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并没有亲临九龙坡机场。

为着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他让他的侍从室主任周至柔充当他的私人代表，权且表示着仅此而已的“和平诚意”。

此时，候机室的一个角落，这位私人代表正孤傲地站在那里，昂着脑袋眼望天花板。以致在场的一位苏联塔斯社记者在事后的新闻电稿中，把目中无人的周至柔戏谑为“不愧是‘独夫’的代表”。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坐在候机室中间部位的藤椅上，闭目养神。直到贵阳《大刚报》一位驻渝记者走到跟前，递上名片，他才迟钝地睁开眼睛。

“秘书长先生，僵持八年，令全国人民非常焦急关注的国内团结问题，即将由中共领袖毛泽东氏飞临陪都而开朗。就此，你能谈谈国民党方面的看法吗？”这位驻渝记者问。

邵力子淡然一笑道：

“对不起，我是以个人身份前来机场迎接毛泽东先生的。除此而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候机室的另一个角落，交谈的气氛就热烈得多了。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和去过延安的几位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御秋团团围坐，侃侃而谈。稍有片刻，新从苏联归来的郭沫若夫妇也赶来机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相互交谈，也和记者交谈。

“国共谈判，断断续续，已长达数年之久。按照过去的情况看，基本上是由我们这些中间人来回奔走，所以徒劳而无功。这次就不同了，毛泽东先生亲来重庆，双方面对面直接谈判，这就使问题变得单纯起来……”黄炎培对一位英国路透社记者如是说。

张澜接待的是一位美联社记者：

“你问我事前知不知道这次国共谈判的事，我只能如实奉告于你：至今我尚未得到当局的邀请或者通知。就是说，国共和谈，各党各派是否参加，我不得而知。但是，不论我们参加与否，以我之见，只要国共双方开诚布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郭沫若却反问《新华日报》一位记者道：

“我在候机室里，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外国记者比中国记者多。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动了。而重庆有几十家报纸和通讯社，还有一批外地报纸派驻重庆的记者，他们人数远远超过外国记者，可是，今天到机场采访的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人呢？”

“就连这少数几个人当中，有的还是《新华日报》约来的哩！”这位记者忿忿然道，“至于原因，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反正越是国民党当局不想要老百姓知道的消息，他们封锁新闻的手法越是严厉……”

谈话间，下午3点37分，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终于冲破重庆上空厚厚的云层，带着自身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徐徐降落在警戒森严的九龙坡机场跑道上。

候机室大门打开了。跑在最前面的是几十名中外摄影记者。或胸挂照相机，或肩扛摄影机，刹时便围着机身排开了半圆的阵势。半圆中密密麻麻地站着美军宪兵和国民党宪兵，他们一面维持秩序，喊叫着要人们尽量远离舷梯，一面横冲直撞，没有忘记为自己占据一个距离机舱最近的位置。

舱门就在这个时候打开了。第一个出现的是毛泽东！

出现在他面前的，除了陌生的山，陌生的水，还有一幅陌生的情景：掌声和欢笑声的齐鸣，照相机的“咔咔”声和摄影机的转动声的混响，连同那蠕动的人群当中，闪闪的镁光灯和一眨不眨的目光的交相辉映。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一位与惯常见过的肖像十分相似的人：五十岁出头，身材中上，蓄着浓黑的头发，穿着灰蓝色的宽大得很的中山服。中山服上新鲜的皱褶，皮鞋底下新鲜的尘土，表明他和普通人的心思一样，出门做客，从上到下都要穿得体体面面的。

令中外记者感到新鲜的，却是他开先戴在头上尔后举在手中的考克礼帽。他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很重很重的东西，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毛泽东的这个动作给中外记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事后的文章里，有人说它“表明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了一种断然的决定”，有人说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完成这个动作的，只能是一个时代的伟人”。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现在大踏步走下舷梯来了。紧随其后的，是周恩来、张治中以及赫尔利。

张治中把站在舷梯侧旁的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与他握了握手。

周至柔缩回手去的时候，毫无表情地说：

“蒋主席已经预备好 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

“很感谢！”

毛泽东心不在焉地笑了笑。正欲前行，胳膊却被身后的赫尔利挽住了。

“既然频繁的开麦拉镜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就索性让他们摄入镜头吧。”赫尔利顺势又挽住周恩来的胳膊，“这是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

长达20分钟之久的拍照与摄影之后，赫尔利抚着八字银须，满意地朝毛泽东点点头：

“这儿是好莱坞！”

毛泽东却在人群中发现了银髯飘拂的张澜，而且，不待别人介绍，径自迈了过去：

“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连忙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毛泽东拉住张澜的手，久久不放：

“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呵……”

周恩来从毛泽东身边绕过来，也同张澜握手，互道阔别，并且安排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同毛泽东合影留念。

可是，中外记者们趁势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了。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和毛泽东握手……

被挡在人墙之外的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和冷御秋，一个个急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年纪大身体小体力最差的沈钧儒，却被挤在了人墙中缝。他被挤得满头大汗，也被挤得呜嘘呐喊：“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周恩来见状，几步迈到人群之外，然后把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高高举起来：

“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

中外记者们果然被吸引过来了。礼物每人一份：油印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天重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外国记者们读毕书面谈话稿，竟飞身跳上汽车，争先恐后地进城抢发新闻去了。

不一会儿，机场外面，已剩下不多的几辆汽车。周至柔指着一辆簇新的二八二三号篷车对毛泽东说：

“这是蒋主席特别拨给毛先生使用的。”

毛泽东重复了一句：“很感谢！”

