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乔村的围困持续了将近两周。这段日子里，有时时间过得飞快，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天天就过去了；可有时时间又过得很慢，让我每一秒都如坐针毡。每天早晨，“伊斯兰国”的晨礼号就会从各个岗哨传来。虽然科乔村的人不熟悉这个声音，可我在学校里学过伊斯兰教的知识，也去过辛贾尔城，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上了年纪的雅兹迪人会交头接耳地抱怨晨礼号的声音。他们确信，未来雅兹迪人只能蜗居在小村小镇里面，而原本属于雅兹迪人的富庶之地则会落入有权有势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手。他们总是长吁短叹：“辛贾尔已经不再是一座雅兹迪人的城市了。”尽管如此，“伊斯兰国”真正出现在科乔之前，我都没有把晨礼号当一回事。可是如今他们兵临城下，晨礼号的声音里，多了几分不祥的气息。

亲戚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涌向我们家。赫兹尼的妻子季兰抛弃了村外就快盖完的新房，和我们住到一起。表亲和其他同辈血亲则从村里各地云集而来，手里拎着小皮箱，怀里揣着给婴儿吃的奶粉。萨乌德的妻子希琳刚生产，她把怀里的粉嫩婴儿抱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女人们都围了上去，端详着这个仿佛象征希望的孩子。

家里不多的几间屋子很快堆满了亲戚的家当——衣服、毯子、照片、财物，只要是他们能带出家门的东西，无所不有。一大家子人白天守着电视，搜索辛贾尔地区雅兹迪人遭到屠杀的新闻。电视里的场面只能用噩梦降临来形容。辛贾尔上空有飞机来投放救援物资，可是它们没办法低空飞行；而且即使飞机上的人投下了装有食物和水的包裹，它们也都落在了大山的各个角落，无迹可寻。

伊拉克政府军的直升机在山顶的路口着陆，山上的雅兹迪人见状，简直发了疯似的想搭上他们的飞机。难民们试图把婴儿和老人推进机舱，可士兵们把他们都推了回去。士兵们对人群喊话：“直升机上不了那么多人，会没法起飞的！”可人群哪顾得上听这道理？据说人群之中有个妇女，下定决心要搭着直升机离开圣山，于是双手握住起落橇，跟着直升机飞到了半空中。她坚持了一会儿，终于脱力，松开了手。有人传言说，她重重砸在了山顶的岩石上，整个身子瞬间化成一块块血肉，仿佛一颗爆炸的西瓜。

赫兹尼将将赶在“伊斯兰国”占领辛贾尔城之前跑到了圣山顶上。他工作的那个警察局撤离之后，他和另一个警察同事结伴步行前往圣山。出发之前，为了不给那些恐怖分子留下一枪一弹，每个警察都带走了一支步枪，并且各自还在腰间插了几把手枪。一路上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两个人每一步都走得胆战心惊，生怕武装分子躲在哪个他们看不见的角落，猝不及防地从某个方向冒出来，拦住他们的去路。行至离宰纳布（Zainab）一公里外的地方时，他们瞧见“伊斯兰国”的卡车在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门前来来往往，过不多久，一声炸响，整座清真寺归于瓦砾。

他们俩在公路上拐了好几个弯，惊险地躲过了正巧开来的整整三卡车“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仅仅在几分钟之后，那些武装分子就拦住了走在赫兹尼和他同事身后的逃难者，并且杀光了他们。赫兹尼后来告诉我：“我能保住这条命，全仰仗神明保佑。”

圣山顶上昼夜温差极大，白日炽热，有如蒸烤；夜晚寒冷，有如冰封。难民们几乎断了粮，不断有人死于脱水。上山的第一天，难民们把原本放养在山间的一只羊宰了，每个人都分得几口肉吃；第二天，赫兹尼跟着一些人悄悄望东面下了山，溜进一座还没有被“伊斯兰国”占领的村子。他们用拖拉机载满了村子里的生小麦，运回了山顶，用水煮了。每人都分到一杯麦子，堪堪能填饱肚子。后来有一天，“人民保卫军”（YPG）从叙利亚派来了几名战士，给难民们带去了面包和食物——他们隶属于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叙利亚支部，是一支以土耳其为根据地的库尔德游击队。

