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夕京沪行(1 / 1)

10月21日,杜聿明在葫芦岛就任新职,立即给舒适存和文强拍来电报,要求他们火速从指挥部现有人员中抽调一部分,乘专机前去报到。徐州前进指挥部照常办公,要他们二人留在徐州,继续辅助刘峙。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杜聿明随时准备返回徐州。

文强是在当晚刚入睡后被叫起来收电报的。当他把电报送给刘峙看时,刘峙高兴得额手称庆,立即表示欢迎杜聿明早日归来。并大声说: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这封电报同时也为他解决了寻找接替人员的难题,他知道邱清泉在杜聿明面前是很难撒野的。

文强彻夜安排此事,忙到次日清晨,支援葫芦岛的人员,才乘上专机走了。

此时,徐州西面的津浦铁路南段明光至宿县一线已被解放军破坏,护路的一个交通警备旅也被三野的部队吃掉了。这是徐州到南京的唯一补给线,一被切断,被围挨打的局面就已经形成,形势日趋严重。

文强等人坐守徐州,反而终日无所事事。有时到总部见刘峙,和这位“福将”谈什么也谈不出要领。有时与郭一予这位办公室主任谈,也只是聊聊家常,谈军事政治他根本不感兴趣。

对这段时间的心情,文强在10月24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余阅报看书,生活恬淡,一如过去在京主办训班然。所不同者,默察目前局势,日在急剧变化之中,郑州、开封相继放弃,徐州显然形成一被攻击目标,故吾居此,实则人安而心不安也。”10月26日的日记又写道:“接世明妹自长来信,言及我之生日,令我愁肠百结。吾爱爱我之深,关念之切,除已死之坚如外,再无第二人。今年生日,余正在百忙中,且不记阴历为何日,故己身毫无表示。因自己生日忘记,相隔三日之吾爱生日,亦竟忘记。世明妹能谅我否?非不关切,实时艰年荒,令我心绪不宁,无意于此耳。”

10月29日午后,文强送走了应杜聿明要求赴葫芦岛支援的第二批工作人员,自己打算趁大战之前的空隙到南京、上海办些公事和私事。10月30日晨,文强在秋末的寒风中乘车重返南京。

他在南京会到了先期来京的舒适存。舒适存告诉他,本来满想观察到政治军事形势的好转,却越观察越灰心丧气,一切都是江河日下。

他们走访了国防部的众多衙门,新任总长顾祝同的部下,大多谨小慎微,守口如瓶。而原陈诚系统的官员多数已告退。

他们又改变方法,走访故旧,串串门子,打打扑克,听听京戏,跑跑舞厅。

后来他们注意到所住的南京头号旅店中央饭店的旅客中,从四面八方来京的文武官员多如过江之鲫。文强心想,何必舍近求远,就在旅店里找些相识的谈谈,不是很好吗?

谁知,这些人也一样,同他们谈不上三句,便是发牢骚。

他们首先去看的是东北的军政首脑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一杯茶末干,他便破口大骂陈诚把东北送掉了,目前东北一团糟,才把卫立煌调去,给陈诚“揩屁股”,已经来不及了,东北危在旦夕,不会多久,就要易帜。

文强他们又会到从北平来的王鸣韶,此人曾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参谋长。他说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却愿意为他们讲个在北平流传的说法。

他说,北平原名北京,是明清两朝的帝都。前门有三道城门,都与改朝换帝有关。东有崇文门,这个“崇”字应在明末皇帝崇祯身上,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他就吊死在煤山了;西有宣武门,这个“宣”字应在满清末代皇帝宣统身上,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宣统逊位,建立了民国;现在该轮到前门当中的一道城门——正阳门了,这又该应在谁的头上呢?他缩头晃脑不敢说下去了。

其实,他不说,文强二人心里也明白过来:不是正应在蒋中正的“正”字上了吗?

这位王老前辈最后嘱咐说:

“不是知音不与谈(弹)。我是信口开河,请两位多包涵。我已是无官一身轻,可不愿引火烧身啊!”

他们还会见了国民党CC派的中央委员鲁**平,这位党棍兼政客的头面人物,平日以书法家自居,到处为人写字,连中央饭店经理的办公室里都有他的墨迹。他对文强二人发牢骚说:

“我练好这笔字,将来在海外也可以靠卖字糊口了。”

他们去看在30年代做过驻墨索里尼法西斯意大利大使的刘文岛。这位老先生认为,国民党在外交上也一败涂地,美援一断,一切完蛋。他现任党务指导委员,不久就要去两湖视察。他叹息说,党务越办越糟,为孙科活动竞选副总统,竟告失败,反让李宗仁上了台。

