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身穿白府绸长衫，斜躺在德安里官邸客厅的一把凉椅上。他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可是今日，也许上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的讲台站得太久，要么便是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对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致词说得太长，以致力不可支，昏然欲睡。
然而，眼睛刚刚闭上，窗外梧桐树上的蝉鸣就开始了，仿佛故意作对似的。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不得不霍然起身，“砰”地把窗户紧紧关上。
客厅房门却开了。
蹑手蹑脚进来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他在上午开幕式后的预备会上，刚刚当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一。
“委员长，我来得早了一点么？”
“不早、不早。等会去延安的那六个参政员还要来哩。他们原本想昨天见我，那怎么行！我要他们在国民参政会开幕之后来，我要他们为延安代言的一切都变成马后炮！”
蒋介石不无自得地笑了，他让毕恭毕敬站在侧旁的王世杰坐在他的对面：
“嗯嗯，我今天在开幕式上的致词，你听了有什么印象？”“报告委员长！”王世杰站起来，然后又坐下去。“聆听了致词的开头——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今天开始集会，正是我们中国抗战的第八周年纪念日。从八年前的今天起，我全国同胞拥护政府抗战的国策，信任政府建国的方略，一致奋起，不辞任何牺牲，争取民族的自由，维护国家的独立。在这八年间，我们经过了无数的艰险，我们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直至今天抗战进入第九个年头，我们确已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望见了独立自由的曙光——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了！特别是委员长致词时，一身戎装，满面英武，越发让我深感幸上有贤明领袖之领导，下得忠厚军民之用命，卒能克服困难，化险为夷。”
“嗯嗯，很好！我要的就是这种印象，国家要的也就是这种印象。那么——”蒋介石脸色一沉，“周炳琳是怎么回事，这个参政员是不是在和我唱对台戏？因为我在致词末尾刚讲完统一与团结问题，他就在答词中说什么‘我们感觉国内政治上纠纷，应该可循虚衷相见，共同讨论之途径，来求解决。我们诚恳希望，还是由政府首先采取动作，使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都能贡献其对于国是之意见’。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又叫做‘政府首先采取动作’？莫非他要我先把军队交给中共，而不是中共先把军队交给我不成！”
王世杰胆颤心惊地说：“周炳琳的答词无疑是对抗政府的。对于这个事情，不，这个事件，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想到，国民参政会开幕式的礼仪安排应当修改。不然就像这个事件那样，根据惯例必须有一参政员答词，而公众又推荐周炳琳担任，这就给了他以可乘之机……”
“他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嘛。现在不是倡导民主，畅所欲言么，说不定这个周炳琳还可以用来堵堵共产党的嘴巴哩！”蒋介石反过来安慰王世杰，“今天上午的预备会上，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还是有头脑的：票选主席团主席七人，发给国民党员当选名单中，周炳琳原本在内，可是在你紧急提议下，转瞬之间，周炳琳就被王云五取而代之了！”
王世杰这才放下心来：“提议的是我，可是提名的是委员长呀。”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王云五当这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蒋介石咧嘴笑道。
王世杰抠抠后脑勺：“我想，王云五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委员长启用王云五，而且选定抗战八年之纪念日，便是意在号召国民秉承国父遗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书呆子，书呆子！难怪你当过巴黎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蒋介石正色道，“政治上的事情，是来不得半点含糊的。现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刚刚开始，你却把六个参政员去延安的事情搞忘了……”
王世杰一拍脑门道：“我说嘛，大会之前，这六个参政员怎么这样活跃：一会儿准备这个提案，一会儿准备那个提案，还搞了个什么延安归来答客问。现在好了，见报的赴延安的参政员名单中，原本有王云五，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毕竟没有去成。而我们把没有去成的提拔上来，便是对去成的那六个参政员无言的警告！”
蒋介石脸上隆起笑容，刚想再说点什么，但是那六个参政员已经走进客厅了。
“请坐，请坐。”蒋介石将就脸上的笑容道，“说曹操，曹操到。我和王部长正在谈及你们的劳苦功高哩！”
褚辅成朝蒋介石拱拱手：
“委员长日理万机，耗的是心血。吾等纵有奔忙，累的也是筋骨。好在与中共会谈融洽，尚有初步结果，念及此，吾等也不虚此行，以致无不欢忭莫名了！”
说完，褚辅成站起身，抖抖索索地从长衫里掏出《延安会谈纪要》，然后上前几步，双手把它递到蒋介石手里。
蒋介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把凉椅上，《延安会谈纪要》只是在他的手里捏了捏，旋即被他以不屑一顾的神情递给了身旁的王世杰。