借助美军的空袭掩护，“人民保卫军”最后成功打通了辛贾尔到叙利亚库区的道路，给山上的雅兹迪人们开出了一条生路。叙利亚内战开打以来，那里的库区局势相对稳定，支持工人党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试图在那里开辟一片自治领地。尽管“伊斯兰国”试图放枪喝止，但成千上万的雅兹迪人还是成功地离开山顶，逃出生天。赫兹尼下山之后，赶往了位于扎霍（Zakho）的姨妈家。难民们分别抵达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区之后，当地的库尔德人们纷纷开着车迎接他们的到来。他们大多是逊尼派教徒，为落难的雅兹迪人们送去了食物、水和衣服，还打开家门，在商店和学校里清出空间来，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他们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义举，至今仍使我们感激不已。

雅兹迪人遭遇屠杀之前，我从不曾对库尔德工人党有什么印象。他们在辛贾尔声望不大，尽管有时他们的宣传片会出现在库尔德的电视频道上——那片子是在位于伊朗边境的坎迪尔（Qandil）山脉中某个地方拍的。片子里男女党员们穿着宽松的灰色制服，一个个跪在各自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边上。——可他们距离我们的生活还是太过遥远。他们和土耳其政府军的战斗，也和雅兹迪人鲜有关联。可是，自从“人民保卫军”救下了圣山顶山的雅兹迪人之后，他们便成了辛贾尔远近闻名的英雄。许多同胞将他们视为库尔德民兵队之后雅兹迪人的新守护神。工人党对雅兹迪人出手相助，却难免与巴尔扎尼的库尔德民主党变得剑拔弩张。库尔德民主党希望做辛贾尔的第一大党，并不乐见工人党的声望日隆。辛贾尔因此成为这两个党派之间明争暗斗的角力场，几年之后，他们之间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然而眼下对于我们雅兹迪人来说，工人党救下了圣山上的同胞，还派了数百名战士上辛贾尔前线抗击“伊斯兰国”，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感恩戴德的大救星。

可是科乔村仍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每天我的一个哥哥都会照例去议事堂，然后回家转达最新的消息——没有一条是好消息。哥哥们说，科乔村的男人们打算制定一个逃跑的计划，可是村子外面找不到人接应。母亲听后说道：“说不定美国人会像救圣山上的人一样，派飞机来救我们。”——如果说科乔村外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也有害怕的东西，那就是飞机或者直升机的轰鸣声。“说不定工人党也会跟着美国人一块儿过来。”母亲接着说。可是哥哥们和曾经为美军当过翻译，如今已身处美国的雅兹迪朋友们还有联系，他们很快知道，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工人党，来科乔的概率都几近于零。

飞机和直升机从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但从来不曾停在科乔，无一例外，都是望圣山的方向而去。我们也知道，工人党对我们的处境恐怕也是鞭长莫及。诚然，工人党的战士们久经训练，英勇善战——要知道他们已经和土耳其政府军打了将近50年的仗了。可是他们擅长的是山地作战，要他们在辛贾尔山到科乔的这一片平原上和“伊斯兰国”战斗，无异于强人所难。更何况，如今的科乔村已经是沦陷区，位置又过于靠南，任谁都无法冒险深入。我们几乎已是瓮中之鳖。

尽管如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还或多或少相信美国人会来解科乔村之围。我的哥哥贾洛在美军介入伊拉克内战之后，驻守在塔尔阿法尔机场。他有个同族的朋友叫海德尔·埃利亚斯，后者曾经给美军当过翻译，后来向美国成功申请避难，如今已移居休斯敦。他们俩每天都要交谈好几次，尽管海德尔总是告诫贾洛少给他打电话——他担心万一“伊斯兰国”查了贾洛的手机，发现里面存了一个美国的号码，那么贾洛必定会被就地处决，难逃一死。

海德尔和一群海外的雅兹迪人在华盛顿特区租了一间酒店房间，竭力向美国政府、埃尔比勒和巴格达发送请愿书，试图劝说他们向伊拉克的雅兹迪人施以援手。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科乔的救兵仍像是远在天边。海德尔每次打电话来，贾洛都会立刻接起，可是他心里的希望很快随着海德尔一通接一通的电话消亡殆尽，而悲愤则越积越多。

