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办了几十年报纸，可是，只有今天下午因为毛泽东应邀前来《大公报》馆的缘故，他才有幸成了一位新闻人物。新闻人物的外表似乎是重要的，所以，午饭过后他便换了件质地皎好的府绸长衫，虽然折皱还是新鲜的，而且浑身焕发着股股樟脑丸的味儿。

他刚刚站在李子坝建设新村的报馆正楼门口，伴随着喇叭声响，两辆汽车已经驶进院内，停在他的跟前了。

前一辆走出了毛泽东。

后一辆走出了周恩来和董必武。

王芸生慌忙迎上前去，与他们握手，与他们寒暄，然后领着他们走进正楼大门，步入被装扮得焕然一新的二楼“季鸾堂”内。

毛泽东落座楠木雕花椅之后，伸手指了指悬挂在堂内正中壁头上的烫金横匾道：

“这间屋子取名叫做‘季鸾堂’，大概是指张季鸾先生慷慨解囊，出资修了《大公报》这幢楼房的意思吧？”

王芸生欠了欠身道：

“是的、是的。不过，从眼前来讲，《大公报》是吴鼎昌先生、胡政之先生和张季鸾先生三个人办的。它的资金来源比较单纯，主要的还是吴鼎昌先生的五万元。当然罗，胡先生和张先生也是有钱人家，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所以，日常中的大贴小补，他们仍是免不了的。”

毛泽东却摇了摇头：

“从资金的性质来看，我觉得事情不那么单纯了。诚如王先生所说，《大公报》的资金虽然主要来自吴鼎昌先生，但是他是北四行的首领，自然同这个集团联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里面有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而资本的这种不单纯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分报》的不单纯的宗旨。至于贵报所联系的社会人士，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就更广泛更复杂了……”

听着听着，王芸生不禁暗暗吃惊。虽然毛泽东使用的，是共产主义学说中的阶级分析法，但是，对一个长期生活在延安的政治家来说，能够把重庆的一张报纸分析到这种了如指掌的地步，他也算是口服心服了。

毛泽东却谈兴正浓地继续道：

“倘若要作具体分析，《大公报》的三位老板也是有所不同的。吴鼎昌先生是个典型的官僚政客。他一生只想升官发财。他参加了革命的同盟会而不去革命，钻进研究系，钻进安福系，钻进政学系，最后用《大公报》作政治资本钻进了蒋委员长的怀抱。”毛泽东从衣兜里摸出一支香烟，只是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胡政之先生则是个典型的文化政客。他曾经钻进安福系打了个滚，感到做官没有前途，于是很快就钻了出来，决心从事新闻事业。当然，就胡政之先生而论胡政之先生，他有旺盛的事业欲，有指望做官，却从事政治投机，办报已有相当成就，最后还是唯利是图。至于张季鸾先生嘛，他无疑是个典型的封建文人了。他有浓厚的政治兴趣而标榜超党派，他才华横溢却好名喜势，最后也必将为蒋委员长所青睐、所利用。嗯，王先生，你觉得我的话过于严重了吧？”

王芸生多少有些窘迫地道：

“无所谓、无所谓！能够听到毛先生如此坦率，如此真诚的谈话，吾人便甚感心满意足、三生有幸了！至于谈话内容之是非得失，我倒以为是次要的……”

“不、不，我不敢苟同王先生的这个说法。”

毛泽东微微笑道，“什么人对什么人说了话，这实在是不值一文钱的事情，而他们之间究竟说了什么话。究竟探讨了什么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问题，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呵！”毛泽东点燃香烟，猛地吸了一口：“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以我之见，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一张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性的报纸，同这个时期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先生搭上关系，乃是逻辑的必然。一般人说《大公报》现在成了政学系的机关报，其实它已超过了这种界线，而是直接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服务的了。当然，王先生，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批评的对象并不包括你。因为在贵报工作而且发生着影响的人，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其间不乏爱国主义者，也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插话道：

