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开他在桂园的办公室，拖着疲惫的步子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低头看看手表，又是晚间十点多钟了。可是，步出大门，抬头处，却是月白风清，银光如泻。

王若飞替毛泽东拉开车门：

“主席，恩来同志来过好几次电话了，要我催你尽快回红岩村去哩！”

“有什么急事么？”毛泽东坐在后座上问。

王若飞坐在司机侧旁，忍不住笑出声来，

“主席，今天是中秋节呀！前几天，你不是答应了大家，今天要早点回红岩村，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的吗？”

毛泽东一拍脑门：

“糟糕、糟糕！我还答应了给大家买月饼回去哩。唉唉，天上的月亮是圆的，可是地上大家的肚皮是扁的，若飞同志，事到如今，你看如何是好哇？”

王若飞慌忙补充道：

“恩来同志刚才的电话说，现在大家吃了饭，也吃了月饼，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开红岩村小礼堂。他们说，就是等到天亮，也要等到主席回来哩！”

毛泽东这才靠在后座上：“那好，那好，我这不就回去了么……”

轿车缓缓启动了。

紧随其后的满载着宪兵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毛泽东的思路，却回到了桂园，回到了那张办公桌上面：

“若飞同志，下午你送来的那份《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呢。只看到后面签名的六百多人里头，有我知道的西南联大教授罗隆基、李公朴等人。嗯，他们都有些什么看法呀？”

王若飞扭过头来：

“一个看法是人民赢得了胜利。通电说，八年来谁在抗战？谁在流血流汗？谁贡献了人力物力？票子、谷子、儿子，不全是由人民担负的吗？偏偏是无力的出了最大的力量，无钱的出了最多的钱财，这样熬了八年，才熬出今天的胜利。因此，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当承认，一切光荣属于人民……”

“我同意这个看法！”毛泽东迫不及待地道，“人民既然赢得了胜利，人民便有权利在胜利的基础上，再为着自己未来的日子，赢得永久的不可摇撼的和平，以建立民主的团结的进步的新中国。因为如此，对于目下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人民肯定是不满意的。政治上，民主设施未见头绪，国共两党关系没有合理解决。军事上，专制主义者们还想打内战。至于已经在战争中由于通货膨胀及发国难财者所造成的经济紊乱，民生凋敝，更是万分严重。这些现象和问题如不能妥善协商，合理解决，则中国的前途实不堪设想。”

王若飞又忍俊不禁了：

“主席，你刚才的讲话，正是通电里头的另一个看法。而且，在这两个看法的基础上，通电还向重庆谈判中的国共双方，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哩——”王若飞数着指头道，“第一，依据《波茨坦宣言》，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其再生，以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严厉惩办战争罪犯及其帮凶汉奸走狗。第三，彻底实施民主改革，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立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并召开政治会议，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根据各地人民意愿，选派各地方官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若飞同志，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毛泽东用一种自信的口吻插话道，“我们提交给国民党的11条谈判方案，并无一字见诸报端，可是，你看看，这份通电的前三条内容我们不但有，而且连排列顺序也近乎是相同的！”

王若飞点点头，继续道：

“第四，立即组织联合统帅部，解决军队统率问题，使各地真正的抗日部队，就目前驻防地区，从速分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失地。第五，切实优待嘉奖抗日军人，抚慰阵亡将士家属，停止征兵，并从速办理复员。第六，立即停止征实征借，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并有效地帮助一切有利民生的民营工商业，以奠定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微微点头：

“这后三条内容我们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结论一样，但办法不同。若飞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除了认真研究那些没有的内容和不同的办法而外，还把这份通电在《新华日报》上面全文登载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研究它，从而发表出更多的可供我们学习与参考的意见来……”

车抵红岩村，王若飞径自去找《新华日报》的编委们，商量通电见报的事情。

毛泽东则被等候在石板路上的周恩来，直端端地接去了红岩村小礼堂。

小礼堂门口，毛泽东显然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墙角的饭桌上，放着一部锈迹斑斑的留声机，随着唱片的摇摇晃晃的旋转，人们踏着轻盈而欢快的舞步，在那粗糙得满是沙砾的三合土地面，跳着探戈，跳着华尔兹……

“毛主席来了！”不知谁高声叫道。

顿时，舞会中断了。全场的掌声压倒了舞曲，人们的舞步变成了小跑，跑在前面的是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妇女组的几位大姐：

“主席，我们请你跳舞！”

“我不会、我不会。嗯，至少我是跳得不好的。”毛泽东指了指脚下面，“你们不要看我穿的是双布鞋子，搞得不好的话，同样会踩掉你们的脚指拇哩！”