美军在伊拉克搜查村屋，寻找藏匿的反抗军武装时，贾洛曾经和他们并肩作战过。他深知美军的地面作战能力所向披靡，因此也坚信，只要美国人派兵进攻科乔周围的“伊斯兰国”岗哨，科乔之围便可迎刃而解。“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们有时会在议事堂里大骂美军在辛贾尔的空袭，甚至管奥巴马叫“十字军”。每当这时，贾洛就会告诉海德尔：“我觉得他们已经军心不稳了。他们没准会放我们走。”就在几天前，几个“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还把生了病的艾哈迈德·贾索带去了附近的一个镇子看病。贾洛嘀咕道：“要是他们不想留我们活口，何必还要整这一出？”

贾洛非常喜欢美国。“伊斯兰国”围村之前，他常常会打电话给身在德克萨斯的海德尔，问他离开伊拉克之后的新生活滋味如何。贾洛连高中都没有念过，听说海德尔在美国读了大学，心里嫉妒得紧。贾洛还会对海德尔开玩笑说：“给我介绍个美国老婆呗！丑一点老一点都行，只要肯嫁给我就行。”

海德尔并不相信美国人会支援科乔，他认为美国人如果出手，“伊斯兰国”势必会把遭受空袭的怨气报复在科乔村村民的身上。他告诉贾洛：“你要小心。他们可能只是假意示弱，他们是绝不会放你们走的。”伊拉克的情势风云诡谲，瞬息万变。媒体追逐大的新闻事件，没有一家对科乔村的困境有过报道。埃利亚斯解释说：“巴格达政府在搞总理选举，没人顾得上咱们。”

于是我们只能干等着。村子里一片死寂，街上并无一人，家家户户都掩门不出。家里断了粮，我只能看着哥哥们变得面黄肌瘦。我猜测自己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终究没有勇气照镜子确认这一点。全家人不再洗澡，很快我们身上的馊味便充斥整个屋子。每晚天色完全黑下去之后，我们才趁武装分子瞧不清楚村里动静的时候，爬到屋顶上，挤成一团入睡。我们躲在屋顶的矮墙后面，不敢稍有起身，怕被武装分子们察觉；连互相之间耳语几句，都压低声音，生怕惊动他们。希琳的孩子啼哭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不免捏一把汗。当然了，我们的担心其实都很无稽。——“伊斯兰国”清楚，我们没有人飞出他们的手掌心。

*　*

“伊斯兰国”把我们看押在村子里，一面在辛贾尔其他地区大肆烧杀掳掠。他们只是还腾不出手来对付我们而已，因为他们正忙着洗劫雅兹迪人的家宅，带走成袋成袋的珠宝、车钥匙和手机，并且牵走雅兹迪人撇下的牛羊，据为己有。他们将掳获的年轻姑娘分给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装分子，充作性奴；至于年纪稍大些，看着有还手之力的男孩们，则全部杀死。成千上万的雅兹迪人死在了“伊斯兰国”的枪口之下，为了毁尸灭迹，武装分子们将他们的遗体填进乱葬岗。可是遗体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最后的希望是附近的逊尼派村子能够向我们伸出援手，那里有我们的阿拉伯朋友，还有我们的“基里夫”们。阿拉伯人收容雅兹迪人，或者亲自开车送雅兹迪人去安全区的故事在村民之间多有流传。

可是流传更广的风闻，则是阿拉伯人会一面背弃雅兹迪人的求救，把他们交给“伊斯兰国”处置，一面自己加入武装分子的行列。这样的传言有些是捕风捉影，但有的却是我们信任的亲友亲口所言，因此颇为可信。有天早晨，我的一位表亲带着全家找到他们的“基里夫”，求他收留。那“基里夫”一家款待了他们，并且好言安抚。“基里夫”一家告诉他们：“你们放宽心，我们会帮助你的。”转头那些阿拉伯人就把我的表亲一家出卖给了“伊斯兰国”的指挥官，后者派来几个爪牙，将他们尽数绑走。

哥哥们给附近村子里所有想得到的熟人都打了电话，甚至为此还爬到了屋顶上，因为那里信号好一些。电话那头的人们一个个都听上去为我们的遭遇而揪心，可是没有一个人明言会帮助我们，或者能为我们想什么法子。他们只是一再告诉我们等在原地，告诉我们“再等一阵看看”。一些邻村的穆斯林在“伊斯兰国”围困期间来过科乔村，为我们带来了一些食物，并且表示他们对我们的困境感同身受。他们以手拊胸，真诚地答应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抛下你们不管的。”可是一天天过去，他们终究是食言了。

