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军统局终于以改名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194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后的国防部各厅局正式成立。原隶属于军委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局）自然也在撤销之列。更何况饱受专制独裁之苦的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取消特务机关。

但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仍执意保留特务机关，便于这年10月将军统局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已出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的郑介民兼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

于是，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也相应改名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原公开掩护单位东北行营督察处改名为东北行辕第二处（军委会撤销后各地原军委会委员长行营改名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

在东北的这些日子里，文强成了国内外关注的东北内战中国民党方面一位活跃人物。以致30年后他获得特赦时，在战犯管理部门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一位负责干部向他敬酒时还这样说：

“文强先生，你可能不认识我，我可是早就认识你了。日本投降后我到了东北，那时你在东北可够活跃的。”

文强当时在东北的“活跃”，除去在接收主权和“反苏”这一方面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积极从事反共活动。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因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中共在国民党统区的地下组织以此为导火线，发动了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5月，又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罢课、游行浪潮，矛头直指国民党独裁政权。

东北国民党占领区当局为防止学生运动波及，以军事紧急时期为由，无限制地实行戒严、宵禁。尽管如此，东北大学仍然爆发了罢课和游行示威。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唯恐东北也闹成平津、上海等地一样，一再严令要加强镇压。

这时，文强曾会同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代沈阳市警备司令彭壁生、宪兵第十六团团长沙靖、沈阳市警察局局长毛文佐、三民主义青年团辽宁支团部干事长刘广瑛、中统局东北特派员单成仪等，几度密商，决定采取所谓“釜底抽薪”之策。一方面由三青团分子进入东北大学实行挑拨离间的分化手段，同时又以他们作内线，暗中指出为首的学生领袖，让当局加以威胁和逮捕隔离。

文强曾亲自传达命令，派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沈忠毅率领大批特务，会同有关部门在东北大学进行侦察和搜捕，将为首的学生领袖逮捕了五六人送交警备司令部侦审和囚禁。

1947年夏，南京最高丙种会报（国民党当局党、政、军、警、特系统反共反人民的一种情报汇总联席会议）书面指示，指定由保密局、中统局、沈阳市警察局、宪兵第十六团等四个单位的主管人员，在沈阳成立丙种会报。每月召集一次汇报会议，按规定时间将会报情况向上汇报。由保密局在东北的最高负责人文强为会报负责人，主持推动会务的进行。

文强曾召集并主持丙种会报联席会议两次。在“加强治安”的名义下，为巩固打内战的后方而加强对人民的镇压统治，并且与各地区的“甲种会报”“乙种会报”密切配合。

在1947年春，文强还参加了一场“策反”闹剧。

在东北内战初期，曾有个别中共方面人员叛逃到国民党方面来，其中最有名者，就是四平街战役时叛逃的、林彪身边的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国民党军这时在内战中已处于不利形势，中共军队日益强大，今非昔比了。

国民党方面却未能看清这一点。还想从中共军队中拉出更多的王继芳。

保密局及国防部第二厅一再电令指示各地下属机构加强对中共军队的“策反”。东北行辕也成立了策反委员会，由保密局指定文强为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中统局东北特派员单成仪、三民主义青年团辽宁支团部干事长刘广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二处处长吴宝云等为委员。

名义上是这几方通力合作，实际上是由文强的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在包办一切。

有趣的是，文强在一生中曾多次从事军事策反工作。

当年他还是中共干部时，就曾在四川国民党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亦即对军阀部队的士兵策反；

以后他成为军统局骨干后，又曾主持过对汪伪汉奸队伍的策反；

而这一次，他却致力于对中共军队的策反了。

由于中共军队内部高度警惕、团结一致，加上这时因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恶性发展，人心归向中共一边，国民党根本就无隙可乘，无反可策，文强以往的策反经验完全无用。

这个徒具空名的“策反委员会”，不到半年，即毫无成效而撤销了。

如果不用历史的眼光，而是用漫画式的政治宣传眼光去看待文强从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人，从当年向共产党战友保证要对共产党友好相待变成积极从事反共活动的这一人生大转折，一定会感到难于理解。

其实，对于文强以及相当一批与他有着相似经历和思想观点，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人一致对外并肩抗战的国民党人来说，这样的转变是并不奇怪的。

文强曾经坚决反对过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体制，甚至不惜以青春的生命与之进行殊死斗争。但是此时的文强，经历过险遭亡国之痛的八年艰苦抗战，认定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集权政府和稳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完成外御强敌和内兴建设的历史大业。

对于同样一个独裁体制，他已经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态度了。

当年中共《新华日报》的两则报道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在1946年1月18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分组讨论中，中共和民盟等党派代表曾将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新华日报》次日所作的两则报道中，分别列举了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

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

中共代表陆定一则回避有关苏联是一党专政的情况说：“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同陈立夫一样，对于站在执政党立场上的文强以及许多国民党人来说，提倡多党制就必然引起政局动乱，这是绝不能退让的重大原则。

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这样怀着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念和热情投身到了反共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