办事处主任钱之光挤到前面：

“主席，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都得跳。不然的话，她们对你有意见，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大家已经知道了，前几天那位老中医为你检查了身体，说你的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脑筋用得太多了，必须设法使你在夜间能够让大脑松弛下来，办法就是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因此，办事处专门作了决定，从今天起，每周都要举办舞会，每次舞会，都必须请你参加。”

“是你告诉他们的吧！”毛泽东朝周恩来笑笑，然后对钱之光道，“既然如此，那么我服从你的命令。不过，中秋佳节，大家得有说有笑，有唱有跳才行。怎么样？我和恩来同志先和大家摆摆龙门阵，摆得高兴了，就唱歌，唱得高兴了，就跳舞，跳得高兴了，就再跳！”

掌声又起。欢声笑语之中，殊不料一位大姐拉长着脸，劈头盖脑地说：

“主席，你今天就是跳舞跳到天亮，我也对你有意见！”

毛泽东微微一愣：

“那又从何说起呢？”

“你想想看，主席，你来重庆已经有十多天了，可是，包括今天在内，我只见到你两次！”这位大姐叹了一口气，“不晓得是怪你呢，还是怪我自己？反正每晚黑你从桂园回到红岩村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之前，你又从红岩村回到桂园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道：

“这自然要怪你自己了。哪个叫你要见到我呢？”

“那么，主席，我正好问你——”听语气，这位大姐居然当起真来，“为什么有人并不想见到你，你却偏偏要去见这些人？哼，我就是想不通，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究竟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恍然大悟道：

“唉呀呀，你这个问题才是个好问题！问题提得好，剩下的事情，就看我的回答好不好了。嗯，大家都坐下来好吗？”

毛泽东坐在墙根一张条凳上，先点燃一支香烟，然后不慌不忙地道：

“不错，陈立夫、戴季陶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右派，都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难道不正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而现在当权的是国民党右派。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不掌权。所以要解决问题，还得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讲，愈是反动的分子愈是要见，愈是要登门拜访哩！”

“那，同这些人又怎么谈呢？”这位大姐依然气鼓气胀地道。

周恩来笑了笑，面朝众人：

“主席去找陈立夫那天，我随行在场。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语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陈立夫自然是听不进这些话的，他支支吾吾地说，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十年内战，国民党如果说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这种责任共产党也是要承担的……”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的话：

“我对陈立夫说，共产党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呢？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现代社会的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就只好扛枪上山啦！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主张两党精诚团结，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之所以旧话重提，不过是提请国民党方面认清时代潮流，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立夫虽然手忙脚乱，窘迫无词，但是到了最后，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此间进行之中的重庆谈判，‘尽一点地主之谊’……”

这位大姐听入了迷，忍不住又问：

“主席，《新华日报》报道了你和周副主席拜会戴季陶的消息，可是，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辰，《中央日报》又说蒋介石去了戴季陶的公馆，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呀？”

毛泽东抿嘴笑道：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冤家对头了。不是冤家不碰头，冤家路窄嘛！不过，路窄没有关系，更用不着相顾眦裂。有道是，道路朝天，各走半边，你走你的好啦……”

周恩来解释道：

“那天我陪主席原本是去访问于右任的，可是门卫说蒋介石正在于家做客。主席便提议去看看住在同一个大院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主席会去看他，诺诺连声，结结巴巴，尽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从戴府出来，回头再去见于右任的时候，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于是，小道相逢，不期而遇。蒋介石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则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愣，随后佯装笑脸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这位大姐终于眯眼笑了：

“既然蒋委员长有令‘见见好’，我也只有赞成主席跟这些顽固派头目打交道啦！”

钱之光不胜感慨地道：

“主席前次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晚，听了主席和周副主席的龙门阵，我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在重庆这样的地方进行政治斗争，是需要磅礴的气度，宽广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的。主席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在谈笑自若之中，宣传我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这就在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为我们办事处的全体同志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朝钱之光摇摇头：

“你快不要表扬我了。在学会与各种人打交道方面，我不过初出茅庐，边学边做。恩来同志知道，重庆的实业界人士提出来要见我，可是我至今不敢答应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关民族资本之种种，我还需要研究。倘若没有一点共同语言，没有一点独立见解，他们又凭什么把你当作知心朋友呢？”

“在研究问题，取得发言权方面，不管主席如何谦虚，我却要以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名义，号召同志们向主席学习。”周恩来望着大家，情真意切地道，“比如说，主席在桂园会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的头天晚上，竟通宵达旦地阅读了这位作家的作品。今天下午，主席在桂园的办公室里，之所以案头、沙发、甚至床铺上都堆满了资料，则是为着回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