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胜利喜庆的日子里,文强与分别多年的好友刘人奎又会面了。
刘人奎在文强调离忠义救国军后,因受到代总指挥周伟龙的猜忌、排挤,便到江西上饶参加了原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郭履洲组建的混成队编练处工作,以后刘人奎领导杭州地区混成总队(又称第三战区浙西突击队)对日作战有功,晋升少将。
但他工作得并不愉快,因为归他领导的混成总队成分复杂,特别是第一大队,队长何卓权以前是大土匪,不听指挥,扰民有余。当地群众把何卓权的劣迹告到战区长官顾祝同那里,长官部也毫无办法。这使刘人奎十分苦恼。
后来三战区混成总队先后改编为奋勇队、税警团。当宣铁吾接替了戴笠的财政部稽私署署长职务后,刘人奎在税警团的团长职务亦被免去。他奉戴笠之命去重庆报到另行安排工作。
在这次调职途中,曾经是共产党人的刘人奎接到一个特别任务:
押送中共高级干部廖承志到重庆。
原来,尽管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起,就已表面上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但是,执政的国民党为了维护一党独裁体制,却始终以抗战时期后方必须稳定为由,竭力设法限制和打击中共组织的活动。而中共虽然表面上有了合法地位,实际上却仍被执政党视为“异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驻陪都重庆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外,其他地区的中共组织仍处于不敢公开活动的地下状态。
1941年夏秋之际,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破坏,省委军事部长(此前代理省委书记)、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电台台长等领导干部被捕后相继叛变。
特务们利用叛徒,以原江西省委电台继续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发报。1942年4月,国民党中统特务终于利用电台联系骗取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信任,约定在曲江(韶关)接头。
这时,被特务们逮捕后关在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的新任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为了挫败特务阴谋,挽救组织,忍辱负重以假自首出狱,被软禁在一特务家中。他与妻子一起,趁特务疏忽之机,忍痛丢下刚满月的初生婴儿,冒险出逃,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向南委报警。
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得到报警电报后,未及时将密码译出,自己按约前往曲江,落入特务圈套,被捕后当即叛变。
由于郭潜的出卖,从香港撤到内地负责领导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廖承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随即叛变)、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及粤北省委译电员、交通员多人被捕。以后又引起一连串的大破坏。
中共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巨大损失……
作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后的廖承志,却坚持共产党的政治信念,被捕后毫不动摇,拒绝向国民党当局投降。
在马家洲集中营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廖承志感化的一个监狱看守给他的母亲、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带去密信,报告了廖承志被关押的地点。何香凝前去探监而不得允许,便回重庆找到蒋介石大闹,逼着蒋介石交人。
蒋介石无奈,又想要亲自对廖承志训话“开导”,遂下令将他用飞机送往重庆。
刘人奎是从当时江西省政府驻地泰和县赶到赣州乘飞机赴重庆的。到赣州后,先是军统局航空检查站的人员通知他,说戴笠要他顺便把廖承志送去重庆。随后他见到蒋经国时,说自己随身行李多,不愿负这个责,蒋经国才告诉他,押送廖承志另有军统局处长李人士负责,只因刘人奎有公开身份,有些事出面比较方便,所以要他挂个名。
——后来刘人奎猜想,这可能是戴笠和蒋经国故意对他进行考验。
与廖承志见面后,刘人奎向他问了许多话,问他是怎样被捕的,怎么国共合作了还会抓共产党……但廖承志大概认为又有什么圈套,只是笑而不答,自己埋头画速写玩。刘人奎问他有什么要求,廖承志说只想洗个澡。于是刘人奎不顾李人士的反对,坚持把廖承志带去街上洗了澡,还买了些东西。当时廖承志没有戴手铐,看上去与一般军人一样。
这时,正值日军“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在华南疯狂进攻之中。1945年1月26日,赣州西南方的曲江(韶关)沦陷;30日,赣州西北方的遂川沦陷;2月6日,赣州沦陷。
刘人奎他们离开赣州就正在此之前,那天已风闻日本人快打到赣州了。晚上10点上飞机时,机场的警卫部队都已撤走。
因局势紧张,上飞机时很乱,刘人奎故意没有去叫廖承志跟着上飞机,想趁乱让廖承志逃跑,认为反正不是他真正负责,他不怕追究。
上飞机后,他装作不知道廖承志没有跟上来,并有意转移李人士等人的视线,提议去看同机送走的三个日本俘虏。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李人士才发现廖承志还未上来,赶紧下飞机去找,刘人奎也假意到机舱门口去喊。
结果廖承志是在下面背静处解大便,并没有跑。刘人奎大失所望。
——其实,即使刘人奎当时给廖承志明说了要放他逃跑,他也不可能逃跑。因为他不知道这会不会又是特务的阴谋。何况又是在日军快要打来的时候,他在此地人地生疏,独自跑出去,恐怕只会凶多吉少。
以后,蒋介石接见廖承志进行劝降未逞,将其继续关押。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谈判期间,迫于“释放政治犯”的国内外舆论压力,蒋介石才下令将廖承志释放。
到重庆后,刘人奎被戴笠派往设在绥远陕坝为傅作义部队开办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任教育长。
他去了以后才知道,该班已有教育长,他成了挂名的多余人,只能在美国教官教授课程之外安排一点军事训练。
——后来他才发现这是因为自己受到了戴笠的猜疑。
抗战胜利后,陕坝训练班随同中美合作所一起撤销,刘人奎回重庆述职,路过西安,便来到文强家里看望。
两个多年的患难之交于大战胜利之后重逢,自然欣喜万分。得知文强已经与葛世明结为夫妻,刘人奎分外高兴。他在这里住下来,由文强夫妻陪着玩了一段时间。
在这些日子里,两个老友各自讲起抗战时期的经历。回首往事,真是不胜感慨。他们都希望国家和个人生活从此都好转起来,不再遇到新的灾难。
形势的发展,却与许多中国人的愿望相反。新的灾难很快又降临了。
这时,除去国内国、共两党的矛盾迅速上升外,国际上大国的争斗,也使中国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苏联政府的强权高压下,与之经过艰苦的谈判,不得不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方承诺援助中国政府(即国民党当局),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将在三个月后撤离,由中国政府军(即国民党军)接收。
但是在实际上,苏联却又出于同美国抗衡以称霸世界的需要,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在东北暗中支持中共军队抢在国民党中央军之前进行接收。
美国则出于同样的考虑,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名义命令侵华日军只能向中国政府及其军队投降,并派出大批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从西南紧急运往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进行接收。
这时,为了不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 也为了背靠苏联和外蒙古,建立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中共领袖毛泽东提出了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中共中央急调大批部队,分别从山东半岛由海路乘帆船赴大连,从晋察边区经陆路奔承德、赤峰,星夜兼程赶赴东北,以接收苏联红军转交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收编伪军(原伪满保安队24个师全被收编)……力争控制东北及热河、察哈尔。中共中央还派出彭真、陈云等领导干部于9月中旬离开延安赶赴东北,又令正赴山东途中的林彪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陆续到达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竟占到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为使苏联不在外交上为难,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为了阻滞中共军队经热河、察哈尔向东北输送,国民党军抢占居庸关,巩固北平,堵截前往东北的通路。
而同样为了阻滞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中共军队也在华北部署了相关战役,打击有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控制和破坏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线(因此被国民党宣传为“八路军是‘扒路军’”……)
新的内战已经不宣而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