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桂园驱车回到红岩村的时候，月亮已经挂到树梢上了。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一个叫做红岩咀的山坡上，那幢青砖三层楼房，便是他下榻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

是的，桂园现在只是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日上午8时，从红岩村驱车进城；至于何时从桂园返回红岩村，这就要看他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当天在那里的工作了。

毛泽东的住处，在二楼东头的一间房子里。然而，即使深更半夜回来，这里也尚存着一件他为自己布置的工作。那就是接见党内的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弄清他们的工作环境，从而热情地鼓励他们的战斗意志，并具体地向他们作出指示。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南方局采取各种方式，已经把诸多地下党员，从川东特委到重庆市委的负责同志，从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到学校、企业界以及社会团体的普通党员，三三两两地在夜间召集到红岩村，由毛泽东接见过了。

今晚出现在毛泽东的卧室里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几位编委。

几位编委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却是在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的当日。那天下午，毛泽东在桂园稍事休息后，便由周恩来陪同来到红岩村，参加南方局、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以及《群众》周刊为毛泽东的来渝而举办的隆重的欢迎会。

为迎接毛泽东，几位编委刚在主楼旁边通往新建的小礼堂的碎石路上站定，这位一口气上了一百多步石阶，从而湿透了衬衣的中共中央主席，就和周恩来一起朝他们走过来了。

周恩来把他们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却早已熟悉了他们的名字。

他伸出一只指拇，对章汉夫道，“你是国际问题学家”；对许涤新道，“你是经济学家”；对胡绳道，“你是哲学家”。轮到戈宝权的时候，毛泽东道，“我晓得你是个俄国文学家，但是不晓得戈公振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叔父。”戈宝权回答说。

“我看过他的书，看过他的《中国报学史》。好哇，你有个有学问的叔父。”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道，“不过，你的叔父也有个有本事的侄子。嗯，我也看过你的书。你翻译的《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还是恩来同志题写的书名哩！”

戈宝权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万不谙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对他这个《新华日报》的普通一兵，竟然已经熟悉到了这样的程度！

窗外月色皎洁，屋内灯光柔和，《新华日报》编委们端坐在毛泽东的跟前，无拘无束，娓娓道来，每个人都如同坐在春风之中。

现在说话的是章汉夫。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满脸喜色中，倒略挂着一丝愁容：

“主席，自从你来重庆以后，不，包括你来之前，《新华日报》每天都要收到成百上千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部分是委托我们转给你的，那好办，我们交到你的秘书王炳南手中就行了。可是，另一部分却是直接写给编辑部的，复信吧，人手不够，不复吧，有悖于我们办报的宗旨。这些天来，我们还真有点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呢！”

“你们看看，这就是我来重庆给你们惹出来的麻烦！”毛泽东仰面大笑之余，问，“这些来信的内容都有些什么呀？”

胡绳道：“有个小康之家的夫妇两人来信说，我们诚心诚意附上法币壹万元，拟请编辑先生代购美国鱼肝油丸转献毛先生，略表我们对他的一点敬意。”

“我看了成都几个大学生的一封联名信。”许涤新道“信中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了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毛泽东又问：

“有工人、农民的信么？抑或是他们请人代笔写给你们的。”

“我这里刚好有一封。今天下午才给她们回了信去。”戈宝权边说边打开手中的讲义夹，把信递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把信放在双膝上，低着头，弯着腰，从头读来，不漏一字：

编辑先生：

昨儿晚上，听说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来了，咱们听着，好不高兴。可不是，这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隔壁吴老先生，是一个前清秀才，胡子都花白了，脑筋儿可并不陈旧，他是你们最忠实的读者，每天总是看见他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你们的报。他说，有些报纸一看就像是皮包里拿出来的公文，尽是打官腔，只有你们的报才敢说老百姓心坎里的话！——咱们把话扯远了，却说这位吴老先生听说毛先生真到了重庆，笑得连嘴都合不拢，连连说：好，好，好！这一下和平有保障了！

说起和平，全中国哪一个人不希望。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不说别的，平价米就叫人吃得够受了，别说许多人连平价米也吃不到。可是，看看最近以来的事实，真教人急煞。有些人正在摩拳擦掌，那些在反共的旗子下跑去当汉奸的家伙，现在又在反共的旗子下，要来“戴罪图功”了，一场内战，看来就要爆发，中国要是再打内仗，老百姓不死也活不成了。

现在，毛先生到重庆来了，足见毛先生要求和平，真正是从心坎里来的。毛先生是最体贴老百姓的疾苦的，听说毛先生定了一条规矩，凡是军队和老百姓闹纠纷，一定先责备军队。可不是吗，天地间只有有枪的人欺侮没有枪的人，哪有没有枪的人欺侮有枪的人。这样替老百姓着想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人民的疾苦的。咱们相信毛先生一定能替老百姓争取到和平。

请把咱们的意思转告毛先生，并把咱们的祝愿带给他！

女工 王文英等五人上

读毕，毛泽东把信折得整整齐齐，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自《新华日报》在重庆诞生以后，蒋介石无时无刻不注视着这张报纸。有人告诉我，他每天到办公室读的第一份报纸，便是我们的《新华日报》。那么，我们要让他读到什么呢？这些天来，你们每天用大量篇幅报道我在重庆的活动，这是不必要的。莫说蒋介石不愿意读，我自己也不愿意读。方才汉夫同志不是谈到读者来信多么？依我看，我们索性多登读者来信，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来信。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威。我们要让蒋介石竖起耳朵来，听一听他们要求和平的声音！”