他们在旅店还遇到了老同事赵公武。他原是第五十二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曾到越南受降,后到东北作战,因一时不慎,被中共军队吃掉一个师。那时正是杜聿明在东北极盛时期,赵公武受到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他这时住在中央饭店,每天偷偷地进出,不愿露面见人。白天睡大觉,晚上跑夫子庙钓鱼台,经常骂人打人,醉生梦死地过日子,许多人说他对丢官不服气。

文强二人知道此人是员“猛将”,便准备将来在杜聿明前为他说几句好话,重新起用。赵公武开始对他们很冷淡,当了解到他们对他的一番好心时,出乎意料地高兴。

还有一位黄埔军校同学王大中,原是复兴社骨干,又是胡宗南系统中的政工头头,他和文强同穿草鞋入伍,非常要好。他这时的精神颓丧已极,说要改行,准备找江苏省民政厅长祝希平去,哪怕当个小职员,也不愿再担政治上的风险了。

文强写于南京的日记,对当时局势充满忧虑。

10月31日记载:“金元券实行后,卷起抢购恶风,无形中贬值数倍,政府在莫可如何之中,乃又解禁,其补救办法,明日始能于报端得见,究不知能有裨补否?”“辽西之战,我军大北,主力军之廖耀湘、潘玉昆部,恐已溃不成军,沈阳之急危,可想见及之。”

11月1日记载:“首都市面紊乱已极,余寻觅晚餐,跑到四家餐馆都无食物可售,最后着慌了,跑到潇湘酒家,以同乡人关系,始吃了一顿饭。此种现象,匪军未到而先乱,可哀可痛也。”“金元券算是失败了,物价取消限制,无形中,物价又涨了三倍至四倍,白米由二十金元一石,黑市则涨到八十金元,虽政府仍限为四十,照实际情况,必不可能。最可笑者,蒋经国在沪所逮捕之所谓奸商‘虎’者,今因政府取消限价,亦宣告无罪。政府之所谓法者,诚令人不解。”

11月2日记载:“今大局如斯,有如土崩瓦解,国事前途,不堪设想。”

11月3日记载:“近来心绪每感不安,既想到国事,又想到家事。自徐州归来,不料中枢之紊乱无章,一切均出人意外。翁文灏、王云五辞职,立法院固责之甚严,即算整个阁员辞职,又有何裨益于国家人民?天下事,每至尽头,即百无一顺,即所谓逆流也。今国家遇此逆流,有如江河之水泛滥,而无可挽救矣。”

11月4日,文强听廖宗泽说葛世明已从长沙到了上海,他急忙乘车赶往上海。他打算要趁这次机会把一家老小的安置问题解决好。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与吾爱谈家,每多愤慨之语,半生做官,两袖清风,逃难既缺旅费,住沪又虑安全之成问题,因是久谈不能决。”

文强的胞弟文健,半生教书,不曾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他曾对文强表示过,他没有什么可怕的,用不着离开家乡,若是共产党来了,他随时都可以把祖产交给农民。文强便把长子安排寄养到他家去了。岳母和妻子则准备带着小的三个儿子去台湾。

上海市面由于通货膨胀,家家抢购大米。文强的老岳母也在千方百计地多买一些米面,这引起葛世明的不满,认为在上海的日子不多了,何必去排队抢购?穷怕了的老岳母不听。直到有一天,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派吉普车运来一车大米面粉,而且说是慰劳,不要钱,贫农出身的老岳母这才乐得眯起眼睛说:

“这下够吃一年,不会挨饿了。”

11月5日,文强日记记载:“自金元券发行以来,因人民对政府之无信心,不但不受限价之束缚,且卷起疯狂之抢购风潮。半月以来,有钱无市,市民叫苦连天,政府在漏洞百出之中只好取消限价。商人既不受束缚,在对政府绝无信仰之心理状况之中,如是物价有如脱缰之马,狂涨不已,大米二十元限制而四十元,今黑市已卖到一百四十元,政府对国营事业,亦猛涨五倍,金元券之恶性通货膨胀既已形成,政府将如何收拾?戡乱至如此环境,尚望军事上之胜利,盖不可能也。”

文强不能在家久留。当晚,文强就与葛世明乘车去了南京。葛世明一方面是送他,一方面要在携家赴台湾之前再到首都办一些事。

11月6日,文强日记记载:“余偕世明妹在都中旅行,为生平之第二次。第一次系抗战胜利之次年,举国同欢,熙攘,别有一番盛况。今则疮痍满目,生灵涂炭,物价已失常轨,举国皇皇,几不可终日。有如抗战初起时之惨况。吾将何以形容之也。”——他还不知道,正是在这一天,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11月8日,文强日记记载:“在京每欲得到政府之革新消息,但听来都令人失望。中央将加强中美邦交,对苏则废弃友好条约,此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岂能挽救大局?果真如此,则徒为国际间之讪笑而已。”

就在这天,廖宗泽夫妇陪他一起把葛世明送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车。

尽管他对前途已充满危机感,但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葛世明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未能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