“这份文件先请王部长研究一下。”蒋介石的目光扫视着六个参政员，“如果当中还有什么问题，我再请他和你们一起商量。”
黄炎培有些急了：
“委员长，其实这份文件的内容很简单。为着让国共双方能够重新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共商国是，我们和中共方面会谈以后，就停止国民大会进行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两个问题，取得了相同的意见……”
“你们和中共方面的意见相同，自然就和政府方面的意见相异了——”蒋介石盯着黄炎培，冷冷笑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去延安之前，就在这间客厅里，和我谈的也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另一个是国民大会问题交政治会议解决。现在怎么实然变化啦？当然，国家的事情，只要于国家有益，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商谈的。我有所担心者，乃是你们在不知不觉间钻进了别人的圈套！”
黄炎培当即反驳道：
“我们虽是快入土的人了，但自信神智还是清楚的，此项务请委员长放心。至于变化，我承认确有其事。因为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变化，所以个人的思想也在变化，否则的话，又如何能够顺应潮流，追随时代……”
蒋介石再次打断黄炎培的话说：
“我就搞不懂，毛泽东究竟说了些什么，让你们如同喝了迷魂汤一般？”
老实巴交的冷遹回答说：
“毛泽东先生说话，与其说富有文采，倒不如说富有哲理。比如他有这样一句话：国共双方谈判的大门没有关，但是门外有一块跘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委员长，恕我直言，我以为这样的话不仅是形象的，而且是深刻的。”
“他的话就那么深刻，而我的话，就那么肤浅吗——”蒋介石恼羞成怒道，“关于国民大会，我在上午的致词里明白无误地说了，即使战争结束，各地秩序未必能于短时期内恢复，所以主张在战局转入稳定之时，即行召集国民大会，颁布宪法，结束训政。至于与国民大会的召集有关的各种问题，在现况之下虽不易得到理想的解决，但若各人如能虚怀讨论，政府自将虚心采纳，当亦不难觅得相当满意的方案。”蒋介石喝了一口白开水，“不意一年以前反对延长宪政实施至战事结束以后的人，而今天反而对政府提前实施宪政的决定，又肆意攻击！老实说，但凡我能忍让的我都忍让了，既然如此，大石头也罢，小石头也罢，只要有力气，就让他们搬去吧！而我所要求于在座各位的，在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尽量给政府提供合理的主张。”
“委员长所言极是。自上午致词之后，据我所知，以国民大会问题为中心而各执己见者，已有六十一人之多。其间要提案的有二十四位，要登台发言的有三十六人。剩下的那个便是我。我不准备提案，也不准备登台发言，现在准备好了的，是一份将要见诸报端的书面声明。”章伯钧看着蒋介石，不无揶揄地说，“丑媳妇迟早是要见公婆的。此间有委员长和王部长在座，我不妨宣读宣读，也好当场聆教。”
王世杰刚想制止，殊不料章伯钧已经拿着他的书面声明，高声朗读起来：
“在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对远东法西斯的日本，共同进行最后的总攻时期，中国已因长期抗战的结果，获得领导国家的地位，其本身需要真实的民主化的政治和真正统一的团结，早为全国各方人士所主张，并努力奋斗，以求其完成。惟团结与民主的问题能否获得顺利的解决，就目前的实际政治而论，当以国民大会的问题为重要的关键。在本届参政会内，各方主张民主统一的贤达，莫不站在国家的立场，对于政府当局原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成议一致要求变更，另商临时过渡办法，如召开政治会议之类，以打开僵局，争取民主统一之政治解决的途径。”
蒋介石此刻在凉椅上似乎睡着了，只有那剧烈起伏的胸口，合拍着章伯钧宣读时微微颤动的嘴唇。章伯钧继续读道：
“中国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总原则之下，即以发动对日抗战号召全国统一，更应以实行民主政治，完成统一。国民党负责当局，历来宣示中外，谓以政治解决方式，以求国内政治纠纷之消除。在今日，即当顺适世界民主趋势，容受人民的要求，以壮士断腕之决心，作悬崖勒马之毅行，实施民主改革，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假如错认时机，对于相忍为国之美德，不能充类至尽，固执成议，则此后纠纷益增，演成分裂，将难以邀国人之谅解。中国民主同盟有鉴及此，早经提供改善时局之主张，对于国民大会一举尤为重视，希望当局予以适当之采纳。此次民主同盟之参政员，无论出席与未出席参政会，皆受爱护国家之良知的驱使，以坚决的态度，为此共同主张作一致的奋斗。”
蒋介石的眼睛睁开了，当章伯钧宣读完他的声明的时候。而按照蒋介石往常的脾气，现在是他目露凶光，勃然大怒的时候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连干咳几声都没有，语气却显得很柔和：
“不敢苟同时论，那是你们的自由，我丝毫没有勉强的意思。然而，对于在座各位，或国民党元老，或民主党派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政府没有能够及时地与你们通报时局，交流国是，这就是我的责任了。既然如此，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拍了拍王世杰的肩头，“我请我们的主席团主席好生安排一下，除了军政部长陈诚报告军事，经济部长翁文灏报告经济，财政部长俞鸿钧报告财政，外交部次长吴国桢报告外交，教育部长朱家骅报告教育，兵役部长鹿仲麟报告兵役……还得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报告一下我以为在座各位都应当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