章汉夫连连点头道：

“主席，真正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呵！除了不折不扣地执行你的指示而外，关于近期多有你的活动的报道问题，我还有个人的一点看法需要向你汇报。老实说，国民党当局允许《新华日报》出版发行，和它与共产党合作一样，是出于被迫的。它通过新闻检查来达到‘让你办报，但不让你有言论自由’的目的。譬如说，蒋介石曾代电通饬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指责我们在报道战果辉煌的百团大战中，违反禁令，使用了‘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等字样，以‘遂其扩大政治影响之阴谋’……”

“更有甚者！”许涤新打断章汉夫的话，忿忿不平地道，“主席在延安发表了《和中央社、扫**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后，《新华日报》不顾战时新闻检查局‘缓登’的通知，刊登了这一重要文献。结果，除了检查局给以停刊一日之处分，重庆警察局和卫戍总司令部居然派武装人员‘轮驻监视，强其执行’，禁止报贩叫卖不说，还把张贴在市区的那天的报纸全部予以撕毁了！”

胡绳接过话题说：

“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迫害，还体现在对撰稿人进行威胁。早几年，我们新开辟的‘信箱’栏目里，刊登过一篇署名为‘大辛’的来函，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军队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蒋介石阅后大为恼火，责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调查撰稿人之真实姓名，详细地址。遭到《新华日报》严词拒绝后，对方声称，‘委座将召见此人，请即查实，以书面作答，毋得隐蔽’。而报馆负责人则当即回敬道，‘来函所述确系事实，乃撰稿人亲身经历，此可作负责答复者，至撰稿人，如委员长定时召见，敝报亦可负责随时通知其按时到达’。来人无可奈何，这才怏怏而去。”

“我这里有一份今年上半年不完全的统计——”戈宝权手里拿着表格，“《新华日报》被无理扣留或强迫免登的稿件，计有社论6篇，时评、友声7篇，重要来件12篇，专论1篇，一般评论3篇，答问7篇，新闻通讯6篇，读者来稿103篇。明显被删者5篇，被删而显示不出者不计其数。所以呀，相比之下，下半年的这几天，由于主席来到重庆的缘故，山笑，水笑，连我们发稿也发得痛快极了！”

毛泽东拍拍脑门：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国共谈判期间，蒋介石就是演戏，也得亮个像点样子的姿态出来。于是你们便抓住机会，大登特登共产党，大登特登毛泽东。虽然报纸不是手榴弹但是报个一箭之仇也好。嗯，是这个意思吧？”

几位编委一起笑了。

毛泽东没有笑：

“我完全理解你们，而且完全赞同你们。因为《新华日报》今天的局面，决不是我从延安带来的，而是你们在重庆创造出来的！‘皖南事变’期间，蒋介石的阴谋计划之一，就是封闭《新华日报》。但是你们坚决斗争，‘违检’刊登了恩来同志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就把蒋介石残害抗日志士的卑鄙勾当暴露出来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立场和应变措施。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下达了这样一则手谕，‘以后如无本委员长命令，无论宪军警及党政机关，均不准对《新华日报》及中共人员稍有骚扰为难之事，否则必予严惩。’”

毛泽东紧紧捏着拳头：

“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力量！《新华日报》是报纸，但是更是手榴弹，更是机关枪。因为它的目标，也就是所有武器的目标：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共产党的军队究竟有哪些的话，那么我将这样告诉他：我们除了有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是一支‘新华军’……”

几位编委的眼睛都潮湿了。

章汉夫哽咽着嗓子道：

“主席。今天有你‘新华军’这三个字，我觉得，这就是对《新华日报》最崇高的评价了，于我们而言，也是最崇高的荣誉了！”

“那么，明天呢？”毛泽东笑了笑，“恩来同志对你们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这就需要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列宁的话。我对你们说点什么呢？我常常觉得，我们不仅自己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向别人学习，包括向党外的朋友学习。就拿办报来说吧，这几天我注意到成都的《华西晚报》，版面虽然不大，但说理精深，言简意赅，尤以那不落俗套的独立见解，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戈宝权插话道：

“《华西晚报》创办还不久。早一点的是《华西日报》，那是刘湘在成都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期间办的，由潘文华担任董事长。在潘文华的支持下，以后又创办了《华西晚报》。由于张澜先生担任了发行人，所以《华西晚报》就成了民主同盟的机关报。”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

“两天前，《华西晚报》有一篇社论，题目叫做《毛泽东到了重庆》。那么，我为什么到了重庆呢？社论说，‘中国人民迫切地期待中国两大政党团结，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是造成国共两党领袖直接谈判的国内情势，而领导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密团结和广泛合作，则是造成国共两党领袖直接谈判的国际情势。’应该说，这个分析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作为当事人，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但是，文章并没有到此为止。它详尽地阐述了存在于目前的不可忽视的现实情势，诸如，‘中国人民的基本的人权自由仍旧掌握在为国民党所建立的特设官署里；中国的政党政派仍旧没有合法的地位！被禁闭了多年的政治犯仍旧充塞在各地的集中营；更严重的是，由于受降问题所引起的国共两党武装冲突，仍旧在继续之中’，从而得出结论说，‘国人必须认识，毛泽东是在一个实际政治还没有任何新气象的时候到重庆的，本来一般预料应以改进实际政治为起点的事件，现在转过来，成为谈判的节目了’！你们看看，文章的质量和水平就在这里，它以必将为事实所证明的见解，让人点头称是、口服心服。”

许涤新望着其他几位编委道：

“像主席刚才谈到的这种文章，我建议应当在《新华日报》上面转载出来。这就是说，我们今后转载的范围，不止是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群众》周刊，还应当把别的报刊也包括进去。”

戈宝权表示同意道：

“譬如说，重庆《新民报》的副刊就办得很不错。里面经常刊登老舍的小说，胡风的杂文，廖冰兄的漫画，柳亚子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