“在我们看来，王先生便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员。因为如此，毛先生今日不仅是来会见你的，也是来感谢你的呢！”

“感谢我？”王芸生惊目圆睁，诚惶诚恐地道，“此话大概说反了吧。毛先生应蒋主席之邀，迢迢千里翩然到渝，中国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所以我在《大公报》为此发表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里说，我们高兴，我们感谢，我们谨以中国言论界一分子的资格，向毛先生敬表一些高兴与感谢之忱……”

周恩来忍俊不禁道：

“王先生有所不知，毛先生需要感谢你的正是由你主笔的这篇社评。当然，毛先生指的不是你刚才提到的句子，而是这篇社评的最后一个段落。哦，你还记得这个段落都有些什么文字吗？”

“记得。凡是我写的文章，我都背得出来。”王芸生眼睛一闭，果然滴水不漏地背诵起来：“‘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也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毛泽东啧啧连声道：

“好文章、好文章！这篇社评我已经看过几遍了，至今仍觉得余味无穷哩。王先生，你写出了人民的心声，人民的愿望，这是很不容易的，我需要感谢你的，正是这篇文章的人民的属性。人民这两个字，人人都在用，希特勒的战旗上写着人民，蒋委员长的战旗上也写着人民，可是他们能够把人民的利益和他们自己捆绑在同一架战车上吗？如果不能够，他们又何必这样文过饰非甚至掩耳盗铃呢！”

王芸生愣愣地望着毛泽东，脸上却一阵子灰白，一阵子绯红。隔了半晌，他始得鼓足勇气道：

“我为《大公报》写社评，从抗日战争初期算起，至今也有八年之久了。老实说，能够得到毛先生如此崇高的褒奖，此生尚属第一次。当然，有褒便有贬，有奖便有惩，于我而言，更是将前不邀功后不避罪置之座右。所以，当毛先生只字未提我写的另一篇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时候，我倒想斗胆问一句，关于恩来先生和我的这场笔墨官司，莫非你至今不曾知道么？”

“知道当然是知道的，略知一二，语焉不详罢了。”毛泽东也愣愣地望着王芸生，“几年前的事情了，有旧话重提的必要么？”

王芸生语态坚决地道：

“有必要，有必要！既然毛先生光临报馆，赏了吾人的脸面，我等投桃报李，交友交心，就务须把这件事情当着诸位的面说个透澈，不然的话，这是我的一块心病哩！”

“也好，也好，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董必武捋了捋他的胡须。“当时我正好在重庆，目击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有道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那就先让我来说上几句吧。”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道：

“事情的引起，还是王先生的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本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就为国共两党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可是你在《大公报》上却重复了国民党方面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的谣言，指责‘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而‘应立即赴援中条山’等等。这样，《大公报》以第三者的身份，把国共之间还限于一定范围的矛盾斗争，在报端公开化了。”

董必武有理有据地道：

“事实上呢？由于蒋先生的军事集团忙于内部摩擦，对日作战消极，所以在中条山战役中，日寇乘机调动五万多人的兵力，在山西西南部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而蒋先生在这个地区驻有二十五万人马，因其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寇进攻采取避战的方针，故一触即溃，丧师七万之众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

王芸生吞吞吐吐地道：

“董先生有所不知，就在舆论哗然的时候我们收听到了日军驻华司令部对晋南战事进行评述的广播。据日本军方分析，我方战败的原因在于十八集团军迅速撤回陕北，不同中央军配合作战，甚至还有部分中共军队乘机扩大地盘。当然，现在想来。这极有可能是日军玩弄的伎俩，用以分化国共关系。但是当时我的确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所以……”

“所以陈布雷先生就来找你了。”董必武淡然一笑道，“诚然，这仍旧不是你的过错。蒋先生为了掩饰自己失败的责任，便嫁祸于共产党及其军队，竭力对日寇的谣言加以呼应。这样，王先生的大作问世，《大公报》在客观上也就起到传播敌寇的谣言的作用了！”

