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事先已给各方发出电报告之行期，军委会桂林行营第三处少将处长、军统局桂林办事处处长杨继荣，特地从桂林驱车赶到离柳州城5华里的江岸边来迎候文强。

杨继荣与文强是湖南同乡，又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当年也是中共党员，以后改变信念，投入到国民党一边。

当天下午，文强由杨继荣陪同去谒见了驻于柳州城中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

张发奎十分高兴，邀请文强共进午餐。

——十多年前，文强在南昌起义中执行特殊任务，被张发奎部下逮捕关押，算是做过张发奎的“阶下囚”；此时，他却又成为张发奎的“座上宾”了。

张发奎仔细询问了香港沦陷和逃难沿途的种种情况。谈起抗战前途，张发奎充满必胜信心。

席间，杨继荣乘兴讲起了一桩趣事：当年他曾偷过邵力子一件狐裘袍子！

那时，杨继荣还是个CP分子（中共党员），北伐中是张发奎将军领导下“铁军”的一个营级政工人员。

“七一五”汪精卫宣布“分共”后，杨继荣先后参加了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失败后，他辗转逃到上海，已是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有些黄埔同学的关系，又不敢去找。看到黄埔江边码头到处插着招募新兵的旗子，也不敢去报到，害怕成了自投罗网。到湖南会馆去，那里也不接待陌生的同乡。

走投无路之下，他偶然看到街头报栏的报纸上有邵力子在沪出席某茶会的消息，便灵机一动，决定以黄埔学生的身份去找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

找到邵力子后，杨继荣隐瞒了参加两次暴动的经历，只说是因蒋介石校长下野，自己在广东军队中受到排挤而失业，流浪到上海，现在想要去南京投靠何应钦老师，又想回湖南老家去探望老母，但却身无分文。

邵力子听后，十分慷慨地当即拿出五块银元给他作路费。并对他问寒问暖，千叮万嘱，感动得杨继荣热泪盈眶。

不料，待杨继荣打算返回湖南家乡，高高兴兴走到码头去买船票时，却发现邵力子所赠路费已在途中被扒手扒走了！

杨继荣在街上徘徊了一夜，一筹莫展。想再去找邵力子求援，又觉得已经骗过一次老师，这次的真实情况要说出来自己也觉得像是假话了，难以再开口。

但他又没有别的办法。想来想去，最后想到邵力子客厅中衣架上挂着一件狐裘袍子，邵力子出来见他时穿的是另一件袍子，显然那件狐裘袍子是外出时穿的。杨继荣拿定主意，“借用”这件狐裘袍子解决燃眉之急。

于是，他再次去到邵力子寓所。看门人已经认得他了，让他进去在客厅等候。他趁无人注意时，穿上那件狐裘袍子就扬长而去，找到一家当铺，典当了十块银元。

然后，他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出于不得已的行为，并将当票随信寄上，说明它日定当加倍奉还。

在信中，他还承认自己隐瞒了参加两次暴动的经历，还将自己回长沙后原籍的通讯地址也如实写上，以此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相信一向光明磊落的邵力子先生不会向国民党当局告发他。“邵先生是真菩萨，弟子就不能烧假香了。”

杨继荣说完，引起在座者哄堂大笑。

到桂林时，桂林行营督察室主任、军统局广西站站长廖淑伦少将夫妇前来车站迎接文强。廖淑伦是黄埔军校五期同学，曾与文强在杭州警校共事。此时在离乱之后相见，倍感亲切。

文强在桂林停留了一周。

他在这里成了新闻热点人物。各方面都来人拜访他，有的向他了解港澳情况，有的找他探讨珍珠港事件后的世界局势，更多的是找他打听家属、亲友下落……还有好些单位来邀请他去作报告，他婉言谢绝了，以躲警报为借口，跑到“天然防空洞”七星岩去清闲了几天。

1942年3月5日，一个春风和煦的日子，文强飞往战时首都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