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上海逗留了四天。离沪前夕，一位多才有识的亲戚方表兄在家设宴为他饯行。

方表兄在上海经商多年，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幻想。蒋介石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他竟天真地将家存千两黄金缴存银行换来一笔毫无价值的纸币。这一打击使他终于对国民党当局的任何措施都不再信任了。

文强一家前来赴宴。席间，文强把程潜在长沙对他讲的话，陈明仁在武汉对他讲的话，余乐醒、李人士在上海对他讲的话，一一对方表兄说了。

方表兄慨叹着说：“他们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老实话，谁能否认呢？”跟着又以劝告的口吻问文强，“你既然看清楚了时局是无法挽救的了，又为什么还去徐州呢？”

文强明知方表兄的话有道理，但他生性倔强，是不甘心认输的，他咬咬牙说：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不为个人为一家计而不去徐州。我既然上了国民党这条行将下沉的大船，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船沉与沉罢了！”

方表兄一听，怔住了，

抱着婴孩的葛世明，也停箸不食，两眼含泪，忧伤地凝视着文强……

这次饯行，有如生离死别，大家各怀心事，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大约是听葛世明讲了刚才宴席间的事，老岳母也悲切切地劝文强，说她已年近古稀，还有多少日子可活？要文强看在一家老小的份上，辞去官职，远走高飞。

这位老岳母，名叫应瑞林，其实并非葛世明的母亲，而是她在家乡的乳娘，因文强夫妻二人长年在外奔走，需要有老人在家照料，而文强和葛世明的父母均已辞世，葛世明说起家中还有一个从小待她很好的乳娘，文强便要她将乳娘接来一起生活，当作亲生母亲一样服侍，并让她管家。全家都称她“阿婆”。

这是一个吃苦耐劳、善良慈爱的中国母亲的典型，一个默默无闻而又可歌可泣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

她后来成了文强家庭的唯一支柱。

当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葛世明在台湾得知，哭得死去活来，她与阿婆商量后，不顾一切回到大陆寻找文强，并在得知上海即将“封港”的消息后，发电报叫阿婆带着孩子们搭乘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回到了上海。

上海被解放军接管后，葛世明起初受到了陈毅市长主持的人民政府妥善安排，担任了立信高级会计学校的教师，继续不停地打听文强的下落。

但很快便发生了“潘、杨反革命案”——中共著名情报战线负责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一起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们的一大罪名即是“包庇重用反革命”。于是，葛世明也因是“战犯”之妻及从台湾归来、曾当过军统局报务员的历史，被当成“反革命”而革除公职，加以批斗后判处管制三年。管制期间，不断有人来逼她交代“历史问题”，交代以往在社交圈中认识的一些军政人员的情况和下落，交代从台湾回来是否有“特殊任务”……

葛世明无法交代，不堪屈辱，于1955年春某夜在家中开煤气自杀身亡。

丢下的三个年幼儿子，全靠这位贫农出身的阿婆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尽管葛世明留下遗言要阿婆拿走家里所有拿得动的细软和金银首饰回老家养老，但阿婆却毅然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义务，以变卖财物和打扫弄堂、替人洗衣烧饭带小孩等挣来的微薄工钱和几年后政府发放的一点困难补助，无私无畏地养育着三个与她毫无血缘关系，而且顶着“战犯”与“反革命”家属帽子的孩子。几十年中之艰难困苦，局外人实难想象……

文强于1975年获得特赦后，已经瘫痪三年、双目失明的阿婆，将三个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的儿子交还给他。文强的感激之情，真难以用语言表达。

从强迫劳动改造的“战犯”变成为共和国公民的文强，被安排在北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将已年逾九旬、风烛残年的阿婆接到北京，如亲生母亲一样侍候。

共享了很短时间的天伦之乐后，被文强一家视为大恩人的阿婆毫无牵挂地告别尘世。

但在1948年暮秋的这个时候，阿婆的话虽令人动心，文强却是怎么也不可能听进去的。他执拗地认为，自己并非是为了个人前途，而是为了国家命运着想，这是老阿婆所不能理解的。

他无法与之多说，只答应将全家迁移到台湾去，以远避战火，免除后顾之忧。

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已久经风险，九死一生，无所顾忌和畏惧了。

他想不到，此一去将会走向他人生中的“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