王芸生的脸色刷地变得惨白。他万不谙连陈布雷夜访《大公报》的事情董必武都知道。事既如此，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周恩来却说话了：

“王先生。我今天也要向你说明一点；为着反击顽固派，我们不得不从反驳你的大作入手，于是由我写了《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两先生书》，发表在《新华日报》的《增刊》上。虽然我的这封信编排到了第三版，以表示共产党人并不把这次由《大公报》社评引起的风波看得过重，但是毕竟点了贵报的名，又点了两位先生的名，想必你不会见怪吧？”

王芸生连连摇摇头道：

“不会的，不会的。既然我等抨击了你们，你们起而答辩，理所当然。因为如此《大公报》才不得不全文转载了恩来先生的这封信，当然，我等心里也明白，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大公报》的，实际上是写给国民政府，写给蒋介石先生的。”

“何以见得呀？”周恩来倏然笑道。王芸生嗡声嗡气地说：

“就拿这封信的第二段来说吧，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竟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其间的‘配合’也罢，‘补充’也罢，难道不是国民政府和蒋先生的事情，而成了我等文人墨客的事情么！”

董必武仰面大笑道：

“这就是啦，王先生，从这个意义上去说，我们还得再一次感谢你呢！知道么？恩来先生的这封信通过《大公报》的公布，原来由蒋介石先生亲自下令不准登报的八路军的战绩，以及因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不实之词，便立刻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大公报》《大公报》自当一本大公嘛。”毛泽东眯眼望着王芸生，“我今天听到的，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故事。不过以我之见，相识以后还得要打，不然的话，就没有了下一个不打不相识。比方说，关于正在进行中的重庆谈判，王先生和我们之间，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打了么？”

王芸生吃惊地抬起头。对于毛泽东的哲人的大脑，他是早有所闻的，然而这位共产党领袖莫非天生一副金睛火眼，把他的五脏六腑也看穿了吗？

这样想时，他只好支支吾吾地道：

“老实说，我对蒋先生和毛先生的重新握手，是充满了乐观的情绪的。可是，重庆谈判当中，当我得知中共方面关于军队和解放区的要求的时候，心里就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在西安事变的僵局面前，蒋先生虽然不得不答应抗日，但是好歹总算把局面支撑到了胜利的今天。事既如此，往后建设国家的门面，恐怕还得由国民政府来维持吧……”

王芸生偷眼看了看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他希望对方满面铁青，恼羞成怒。

可是毛泽东反倒笑了：

“王先生是因为同《大公报》辩论问题而认识张季鸾先生的，殊不料当了《大公报》主笔以后，便顺从在了张季鸾先生的‘国家中心论’的桎梏之下。不是么？你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盼望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可是什么才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和人民又是什么关系，看来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看法。哦哦，你的话没有说完，请你说下去好吗？”

王芸生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唉，我常常自叹自己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深知国民党已相当腐败，无法负起建设中国的重担。另一方面呢？确实又非常担忧内战再起，百姓生灵涂炭，国家疤上重疤。所以呀，我现在想告诉毛先生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了！”

毛泽东神色严峻起来：

“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做饭呀！嗯嗯，王先生，你幼年家境贫寒，是人民中间的一员，可是你现在坐在了楠木雕花的太师椅上，于是就与人民有了距离，于是就有点儿饱汉不知饿汉饥。如此看来，为着迎接下一个不打不相识，你和我们之间还真是大有打头的哩！”

王芸生惴惴不安地道：

“请毛先生赐教，你说的大有打头，究竟是指什么东西呢？”

“什么东西都可以打，唯独人民不可以打。”毛泽东以他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方式，耐人寻味而又语重心长地道，“王先生不是要我为《大公报》题字么？我看就题‘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吧。我在想，与其为某个人某个集团效劳，倒不如为人民大众服务。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打不倒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