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依然是那身略显肥大的中山服。因为昨日才浆洗过的缘故，好多部位尚保留着新鲜的皱褶。不过，皱褶很快就被来自延安机场跑道上几股强大的气流吹乱了，当他朝着刚刚停稳的飞机迎上前去的时候，只是以手代梳，理了理过于蓬乱的头发。

舱门打开，先下来的是王若飞。

他站在成群的欢迎者前面，把参政员们介绍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林彪、吴玉章、邓颖超、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杨尚昆……

介绍到黄炎培的时候，毛泽东突然笑道：

“见过，见过。十二年前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的会场中。”

黄炎培大惊失色道：

“好记性、好记性，要知道，那天的会场满满实实坐了两千人哩！”

毛泽东又笑了笑：

“是呀，两千人我记得清楚，可是现在几个人我反而数不过来了——不是说有七位参政员来延安吗，怎么走下飞机的只有六位呢？”

“哦哦，是这样的。”褚辅成解释道，“王云五先生昨夜忽患寒热，体温高至三十九度，故未能成行。他嘱我见到主席先生，还得代为致歉才是。”

毛泽东朝褚辅成拱手道：

“致歉？老实说，我们对他，对你们致谢还来不及哩！来不及怎么办？我看就这样办：我们先到王家坪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晚上再请你们出席中共中央为你们举行的欢迎大会。嗯，今天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周年纪念日，你们的到来，为我们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这种气氛，六位参政员现在感受到了。感受的地点，不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简陋的礼堂，也不在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的欢迎声中，而在周恩来充满自信与坚定的欢迎词之中：

“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六位在大后方为抗战、民主、团结奋斗多年的我们的老朋友。他们奋斗的业绩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因为不仅中共中央的同志，就是延安的人民，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共产党员和其他团体，对六位先生能冲破种种困难飞达延安，也表示亲切的欢迎，崇高的敬意。”周恩来转过身，向端坐在主席台上的参政员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再转过身来，“自从抗战以来，我们党坚持抗战、团结、民主的方针，和敌后解放区全体军民八年来始终如一的和敌寇搏斗，曾经得到各位先生的鼓励与赞助。去年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后，也深得他们的赞助。特别是民主同盟诸先生，他们赞同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打倒日本侵略者——”周恩来提高嗓门道：“因此，中国抗战民主的事业，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起来解决的。我们相信六位先生求抗战胜利、谋全国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和我们一致的。中共中央的愿望——也就是全解放区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我们希望六位先生把这个愿望带回给大后方各阶层的人民去！”

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持续着，直到周恩来走回座位，黄炎培登上讲台。

这位年近古稀的参政员，满面笑容，言词洪亮，全无旅途劳顿之色：

“我们此次来延安的主要目的——我把它叫做正目的——只有一句话：促成全国团结。我想，这不是少数人的目的，而是全中国同胞的目的。时至今日，环顾全球，一种新的趋势，正在日益增长，世界上每个角落，每个国家，都由分而合，走向团结，就是国与国之间也形成大联合，因此产生了五十国参加的旧金山会议。这是今后世界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哪一国家顺着这个潮流就有生命，反之，将会失去生命。事到如今，不容许中国不团结，而我们来延安就是想促成这个团结。”黄炎培笑口一开，愈发神采飞扬，“其次第二个目的——我把它叫做副目的——是想来延安看看，以实现多年的愿望。那么，我现在看到了什么呢？我看不到一块荒废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民。我看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艰苦的生活，而老百姓的新建筑不断增多。主席先生在《论联合政府》里提出了共产党要实干的纲领，我可以作证，这不是一句空话。有一个延安的老朋友告诉我说，这边的政府，对于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命都是负责的。这句话使我很感动，因为政治上的事，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成功了！”

又是雷鸣般的掌声。第一个鼓掌，并且站起来鼓掌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道：

“你的讲话同样使我很感动。可惜我们的礼堂太小，延安广大军民无法听到你的声音，因此，我们决定，《解放日报》将全文刊登你今天的讲话。”

