔利认为这时辩论史蒋之间的是非曲直于事毫无补益。

赫尔利将丢失中国的责任问题摆到了前台，由于美国越岛战争的推进，和重型轰炸机的投入战争，美国对发挥中国战场作用的依赖大大减少，在这种时候维持中国战场到战胜日本而不至于在日本的进攻面前垮台或倒向日本一边是至关重要的。罗斯福总统又面临着新的大选在即，因史迪威而将中国彻底失去，这将是罗斯福在外交上的失败，这将丢掉很多选票，甚至会产生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战争的进程和战后中美关系以及各种政治格局。

在这种压力面前，罗斯福只好向蒋介石让步了，让蒋介石自己提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候选人员，蒋介石10月14日提出了帕兹（Alexander Patch）、魏德迈（Albert C.Wedemryer）和顾律格（Kruger）三人作为他接受的人选。10月19日罗斯福正式来电调回史迪威，并将中缅印战区划分为二：中国方面由魏德迈兼任，印缅方面由索尔登指挥，并建议魏德迈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以征求蒋介石的意见。

罗斯福在电报中实际上是驳斥了蒋介石对史迪威以缅北战场牺牲中国东线战局的责难，并再次强调了在缅部队和远征军保持继续对日军攻势的重要性。

蒋介石第二天回电完全同意，欢迎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授予索尔登指挥在缅华军的全权。

蒋介石为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授勋

10月19日，马歇尔在罗斯福的电报到华以前就向史迪威发出了有关情况的电报。史迪威接到正式召回他的通知后，在重庆停留了四十八小时，通知要求他四十八小时以内离开重庆，保密行程。他与蒋介石之间的争执到底来源于什么？他为什么会被召回？被召回意味着什么？史迪威在他的寓所召集了白修德和《纽约时报》的记者阿特金森，向他们介绍了召回的实际情况，由于重庆不可能发表任何有关史迪威被召回的报道和评论，阿特金森决定立即飞回美国，将史迪威被召回的内幕向媒体和世人公开。

史迪威自己感到虽然去职已成定局，但是他仍有责任向美国的决策层提出最真实、可行的意见。延安观察组的军官们发回的信息，都十分准确而强烈地反映出那些能征善战的中国共产党人愿意抗日的意愿，他们愿意在他的指挥下去战斗。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最害怕这些异己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崛起，形成对他的权力的威胁，所以尽可能地压迫和限制他们的军事行动。史迪威决定谢伟思和他一道回国，根据他在延安亲身体验和了解的情况和分析，以他那些说服力极强的报告为依据，去努力积极地说服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

史迪威临行前专门向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发去了告别信，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朱德将军：

我不能与你和你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作战而感到非常失望。

您的约瑟夫·华伦·史迪威 1944年10月20日

史迪威在离开重庆之前也向所有与他共事的有关人员致函告别，其中包括常常要置他于死地的陈纳德，他十分客观地评价他在中国的功绩，对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产生的敬慕而感到骄傲。

史迪威还专程前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处，向她告别。宋庆龄对史迪威为蒋介石所不容被召回而深感不平，为中国人民少了一位真正的朋友而伤心落泪，她希望自己能去华盛顿亲自向罗斯福总统说明史迪威遭遇的真相。

高斯大使也被通知其使命结束，他对自己任内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作为一名美国大使，任内不断有美国特使来重庆，他代表美国政府的职责无法履行，蒋介石根本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特别是赫尔利来重庆后，高斯大使的工作更是多了很多困难，白宫方面对他的意见也不重视，他对蒋介石认识的深刻性不亚于史迪威，只是他更加冷静和缄默而已。

史迪威日记手迹

蒋介石表示为了表彰史迪威在华所做出的努力，准备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但史迪威坚决地加以了拒绝，他私下里说他决不要那个劳什子。史迪威出于礼节，在宋子文在场的情况下与蒋介石作了最后的会面。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召回表示了遗憾，认为是由于他们间性格不合造成的。既然如此，不如分别两地，共同为抗战工作等等。而史迪威说话少而简练，他只请蒋介石记住他所作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说完“祝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便起身离去。

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由于保密的原因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到机场送行。赫尔利也很难过，他向史迪威承认是他把事情弄糟了。何应钦在飞机起飞前赶到，他向史迪威敬礼，史迪威向他还礼，史迪威并不想和他再谈什么，而是向四周看看，问道：“我们还等什么呢？”飞机赓即起飞。

被召回的史迪威在蒙特雷海边遛狗

与史迪威同机离渝的还有阿特金森。史迪威离开重庆后在昆明、保山和密支那等地停留了三天，他到前线看望了曾经倾注了许多心血培育起来的中国驻印军部队，他带着他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路浴血打回了缅甸，与中国驻印军全体官兵结下了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友谊。这些意气风发的少壮军官和质朴无华的士兵们，他们一旦远离中国官场的腐朽气息，就是那么的如龙如虎，所向无敌。这些军人都像是他的孩子一样亲切可爱，他在他们当中就像慈父般被爱戴着、被崇敬着，他事先就得到了不许与中美官兵正式告别的警告。他就像以前到前线视察一样和他们相处和谈话，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令人相当难过的。

从印度利多经缅甸至昆明的公路被蒋介石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当史迪威离开以后，很多中美官兵才知道了他永远地离他们而远去，无数像雪片一样的信件从中缅印战区飞向暂时在家赋闲的史迪威，那些他不曾想得到的赞誉和感激之情让他感怀万千。

新一军第50师师长在信中写道，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因修筑“史迪威公路”而名满中国的皮克将军在信中写道：“我以前从未为一位长官的离去感到遗憾过，但我为离开您感到遗憾。”

中国人在信中说，他们感到史迪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而美国人则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人：“我们的乔大叔”。

在中缅印战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十四行诗——《敬礼》：

你们看， 一个敏捷幽灵般的身影， 在利多公路上飞奔， ——他歪戴着军帽 驾着吉普车向孟拱呐喊驶去 我们齐呼 “看到了吗，他没有从这里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