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初，国、共两党代表重庆谈判结束，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产生了新的希望。
这时，文强正在刚从日伪占领下光复，重新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开封、新乡一带视察。
一天，他忽接西安电话，通知他重庆来电，要他星夜返回西安，乘班机赴渝。
文强赶回西安之后，见到戴笠以“金水”代名发给“西安文定远”（文强与军统局北方区的代名）亲译的电报，内称：
“为顺利斡旋，以外交为前导，以武力为后盾，接收东北，还我山河，兄熟悉华北、东北及苏、蒙、韩之内情外向，本局今后主持东北及国境纷争局势之人选以兄长之才为最妥善。”
戴笠并告之，已决定调文强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已派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处长徐远举前来接替他在西安的职务。
文强匆匆向徐远举办好交代后，即飞重庆报到，见到了局本部主任秘书毛人凤。毛人凤告诉文强：
“戴老板在北平相候，有意请兄到东北主持工作。本局先后派了几批人到东北都不得力，非兄全盘筹划不可……”
原来，戴笠在东北三省沦陷的14年中，虽曾千方百计地想把军统局的机构或人员深入到关外，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严密防范下，一直打不进去。截至日本投降为止，军统局情报特工人员只有在临澧训练班（中央警官学校特别警察人员训练班）受过训的一名东北青年毛乃昌出关活动过，但没有多久，他就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所幸没有被抓到任何证据，他才侥幸活到日本投降后释放出狱。
这时，国民党当局为抢在中共军队之前接收东北，在美国支持下大举海、空运兵北上，军统局抓住这一时机，配合进军和接收的行动，有计划地在东北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
戴笠认为哈尔滨市是被称为“东北国际都市”的所在，特别挑选了曾留学美国专门学警察的余秀豪，随着新任命的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前往东北，担任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借警察局的掩护，建立军统局组织。
同时，军统局又电令北平办事处（又称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遴选熟悉东北情况的军事人员，携带电台随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指挥部进入东北。马汉三介绍了荆有章前往。荆有章被杜聿明发表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
在军统局作出上述两处布置的同时，原驻安徽西北部界首镇，专事对汪伪策反的东北特别情报站站长陈旭东，急于重返东北，已在久等不得上级指示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将该站全部人员移调至天津，作好了随时进入东北的准备。
陈旭东是东北铁岭县人，张学良统治东北时的情报科长，被称为东北军中的“福尔摩斯”。参加西安“双十二”事变后，他为设法营救张学良将军，才想出奇策：投入戴笠门下。他忍辱负重多年，因在收编原东北军系统伪军中出力不少，军统局对他寄托的希望远在余秀豪、荆有章之上。他也一心想要趁机重建东北军，准备迎接张学良归来。
但是，在先期派遣进入东北的军统局人员中，余秀豪级别偏低，荆有章与军统局历史关系不深，加之其到达东北之后，招兵买马，到处收编日伪军，为自己扩充实力，影响恶劣，被戴笠认为是不羁之马，难以驾驭。对在东北威望甚高、能力很强的陈旭东，戴笠则因已发现蒋介石并无释放张学良之意而有所顾忌，犹豫再三之后，决定不让其掌握军统局东北区大权，因此才又决定调文强赶到北平与他见面。
文强与毛人凤交换了一些意见，大都是关于在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两大机构之中如何取得公开名义为掩护的问题。毛人凤说，有关东北情况的中枢措施他也不清楚，嘱文强到北平后，当面向戴笠请示。
11月中旬，文强飞抵已进入寒冬时节的北平。
此前，自10月底至11月初，中共军队在邯郸战役中歼灭了北进企图打通平汉铁路的国民党军主力两个军，俘虏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另一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八军两个师1万余人宣布起义，改编为反对内战的民主建国军。
消息传出后，北平曾一度十分紧张。后来因胡宗南嫡系三十四集团军进据华北，控制了石保线及平绥线，与天津相呼应，加上傅作义部迫近包头，阎锡山部攻下大同，中共军队对北平外围的威胁才得以解除。
文强下榻于北京西城区安福胡同白莲丞的家里，白莲丞原是德国某公司买办，曾以经商为掩护，在平、津、太原等地为军统局作过对日情报工作，后又被戴笠任命担任过财政部稽私署界首货运处长，算是文强的老部下。
文强当晚就到什锦花园原吴佩孚公馆去见戴笠。
以往从不爱穿军装，老是穿一身灰溜溜的中山装的戴笠，这时大概是为了同美国人打交道的需要，一反常态地穿起了笔挺的美式军装，并佩上了中将金星肩章，左胸还佩挂了一大堆从上海中美军用品公司搜购的五颜六色的假勋标。文强私下曾向戴笠身边的军统局海外区区长兼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秘书黄天迈问起这些勋标是什么意思，黄天迈暗笑道：
“老板自己也说不清楚。骗骗美国佬罢了。”
戴笠告诉文强，这次调他来，是决定有关去东北工作的问题。
因12月中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军统局人员在此前后全部忙于安全保卫工作，戴笠对文强的东北之行也暂时没有进一步商谈。
此后，戴笠又到天津、青岛一行，决定返北平时再对文强去东北的问题作具体决定。由于戴笠在北平停留期间对马汉三印象甚坏，还打算留文强在北平主持华北办事处兼负东北之责。
戴笠到了天津之后，又亲笔写给文强一封信，大意是说东北情况复杂，前途未可乐观，嘱文强可多多与行营留平负责人交往，做一些布置东北工作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