隔了三天，当毛泽东来到参政员们下榻的交际处招待所时，他的手里却拿着一张重庆的《大公报》。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是该报发表的社评，标题叫做《六参政员赴延安》。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来来来，我先念上一段。”

毛泽东朝围他而坐的参政员们点点头，然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诵读道：

“六参政员为什么去延安？其用心自在促进团结，同时也敦促中共参政员来重庆，出席本月7日开幕之第四届参政会。盛暑长途，六参政员不少高龄体弱之人，此行不易，而其热心国事，实至可感。我们切盼六参政员此行不徒劳，并略述我们的感想——”

褚辅成鸣冤叫屈道：

“高龄体弱不假，可是我们来延安的目的，任之兄已说得清清楚楚，实非什么敦促中共参政员来重庆呀！”

“精彩的还是这篇社评主笔大人的感想。”毛泽东朝参政员们摇摇手。继续诵读道：

“中央与中共间的商谈，绵延经年，其间经过。经几度公开，已为国人所共晓。其详细情节，不必备述，而最大的原则是，政府主张统一，中共要求团结。统一与团结，在我们国民的眼光看来，实在是并无矛盾冲突的一件事。我们一个最低调的看法，就是只要自己不打仗，只要自己不内乱，就是统一了。要团结，一个前提：必须妥协。谁都坚持成见，谁都要占上风，谁都不肯妥协，那还讲什么团结？”

“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章伯钧气喘吁吁地说，“中国固然需要统一，需要团结，但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保障统一与团结，就是说，统一与团结的前提必须是民主。”

“还应当有自由。”毛泽东补充道，“可是我们的主笔大人把我们去不去重庆的自由都剥夺了。你们听听这一段吧：‘为中共计，其政治主张，与其只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只在延安电台上广播，何妨来重庆在参政会席上发表，岂不更多一次发表政治主张的机会？这可算最低调了，为中共计，也还值得。再说六位参政员，殷殷而往，代表参政会的期望也代表人民的期望，为人情计，延安也该给他们六位一些面子，请几位中共参政员陪他们回重庆！’”

“乱弹琴！”左舜生一巴掌拍在膝头上，“早晓得《大公报》如此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们索性就不来延安了。这下倒好，我们拍拍屁股可以走路，偌大一堆麻烦事儿却留给了你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道：

“事情没有这样严重吧。老实说，看了这篇文章，我不仅没有责怪主笔大人的想法，而且没有责怪人家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没有来过延安。既然如此，闭门造车的东西，总是有点儿走形的嘛。你们说是不是呀？”

“主席先生所言极是。”黄炎培频频点头道，“不仅如此，你的气度使我想到了自己的义务。因为我是来过延安的，后天返渝，也足有五日。而且所见所闻，诸如参观延安市容、供应总店、信用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减租减息、机关供给制，商品贸易、货币流通、扎工队的互助方式，以及访问劳动英雄，调查文化教育，尤以延安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无不勾起我奋笔疾书的冲动。所以我决计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延安五日记》。”

冷遹瞟了黄炎培一眼：

“写书是你自己的事。作为六参政员之全体，我们有义务、更有责任把我们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下来，把中共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建议带回去，这就需要整理一个综合性的《延安会谈纪要》。主席先生，各位老友，你们如果同意我的意见的话，那么这份纪要是否最好请中共方面起草呢？”

回答他的，是整齐而响亮的巴掌声。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好哇，恭敬不如从命。今天我们就把会谈意见综合成文，明日请诸位共同审阅定稿。”

翌日下午，仍在交际处招待所这间简陋的平房，中共代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八人和六参政员团团而坐，时而欢声笑语，时而面红耳赤，反正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从而顺顺畅畅地诞生了这份正式文件。

延安会谈纪要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

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之建议：

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剩下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毛泽东站起身，郑重其事地把文件交到褚辅成手里，“务请诸位把它代交国民党当局。”

年老体弱，昨日还显得疲乏不堪的褚辅成，此时竟挺了挺胸脯：

“主席先生放心，我们回到重庆之后，将集体面见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