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下半城林森路上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本是一幢依山傍水、窗明几净的西式大楼，抗战期间，为着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这里的台阶、墙壁、屋顶乃至窗户上的玻璃，统统染成了深黑颜色。每当黄昏时分，在那暮霭弥漫之中，竟平添出几丝阴森的气息来。
蒋介石极少光顾这里。今日，为着那令他心烦意乱的重庆谈判，却早早地来到了。
然而，伴随着他在环形楼梯上的沉闷的脚步，以及他在走进会议室时，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的惊慌的起立，这幢大楼的阴森气息，也早早地来到了。
蒋介石一屁股坐在会议桌上方的雕花楠木椅上，环顾左右，两眼虽网满了血丝，目光却是碧绿碧绿的：
“今日请各位来，不外乎想听听你们对于国共谈判的意见。四、五天过去了，虽然你们每天都有一份简要记录《今日商谈结果》给我看，但是至今我没有看出丝毫结果来。当然，毫无结果有时就是最好的结果，然而，从中共方面咄咄逼人的势态上看，至少就眼下而言，最好的结果却不是毫无结果。嗯嗯，各位明白了我的意思吗？”
张群心领神会地道：
“委员长所言极是。现在，既然两党普遍交换意见已经告一段落，那么，我们就应当抓住这个机会，给予中共方面得寸进尺的谈判方案以迎头痛击。有商量余地的，我们坐下来谈，没有商量余地的，我们掉头就走。就是说，决不要因为我们的迟疑，而让中共方面存在任何侥幸的心理。”
“道理嘛，自然是这个道理。”邵力子瞟了张群一眼，老成持重地说，“不过，倘若就中共方面提出的谈判方案来确定有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么，恕我直言，那就不仅过于简单，而且过于草率了。为什么呢？道理很清楚，方案是可以修正的，条款是可以删改的，只要中共方面能够作出让步，我们就得到了谈判桌上需要得到的东西！”
王世杰干咳一声道：
“张主席的果断态度，邵秘书长的坚韧精神，我以为都符合委员长亲拟的谈判原则，所以别无异议，完全赞同。这里，我向委员长请示一个具体的问题：昨天，毛泽东约我在桂园商谈的时候，他好几次打断了我的话，然后问我，‘你这个意见究竟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呢？还是代表国民政府？抑或是代表你这个外交部长本人？’我没有作答，也不便作答，因为我至今搞不清楚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蒋介石盯住王世杰，冷冷一笑：
“你不清楚我清楚。如果说中共方面9月3日提出的谈判方案，是向我们下战书来了，那么毛泽东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向我们通报他已派出了随时准备交锋的两员大将。嗯嗯，昨日的《新华日报》上说，毛泽东正式指定周恩来、王若飞为谈判代表，难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好，我也如法炮制，明日叫《中央日报》发条消息，就说我已正式指定在座诸位，即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为谈判代表。他派两人，我派四人，就是真的拉到战场上去打，我相信他也只有寡不敌众！”
王世杰小心翼翼地问：
“委员长，根据你的安排，下周我不是要出访欧洲诸国吗？”
“你走你的好了。”蒋介石提高嗓门道，“你走了，还有我嘛！哼，前两天《新华日报》上面，有人诗赠毛泽东，称他什么‘弥天大勇’，还有什么‘霖雨苍生’。要对付这个人，看来还非得有我才行呢！”
张治中望着趾高气扬的蒋介石，禁不住忧心忡忡地道：
“委员长，自毛泽东来渝以后，你已经与他在德安里官邸有过一次单独的会晤了。那么，作为我们就要和中共谈判代表进入实质性会谈的依据、或者说原则，你能够把这次会晤时的谈话要点告诉给我们么？”
“嗯，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蒋介石正襟危坐道，“而且，为了让你们能够不折不扣地了解我的本意，不致遗漏、疏忽、甚至曲解，我拟了个书面的《对中共谈判要点》现在请你们拿出纸笔，记录一下。”
如同突然间听得集合哨声，众人好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才眼见得蒋介石慢吞吞地从图囊里摸出一纸手稿，然后慢吞吞地读了起来：
“中共代表三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必要时可将双方所提方案一并发表，随时将两方谈话情形作成记录，通知美国与苏联大使。余日前与毛泽东谈话要点如下——”
蒋介石喝了一口白开水，然后咂了咂嘴巴，仿佛在品尝其中除他而外，任何人也品尝不出的妙不可言的滋味：
“第一，军队问题。关于中共军队之组编，去年张治中、王世杰两氏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8个师至10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于去年冬国民参政会议席上，允予组编为10个至12个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形已不相同，但余之诺言仍为有效，不过此12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至于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第二，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吾人应本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中央亦心本‘用人唯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
“第三，政治问题。目前谈话中，毛泽东询余对此问题如何解决，余答以现在战事完结，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则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动，一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但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第四，国民大会问题。毛泽东氏询及国民大会将如何召开，余答以已经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则除已当选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放下手稿，在众人埋头伏案的沙沙作响中，又咂了咂嘴巴：