我们逊尼派的邻居们本可以帮帮我们的。要是他们听说过雅兹迪女人被掳走后的悲惨遭遇，他们本可以给村里的女人们裹上黑袍，偷偷地带出村去；甚至他们本可以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外面的情势，这样我们也能断绝等待救援的念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下定决心袖手旁观。在“伊斯兰国”真正的枪弹呼啸而来之前，逊尼派邻居们的不作为仿佛一颗颗无形的子弹，击碎了我们的心。

有一天，我和迪玛尔、哈伊里、埃利亚斯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哈立德去地里牵一只羊回家，打算宰了做晚饭。那一段时间，大人们没有心思吃饭，可孩子们又哭又闹，吵着要吃点正经的饭菜填饱肚子。科乔村断了粮，我们只能拿家里的羊开刀。

地里的手机信号很好，所以埃利亚斯把手机带在身边，这样他们兄弟几个可以一边赶羊，一边接着打电话求助。我们接到消息，我的一个侄女巴索原本在塔尔卡萨布（Tal Kassab）照料一位生病的表亲，后来试图逃到圣山，被“伊斯兰国”逮住，押到了塔尔阿法尔的一所学校里关着。据说那所学校上下都漆成红色，里面关满了雅兹迪姑娘和妇女。我想起我的一位逊尼派阿拉伯老师穆罕默德先生，老家就在塔尔阿法尔，便想到他或许有办法找到巴索。

科乔村里有很多逊尼派的阿拉伯老师，大多都是摩苏尔人氏。全村人都很尊敬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村里的一员。这些老师们的家乡早就落入“伊斯兰国”之手，我有时还琢磨他们的内心是何感受。老师们家乡的亲人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来问问科乔的情况，一开始我还替老师们担心——毕竟无论对谁来说，背井离乡逃难的滋味肯定不好受，若是不幸被“伊斯兰国”俘虏奴役，那更是生不如死。可是随着“伊斯兰国”围村日久，我却开始怀疑老师们三缄其口，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私底下为武装分子的到来而感到高兴。也许老师们从头到尾都不过将我们看作是不信者和异教徒。只是想想这样的可能性，我就感到反胃。

我曾经在一册课本的背后记下了所有老师的手机号码。我拿起埃利亚斯的手机拨通了穆罕默德先生的电话，电话响了两三声之后，从那头传来了老师的声音。

“您好，穆罕默德先生。”我用阿拉伯语的敬语向他开口。我想起在穆罕默德先生的课上苦读的那些日子。我很专心地听他的课，因为我知道，通过他的考试，我就能升入高年级，离毕业就能近一步，离未来的生活也能近一步。我曾无比信任穆罕默德先生。

“你是谁？”老师的声音一如往常的平静，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是娜迪亚，先生。”我回答道，“我是科乔村的。”

“什么事，娜迪亚？”他稍微加快了一点语速，听上去有些冷漠和不耐烦。

我向他解释说，巴索被“伊斯兰国”绑去了塔尔阿法尔。我告诉他：“他们说那所学校上下都是红色的。我们知道的就那么多。我们没办法离开科乔，‘达埃什’已经包围了我们的村子，他们说我们如果敢离开村子半步，他们就会杀了我们。您能替我们给巴索带带话吗？您知道那学校在什么地方吗？”

我的老师沉默了好一阵。可能他听不清我说了什么，可能“伊斯兰国”把线路切断了，可能埃利亚斯的手机欠费了。然而当穆罕默德先生再次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和短短几个月前还在给我们上课的那个熟悉的老师判若两人，一字一句都透着无情的寒意。他压低声音对我说：“我不能和你说话，娜迪亚。不必为你的那个小姑娘担心。他们会让她改信，然后会给她找个人结婚。”我还来不及追问，他便挂断了电话。我呆呆地望着手里的手机，一堆毫无用处的廉价塑料。

埃利亚斯一面揪着羊脖子上的项圈，一面拽着它往家走，嘴里还骂着：“他妈的，我们一个一个电话打出去，连一个理我们的都没有。”

从那时起，我的内心发生了一个改变，也许是无法恢复的改变——我不再相信会有任何人帮助我们。也许我的老师和我们一样，并非真的无情，只是为了保全一家人的性命不得不如此；也许他打心底里支持“伊斯兰国”，期待有朝一日能生活在他们所描绘的，充满歪曲野蛮的伊斯兰信仰的世界之中。他们的世界将不会有雅兹迪人，不会有任何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丝毫差异的人。我不知道穆罕默德先生为什么这样无情，但那时我非常确信，我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