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文强，这时对来自“共产主义故乡”的苏军已是深恶痛绝。

1946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进占安东后，文强派了情报组进入安东市，试图混入朝鲜境内之新义州、平壤等地，侦察苏军驻扎情况以及朝鲜境内其他动态，搜寻北朝鲜人民武装力量支援东北民主联军“打内战”的情报和证物，以便进行反苏反共宣传。

1947年5月，文强奉熊式辉指示，协助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到苏军占领的大连视察并洽谈接收事宜。

6月初临行前，熊式辉又考虑到文强的东北地区保密局负责人身份，担心会刺激苏方，影响此行的目的，便又决定文强不去，而由文强派出督察处上校科长徐哲甫带一部电台随视察团到大连，将电台报务员留在兵舰上，其他随行保密局人员登陆为视察团作护卫并刺探旅顺、大连苏军情况。

因苏军的阻挠刁难，视察团在大连只呆了三天，交涉接收主权之事根本不予理睬，无功而返。

文强在当时和以后都不知道，1947年6月初董彦平视察团大连之行前夕，在大连竟发生了一件中共领导干部“反苏”的事件：当时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因对苏军的霸权主义行径忍无可忍，与苏军当局发生了正面冲突。

在中苏（俄）关系史上，旅顺、大连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区。

发生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从旅顺口打起来的。那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两个列强在瓜分中国领土主权中因分赃不平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肮脏战争，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那次战争日本获胜，强占了原由沙皇俄国霸占的旅顺、大连等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雅尔塔密约》中，竟决定让苏联“恢复”原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权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旅顺、大连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了中国，但实际上却为苏军占领着，而且被视为他们的“租界”甚至“领地”。

——直到50年代初，大连火车站的俄文站名都还是“达尔尼”（即“远方”）。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到了80年代末，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教授到苏联海参威（苏军太平洋舰队海军基地）远东大学讲学时，竟发现那里的现役军人中“有的人至今还认为旅顺口是他们的领土，后来赫鲁晓夫把它让给了中国。”

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的1946年，苏联评出了1944—1945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一部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是在几年前就已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

后来才知道，这是按照斯大林的授意评出的。

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之战。作者斯捷潘诺夫本人（那时还是个少年）就在那场肮脏战争中和他的父亲（沙皇军官）一起作过日军的俘虏。小说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歌颂俄国军人为殖民地作战的“英勇”，而书中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就是俄国人的奴婢或妓女、土匪。

——后来周恩来在1950年赴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途中读了这部小说，称之为一本“坏书”。

抗战胜利后，因旅顺港属金县管辖，为监视驻港苏军，中国政府派出了金县县长和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孙肇是保密局人员，原浙江警校正科四期毕业生，文强的学生。中国政府任命的大连特别市市长龚学燧，却因苏军拒绝接受，而一直不能到任。

苏军在旅大地区自行组建了由他们控制和监督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不久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任命日伪时期的商会会长迟子祥为公署主席。公署一切大小事务都不得违背苏军司令部的意旨，否则就是“反苏”。

在国民党视察团将到之前，驻旅大地区苏军司令部通知中共旅大地委和关东行政公署，除了要求对该视察团采取“拖延、孤立、限制、留难、监视”等办法外，还决定要抢在视察团到来之前的5月底5天之内完成“货币改革”。

所谓“货币改革”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滥发军用券，票面上用中文印着“东北地区通用，拒用者按军法惩治”。苏军以这种军用券把东北许多物资弄走了。由于没有限制地滥发，究竟发了多少，苏军当局自己也没有数。国民党视察团要来了，苏军当局又怕视察团用在其他地区收到的这种军用券来大连抢购物资，便想出一个“货币改革”的方法，即是将军用券贬值和实行现金管理（凡超过多少数额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听候处理）。

但是这一来，却会使当地居民遭到重大损失，使当地经济活动遭到破坏。

刘顺元向苏军司令梅尼兹柯夫元帅提出意见，遭到蛮横拒绝。

接着，苏军当局又要求抢在国民党接管大连之前将所有主要企业和资源统统改为“中苏合营”，立即签订电业、渔业、盐业、石油、造船等几个“中苏合作协定”，这样，苏方可以不花一分钱，就一下子得到大连所有中国企业的一半股份和实际控制权。

刘顺元在不容商量的情况下被迫签字后愤然拂袖而去。

事后，苏军当局竟还要刘顺元到广播电台去广播，说关东行政公署是“完全独立自主”行使职权的。刘顺元不愿昧着良心欺骗中国老百姓，断然拒绝了。

在此之前，刘顺元就曾对苏军的一些行为提出过批评意见，再加上这次冲突，苏方便以“反苏”之名于当年9月向中共方面提出了“撤退”刘顺元的强硬要求。

于是，刘顺元和与他有相同观点的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韶超、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当时中共旅大地委5个常委中的3个，一起被驻旅大苏军驱逐出“境”。

这还不算完，后来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还亲自向他提出刘顺元问题，要求今后在“中苏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

——刘顺元一案的是非，在中共党内至今仍有争议。

既然连正借重苏军帮助打天下的中共党内都发生了这样的“反苏”事件，作为国民党人的文强会那样起劲地进行“反苏”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1947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到中国考察政治军事形势，以便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参考。蒋介石将魏德迈要到东北视察的消息通知了熊式辉，嘱其作好接待准备。

熊式辉连续召集包括文强在内的高级军政官员开会，研究如何向魏德迈提供“苏联支持中共打内战”的材料，并以“东北有可能被拱手让给苏联人”相威胁，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争取美援。

按照分工，文强负责整理东北共军实力、驻防区域等情报材料，重点是要说明苏联支持了中共军队“打内战”。

文强在一星期内夜以继日地整理出了一厚册报告书，还附上了一些“实证”照片。

8月初，魏德迈到达东北视察，前后呆了三天。在他到达的当晚，熊式辉在铁路宾馆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会前，熊式辉特地对文强嘱咐：

“鸡尾酒会一定要到，以便在会上介绍你与魏德迈见面，借明天早晨他去抚顺参观之便，你在火车上找机会与他谈话，务必将东北有关情况详细向他谈出。老头子有关争取美援的方策，在东北就看你这一着了。”

因为此前熊式辉在与魏德迈谈话中被问及东北有多少病床时答不出来，出了洋相。熊式辉怕文强也担心遇此尴尬局面，还安慰他说：

“你可以大胆谈，不会像‘病床数字’那样碰钉子的。我与他谈话中，提到过你，已引起了他的注意。”

文强的任务是向魏德迈介绍苏军援助中共武器装备的情况。熊式辉同时派出向魏德迈介绍东北军事情况的是廖耀湘。

然而，在去抚顺途中，魏德迈在专列上只找了一些教会负责人密谈，文强和廖耀湘都没有找到谈话机会。直到返回沈阳途中，文强才通过曾任北平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办公室主任的保安师长唐燕作翻译，与魏德迈谈了一个小时。

因时间有限，他主要是对交给魏德迈的有关材料作一些提要式的说明。魏德迈听后，提了一些问题。魏德迈尽管在政治态度上偏向国民党一方，但也并非国民党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他对于得到了大量美援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不能打败得到苏军援助的中共军队，很是失望，言谈中对国民党军还带有嘲讽的语气。

魏德迈这次视察的结果，出乎国民党人意料之外，竟是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向联合国提出将东北交给联合国托管（那时尚无派国际维和部队进驻的做法）。

蒋介石哪里敢把才从日本人统治下光复的东北又交出去给外国人“托管”，那样岂不痛遭国人唾骂？当然没有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