“嗯，这就是与中共谈判要点之全部了。毛泽 东 刚到重庆的时候，我为你们拟了谈判三原则，结果你们认为范围过大而无所适从。现在好了吧，四个要点，四个问题，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王世杰第一个抬起头：
“报告委员长，我没有任何意见了。可不是么？中共谈判代表与我们纠缠不清而又不肯松手的，就是这样四个问题。现在当然好了，该坚持的，我们知道如何坚持；该让步的，我们知道如何让步……”
“我拟定的要点里面，没有‘让步’这两个字！”蒋介石盯了王世杰一眼，却把愠怒的目光扫射到张治中的脸上，“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与中共代表谈判的时候，你们可以温文尔雅，可以笑逐颜开，甚至可以情同手足，称兄道弟，但是，决不可以因为是老同事老朋友的缘故而动摇意志，丧失立场。要知道，在国家和国民的利益面前，你们没有理由让步，也没有权力让步！”
张治中洗耳恭听着。他心里自然明白，蒋介石的这些话是说给他听的。然而，为着国共谈判能够顺利进行，至少不致于在谈判之初便陷入难以自拔的僵局，他还是硬着头皮道：
“委员长亲拟的四个要点，无疑在实质性问题上给了我们谈判的准则，这是我们定当遵照执行的。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共谈判代表通过我们转交给你的谈判方案有11个条款，其部分条款，就问题的性质而言，并不在四个要点之列。那么，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如果中共方面要以11个条款为根据，我们又该如何予以答复呢？”
蒋介石一时无语。
张群和邵力子虽也无语，却面面相觑。王世杰则眼望天花板，心思大概早已跑到欧洲去了。
殊不料蒋介石突然笑道：
“张部长谨慎的态度是对的，可是你考虑问题的方法毕竟过于拘泥了。今日的四个要点也罢，前几天的三个原则也罢，其实都只是一个宗旨，那就是必须维护本党的最高利益，谈判、谈判，既要谈话，又要判断，所以你们怎么去维护，什么是本党的最高利益，这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委员长的指示非常重要。”张群故作兴奋状，“我们的宗旨只有一个，但是可以对付任何刁钻古怪的问题，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不变应万变’。譬如说，中共方面提出的关于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问题，我们无须告诉他们不行，而须告诉他们，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然可以考虑……”
张治中盯了张群一眼：
“如果按照张主席的说法去做，我敢断言，国共谈判不仅依旧毫无结果，而且有可能造成我们新的被动局面。是的，自谈判以来，我们至少在舆论方面是被动的。打开报纸，重庆的大多数报纸，哪一天没有对国共谈判结果的翘首以待！久等之余，便要骂人。那么骂谁呢？或者说主要骂谁呢？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嗯嗯，我先前说的那句，‘至少就眼下而言，最好的结果不是毫无结果，’就包括了如何应付舆论界的意思。不过——”蒋介石阴冷逼人地笑着，“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有点被动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宣传上的失误，造成了舆论界的错觉。哼，什么叫做‘国共谈判’？是半斤八两才能等量齐观，是朝野未定才能平起平坐，可惜不是这回事情嘛！而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言谈中，却不乏这样的失误。昨天我和主管《中央日报》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商量了一下，今后见报的标准提法，就叫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好了。”
“会谈的名称可以这样拟定，但是会谈的内容不可公开发表。”邵力子提醒道，“我们和中共代表已经谈妥，每天双方的报纸只刊登一个简单的消息，以求在会谈中保持正常的气氛，避免不必要的刺激。假若谈话情形公开，也许有人断章取义，骤加指责，甚至群起而攻之，那就更无结果可言了。”
王世杰眨巴着眼睛道：
“对付舆论界的方式多种多样，依凭会谈结果，虽属一种，但决非良策。因为会谈结果也多种多样，稍有不尽人意之处，便会引起轩然大波。有鉴于此，我意不妨通过《中央日报》发布一个文告。文告自然无须提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事，而在东京湾日本正式签降的题目下，好好做一篇大文章！”
“雪艇先生所言极是。”张群眉飞色舞地道，“要晓得，这是为我们在会谈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绝好机会哩：昨日委员长在德安里官邸为日本正式投降举行了盛大庆祝宴会，毛泽东不仅来了，而且还主动地和委员长频频碰杯，以示敬意……”
王世杰愈发得意起来：
“委员长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是毛泽东碰杯碰出来的！国父曾指出，‘吾党实系中国之存亡，使吾党驰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50年革命历史，八年多抗战纪录，都说明了委员长和国民党的努力奋斗，与中国存亡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
蒋介石朝王世杰点点头：
“王部长这次不仅说对了，而且说准了。明日的《中央日报》头版头条，便是洋洋万言的《中国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这是我叫陈布雷写的，陈布雷开篇便用了国父的一句名言：‘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此古今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嗯嗯，这份报纸出来以后，也需要送一张给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