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顶，热浪扑面，此时已是大雨倾盆，屋檐滴答。以致几位既未乘车又未拿伞的产业界人士进得桂园客厅的时候，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毛泽东冲着他们笑道：

“乐府诗中有一句‘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那是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的。各位虽然也几遭离乱，饱经沧桑，但是没有要你们出门偏东雨，水落浇我头呀！”

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从桂园老管家张家惠手中接过干毛巾，边擦边说：

“战乱之苦，只是小苦。抗战爆发之后，无论是从下江迁来的工商企业，还是本乡本土的工业家、资本家，不是都能生存，尚有发展，而且组织起‘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这样颇具经济实力的团体么？哦，毛先生，我只是想告诉你，让我们这些产业界人士吃了大苦头的，是那些造成物价动**不安的民族工业因之凋敝的战争以外的东西。”

胡西园点点头。眼见得范旭东欲言又止，这位重庆的工业家也有些吞吞吐吐：

“范先生讲到的那些东西，或者说那些因素，我觉得在话剧《清明前后》里头是说得清楚得很的，前天晚黑，我和资助中国艺术剧社排演这幕话剧的工业家任崇德先生一起看了。曹禺先生也在场。演出结束后，曹先生忍不住跑到后台和演员们拥抱、握手，他说，话剧就是要有‘话’这是中国舞台上第一个有‘话’的话剧。此话也自当妙不可言也……”

“范先生、胡先生，你们今儿个怎么啦？没有见到毛先生的时候，你们装了满肚子的话，见到了又反而吐不出来。也罢，也罢，你们不吐我来吐，有道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嘛！”

工业家吴羹梅气喘吁吁地道：

“《清明前后》确实是幕好剧。那天我们从青年馆剧场出来的时候，好些人都哭了！不是么？工业界不敢讲的，没有机会讲的，诸如民族工业被官僚资本剥削、排挤、鲸吞的情形，时值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所征车船或被大官巨贾所霸占，或被当局用来运军火准备内战的情形，都在剧中得到了展示和揭露。所以，毛先生，我们今日拜访你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产业界的朋友向你致谢！”

“你们谢我做什么？”毛泽东惑然不解地道，“今年清明前后发生在重庆的黄金风潮，我在延安虽然已有风闻，但是茅盾先生将这件事情写成话剧，我是到了重庆以后才知道的。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既没有出钱，又没有出力，就是拉拉幕布，抬抬道具的事情，我也没有帮上忙呀。”

范旭东抿嘴笑道：

“毛先生有所不知。一方面是这个剧本确实替我们民族工业说了话；另一方面是恩来先生提出，剧人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沉冤于新疆盛世才监狱五年获释放，应参加演出，在重庆观众面前亮相，结果国民党当局便横加干涉，百般阻挠而就在这个时候，毛先生你来啦！迫于重庆谈判之进行，迫于民主浪潮之高涨《清明前后》方才始获公演。不过现在已是中秋前后了……”

“产业界的朋友们都希望茅盾先生再写一个《中秋前后》，要晓得，这也是一幕好剧哩——”

胡西园不觉也侃侃而谈起来：

“公演之后，观众络绎不绝，青年馆剧场售票窗口下面居然排起了长蛇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官员们沉不住气了，禁演不得之余，他们唆使青年馆借口剧场自用，要《清明前后》停演。还是剧社负责人宋之的根据合同力争，才让演到现在的。当然，不言而喻，那合同不过是一张纸，只要毛先生你在重庆，这个话剧就会继续演下去……”

吴羹梅插话道：

“这之间还发生了一桩怪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竟指使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在前几天的‘特别节目’中，借谈《清明前后》而大放厥词说：这个剧内容有毒素，看过的人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弄；没有看过的人则不要去看了，以免被欺骗。唉，这种拙劣的宣传手法，实在是重庆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奇闻。可是结果呢？那青年馆剧场售票窗口下面的队伍，反而愈排愈长了！毛先生，你说奇怪吗？”

“不奇怪、不奇怪，事实终究是要戳穿谎言的！”毛泽东朗朗笑道，“就说在座各位吧，在国民党的诬蔑和威吓之下，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富济贫’呀，我相信你们程度不同地对于延安，对于中共及中共军队，都怀揣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可是现在呢？你们不那么怕我们了，多少有些相信我们了，这就是事实终究戳穿了谎言的结果！”

吴羹梅想了想说：

“这种结果在历史上极有可能是一个开端。诚如毛先生所说，我们以国共两党作了对比，特别是抗战末期国民党在湘桂的大溃败，使我们中间的好些人对这家政治集团失望了，从而把希望寄托到了中共身上。现在，毛先生作为中共领袖来到重庆的时候，我们便渴望见到你，希望从你那里进一步了解中共对于民族资本的政策。哦，如果我们把这种了解算作是今日拜访你的第二个目的，你不会见怪吧？”

“吴先生多虑了。中共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朋友之间，什么话不可以说呢？”毛泽东也想了想道“不过，为了不让今天的谈话以空对空，云里雾里，在完成你们对中共的政策的了解之前，我先来请教一下范先生好么？”

范旭东吃惊地欠了欠身子：

“不敢、不敢！毛先生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尽管吩咐好了……”

