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适应中美两国共同抗战的需要，中美合作所自1943年春建立后，即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和气象情报训练班，在湖南东安开办了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浙江淳安港口开办了爆破训练班……

据鲍志鸿回忆，在中美合作所的合作协定草案中，第四条规定：“作战与训练。为加强对日军后方游击战及破坏其交通、仓库、矿山，以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为基干，由美国派员负责技术训练，供应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在日军后方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武器装备，暂定10万人。”

要在短期内为中国训练一支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是有相当难度的。考虑到新组建的部队从头施加训练的费时费力，不如选调具有作战经验的建制武装游击部队，加以现代化装备的训练，可事半功倍，因此，当时决定主要从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等单位分批调训。此外，作为补充，还从失学失业的爱国知识青年中招收了一些学员。

于是，中美合作所陆续在陪都重庆和湖南省南岳、河南省临汝、安徽省雄村、绥远省陕坝、福建省建瓯、湖南省东安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按成立的先后，在各班班名上冠以第一、第二、第三……的番号。为了战时对外保密起见，则避开番号及特种技术训练的字样，仅冠以地名的称号，例如重庆、南岳、临汝、雄村等训练班。

调训部队学成后归还原建制单位；新招收学员学成后编为教导营及突击队、爆破队、行动队等，开赴沦陷区对日作战。

文强在洛阳养病时，就已听说了中美合作所的事。时任财政部稽私署河南省缉私处处长的刘艺舟，奉命兼办筹备将设于临汝县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刘艺舟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曾任军统局华北及西北区区长，此时因戴笠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财政部货运局局长等职，刘艺舟在军统局内仍属文强统一领导。他常将筹备情况向文强汇报。文强听后，并未想到此事会与他有什么相关，照例转报局本部完事。

临汝训练班班址选在临汝县城北十几华里处的风穴寺，刘艺舟在筹办临汝班期间，曾几次邀文强前往选定的班址一游，说那里古木成林，山水清幽，风景优美，堪称仙境。

经刘艺舟多次相邀，文强终于安排时间前往，并在这座古刹中住了一周。

在那几天里，文强走遍了寺院中的殿宇廊房，四周的窑洞明泉，以及附近的农家庄户。

在全盘了解情况之后，文强对该寺长老德一说明，这是战时临时征用庙宇风景地，我们负保护修葺之责，不准许有任何破坏损伤。特别是对成林之古柏，都要编号点数，不得损坏一棵。

老和尚向文强提出，河南正遭旱灾，寺内有青壮及少年和尚20多人，将要断炊，问文强能不能予以救济。

文强思忖，单纯救济，乃地方政府之责，但处于灾歉之年，恐地方实力有限，难以完全解决问题。他便想出一个办法：

“这里即将成立训练班，要雇用勤杂工，将不止20余人，如众僧愿意穿上军装，为班上服务，就可一律收容作为班中的勤务兵，待此班停办时，仍可继续做和尚。”

老和尚闻言，当即表示欣慰与感激。后来文强到班负责时，就这样办了。

文强由风穴寺回到洛阳不到三天，就接到戴笠来电，调派文强为临汝训练班副主任，并立即到职视事。

文强后来才知道，他被改调任职的原因，是由于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

原先发表的临汝班副主任谢力公，曾是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党员，后投入国民党阵营，成为军统局高级骨干，担任过几个训练班负责人，被称作军统局的训练专家，此时正担任着中美合作所训练组少将组长。

接到负责临汝训练班的任命后，谢力公率领第一批派赴临汝服务的美军教官，一路游山玩水，在成都甚至到妓院“冶游”，既有损军誉，且贻误了到达时间。被人举报后，戴笠大发雷霆，断然决定改调文强到临汝班任职，并严令接替文强任华北办事处处长的乔家才将谢力公扣押问罪。

1943年7月，临汝训练班正式开学，文强任实际负责的副主任（各训练班的班主任照例都由戴笠挂名兼任）。戴笠专程前来参加了开学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