脚步却偏偏绕过这辆篷车，而径自朝着侧旁那辆标有“美大使馆”字样的二八一九号篷车去了。

赫尔利抢先一步，敏捷地为毛泽东拉开后座车门。当周恩来和张治中尾随毛泽东也坐了进来之后，他才拉开前座车门，坐在了司机侧旁的位置。

汽车慢慢启动了。张治中却很快面露难色：

“润之先生，既然蒋主席已经为你预备好住所，你就去罢。黄山别墅也好，山洞林园也好，都是很凉快的。”

毛泽东朝张治中笑笑：

“你是国民党的政治部长，政治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任性的。我在延安就给你打过招呼，到了重庆以后，国民党的车子我不坐，国民党的房子我不住。所以呀，我今天还是去住我们的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改日再去黄山与山洞歇凉，你看好么？”

张治中想了想道：

“我有一公馆在上清寺桂园，润之先生不妨先去那里休息休息再说。”

周恩来朝张治中笑笑：

“文白先生要尽地主之谊，吾等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是贸然入府，惊动老小，那就甚感过意不去了。”

“恩来先生与我黄埔共事多年，自认私交尚厚，今日如何说这些见外的话。”张治中有些急了，“实话相告罢，为着有机会在自己的家里接待润之先生、恩来先生，我在去延安之前便已腾出桂园，让夫人带着孩子们去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院子了。”

毛泽东握住张治中的手：

“文白先生如此隆情厚义，我毛泽东只好领情了。不过，尊夫人和孩子们是被我撵走的，我还得寻个机会当面向他们致歉才是！”

“我一定召集全家拜见你们。”张治中笑道，“尤其是让我的孩子们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不是青面獠牙……”

车抵桂园，留守在张公馆的警卫人员慌忙开了大门。当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步入客厅的时候，动作麻利的女仆把刚泡的盖碗茶也端进来了。

毛泽东宽了外衣，露出来的白布衬衫也是簇新簇新的。然而，就在他将手中的中山服随意搭在沙发扶手上的时候。茶几上的一只盖碗茶杯被他碰倒了，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破碎声。

毛泽东慌忙伸出手来，意欲把茶几上的水和茶叶统统抹到自己的另一只手中。但是，他被笑眯眯走过来的张治中制止了：

“润之先生，这不是你做的事情……”

女仆把毛泽东的中山服挂在了侧旁的衣架上，然后为他端来了另一杯盖碗茶。

毛泽东这才坐了下去，眼望着客厅里的吊灯、角柜、壁炉、广漆地板，以及其他对于他来说显得十分生疏的东西。

他熟知的是人。不管什么人。

就在张治中走出客厅，亲临厨房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的时候，好几家报纸的记者搭乘着《新华日报》的大卡车追进桂园，拥入客厅，直奔毛泽东而来。

“我是《新民报》记者。”一位秃顶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绍道，“我能够请教毛先生两个问题吗？”

问题没有提出，这位记者先倒滔滔不绝起来：

“日本投降，胜利地结束了八年来的苦战，同时也发生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时，军事问题掩盖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是再也不可以含糊下去了……”

“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呀？”毛泽东忍不住反问道。

“例如复员、整军、实施宪政……嗯，几乎没有一件不关联着团结，也没有一件可以在分裂的状态中完成——”

毛泽东点点头：“你讲的是团结问题。”

记者大手一挥道：

“是的，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适当的解决，则胜利的钟声可能就变成内战的警号！要避免这种不幸的结果，自然需要朝野各界的共同努力。但是要问到如何避免，则目前两个最大的政党应该对国民负有特别的责任。”

这位记者看着毛泽东：

“站在国民的立场上看。假如这次的商谈再无结果，那是两党共同的失败。国民决不会特别原谅哪一方，更不会赞许哪一个政党从这种失败中取利的。国民不能忍耐过去那种僵局再拖延到以后了，客观的事实逼迫着团结问题必须立刻解决，彻底解决，全盘解决！请问毛先生，你能同样抱着这种心情，下一个非趁此谈判成功不可的决心吗？”

毛泽东淡然一笑道：

“我如果没有下这个决心，就不会跑到重庆来了。蒋介石先生倒是哪里也没有跑，你可以问问他，他下了这个决心没有？”

记者稍有记录，然后又抬起头：

“我相信，毛先生是不会随便来重庆的，现在来了，当已有一个可以进行谈判的基础。我们固然还不能判断这次谈判的具体结果是怎样，但可以相信，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好坏的影响。因此，我们感觉到这次谈判的时机的特别重要。毛先生也有这种感觉吗？”

毛泽东直言以告道：

“我的感觉是你的思路有些混乱。因为基础不是时机，时机也不是基础，特别是和谈判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

毛泽东的话把身旁一位戴眼镜的女记者逗笑了，笑得格格的，直流泪水。

“我是《大公报》记者。”她递给毛泽东一张名片，“毛先生，我也是湖南人哩。”

“是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毛泽东话题一转，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你们《大公报》的报馆在重庆什么地方？”

“李子坝。”女记者有些惑然。

毛泽东解释道：

“嗯，我在延安经常能够读到你们报纸的文章，这次来重庆，还想寻个机会到你们报馆去看看。你不会反对吧？”

女记者正欲提问，就毛泽东刚才的解释提问，可是张治中大步流星地进来了：

“润之先生，我给蒋主席去了电话，蒋主席在电话里说，今晚八点半，他在山洞官邸设宴为你、恩来先生和王若飞先生洗尘，还望你们能够准时出席为盼……”

“还邀请了哪些人？”毛泽东问。

张治中回答说：

“邵力子先生、周至柔将军以及我，自然是要作陪的。另外，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也要来。哦，对了，美国盟友中，蒋主席还邀请了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