“去年此时，范先生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等人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的时候，听说你们各自都接洽成功了巨额借款——”毛泽东直截了当地问，“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笔借款为什么至今没有落到你范先生的手里头？”

范旭东脸色刷地变得通红：

“这……说来话长呢。既然毛先生已粗知一二，我就长话短说，直言以告罢。事情的起因是卢作孚先生通过种种努力，向加拿大借款造船接洽成功。事后他喜形于色地对我说，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向加拿大借到六、七百万加元，可民生公司借到了一千二百多万！在他的成功的激励下，我也通过种种努力，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借款，以期发展壮大我的永利化学公司……”

看到范旭东黯然神伤的样子，胡西园忍不住同病相怜地接过了他的叙述：

“今年五月卢作孚先生兴高采烈地从北美飞回重庆，即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报喜并请求为之担保。然而，事与愿违，宋子文竟对担保之事百般阻挠，千种破坏。那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民生公司借款造船，必然加强与招商局的竞争，而招商局是为宋子文所控制的。此外，民生公司直接向国外借款，便直接打破了宋孔家族作为美国垄断资本在我国的代理人的地位，所以宋子文狡猾地对卢作孚说，我们正在美国接洽巨额借款，一俟成功就可拨给民生公司。而我们的这位范先生呢？同样需要行政院的担保，同样得到了宋子文的回敬……”

吴羹梅急匆匆地插话道：

“哪来这么多同样哟，范先生和卢作孚原本就是不同样的！自从卢作孚加入了张群、吴鼎昌的政学系，那民生公司也和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金城、上海等官办银行有了联系，成为官僚资本的一支新军。有可靠消息说，为了冲破宋子文的阻挠，卢作孚通过张群和吴鼎昌向蒋委员长告了‘御状’，而在几天以后的行政院院务会议上，蒋委员长同意了民生公司的申请报告，担保问题由行政院通知外交部立即办理……”

胡西园打断吴羹梅的话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范先生没有后台，借款之事终成泡影无疑。但是，吴先生有所不知，卢作孚先生虽然有了后台，他那支新军也是敌不过老牌的宋孔家庭的。所以，担保仍由政府担保，政府却需要民生公司接受政府投资。而卢作乎是声明了没有官股才得到加拿大借款的，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这么大，你又叫他怎样去向加拿大借款呵？”

毛泽东这时说话了。他好像是在回答胡西园，又好像是在告诉吴羹梅，更好像是在安慰范旭东：

“依我之见，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公司借款之事能否成功，我们暂时不去管它。老实说，提到交通运输业，我总觉得不能忘记卢作孚，就像提到机械制造业，我们不能忘记张之洞一样。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通过各位如此生动这般深刻的叙述，我仿佛像学生那样坐在教室上了一课。那么，当先生们要我回答什么是中共对于民族资本的政策的时候，我想，以下便是我的结论了——”

毛泽东神色凝重，放慢了说话的节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在这一个新中国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希望各位搞好同工人的关系……”

听着听着，范旭东将深埋的脑袋又重新抬起来，缓缓地不知不觉地道：

“毛先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让我把心思和顾虑统统掏给你罢。诚如你知道的那样。国民党把人心丢了，也把我们民族资本的产业毁了。那么，在共产党对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尚未实现之前，我们心有余悸者，仍是共产党参政后自己的经营企业不能顺利发展。”

毛泽东望着范旭东心事重重的样子，忍不住开怀大笑道：

“难怪、难怪！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嘛。至于范先生谈到的战后的经济政策，恐怕还得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之。战后中国的经济成分，我估计可能出现三种不同形式。首先是国营经济，其次是民营经济，也就是私人经济，最后是合作经济。这三种经济应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由于是中国经济落后，私人经济的工商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需要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猛力挥臂：“在这之间，另外有三种资本是要坚决反对的。第一种是官僚资本，他们是靠权势和掠夺发展起来的；第二种是垄断资本，要防止它的发展；第三种是侵略资本，要防止它们来吞并国内的民族经济。比如说，我们主张在农村先是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村的购买力，这样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我们还主张劳资两利，因为这样才能共同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或者究竟是一个什么组成形式呢？”胡西园壮着胆子，突如其来地问：“对于一个国家，有分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至少在我看来，这势难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和平建国。因此，不知毛先生是否知道？对于共产党要求承认共产党的军队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在我们产业界人士中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哩！”

毛泽东的语气是平和的，也是坚定的：

“我知道。但是，胡先生，我更知道由于人民军队抗击了日、伪军的主力，解放区各根据地政府动员敌后和沦陷的人民群众支持抗战，才为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抗战胜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军队和边区政府，显然是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所以，我需要告诉产业界的朋友，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做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不可能的！”

吴羹梅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

“毛先生，你说的道理，其实我们一听就懂。今日在座的几位工业家，谁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境遇呵！设身处地，将心比已，我认为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你们不要让步，也不能让步。说句心里话，要是有枪有炮的共产党都斗不过国民党，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产业界人士就只好望穿秋水，坐等黄昏啦。”

“军事上有一个战术叫做以退为进。如果我们的某些让步，确乎有可能缩短与谈判的理想结果的距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妨一试呢？”毛泽东朝众人笑道，“嗯，明天就要开始至关重要的国共两党第八轮谈判，能否如愿以偿，我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种努力，我已经委托恩来先生把我们的想法事先告诉给张治中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