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1年秋，从许多渠道传来的情报，已经使文强担心日本会将战争扩大到太平洋。租界将再难保其“孤岛”地位。他将有关情报及他的分析报告重庆方面，却遭到批评，认为他轻信流言蜚语。

经过多次电报往返，重庆方面才有所注意，但仍未敢全信。文强身边的参谋长沈忠毅也说：

“难道小日本想吞大象吗？历史上哪有这样的事！”

文强笑他是书生之见。

更大的灾难在骤然间降临。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下午，再过几天就要立冬了，天气已经转寒。文强在西装外套了一件夹大衣，拿上礼帽，正准备去巨籁达路曹汝梁工程师家。

曹汝梁是文强的黄埔军校同期同科同学曹勤余之弟。曹勤余原是中共党员，与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黄克诚在北伐军同一个团里当营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曹勤余脱离中共，一度参加了秘密反蒋的第三党。黄克诚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期间，曾在上海法租界曹家与曹勤余见过一面，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黄克诚劝曹勤余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沉默了一阵子，才向我表示他不愿再干共产党了，但保证不会出卖我，他的家可继续做我的通信地址使用。”

这时，曹勤余又将他的家给文强作抗日地下工作的联络点使用了。

曹勤余之弟曹汝梁是个建筑工程师，不问政治。他不知道文强的身份，只因是哥哥的同学好友而给予热情接待。文强除了将他家当作一处转信地点外，还与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定期在这里接头，交换情况，协调行动。

文强这天刚要出门，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鞋跟声，跑进来一个年轻女子，神情紧张，气喘吁吁，一冲进屋就瘫倒在客厅的沙发上，面色苍白，晕厥过去。

文强一看，是军统局上海中央会计室的会计员蒋志云，从军统局临澧训练班毕业的学生。他忙叫人倒来开水，将她救醒过来。

蒋志云惶恐万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不好了，苏固叛变，一网打尽，中央会计室也完了。我逃出来，外舅下落不明……”

文强大惊！苏固即陈恭澍的化名，外舅指中央会计室主要负责人昝肇武，是戴笠的亲信。

文强马上想到，陈恭澍的叛变，必将给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破坏。幸好蒋志云来得及时，否则他也将落入汪伪特工的网罗之中。

想到此，他忽然又警觉到：蒋志云的仓皇前来，不知是否身后跟了尾巴？她是否真的是逃脱而不是被有意放出？

情况紧急，顾不得多想，文强急令副官李锡年将蒋志云立即送到浦东乡间秘密据点隐蔽起来（以后又为她购好船票安全送离上海返回大后方）。

随后，文强又派出两个警卫人员，在跑马厅寓所周围巡视警戒。其他人马上连同所有文件一齐转移。

因为平时文强已经布置好了应变措施，几分钟后，这里便只剩下了一处空房……

事后文强回想起来，才感到十分后怕。那天蒋志云跑来报信，是因为刚好她曾来此地送过一次钱款，这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地方，而文强平时“狡兔三窟”居无定所，恰好那天就住在此处。

否则，蒋志云不可能找到他，后果可想而知。

为此，他和蒋志云就有了一种互救互助的特殊关系，以后彼此都以“恩人”相称。

——80年代中期文强赴美探亲时，与侨居美国的蒋志云等老友再度相见，谈及那次惊险遭遇，真有隔世之感。

文强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突发事变的具体经过。

原来，10月29日夜至次日晨，军统局上海区地下机关被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上海区长陈恭澍等主要干部悉数被捕。

陈恭澍被捕后很快就叛变投敌。

陈恭澍叛变后，汪伪头目李士群得意已极，利用陈恭澍的军统局上海区电台，给戴笠发去了一封讽刺性的电报，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并表示欢迎戴笠“反正”投汪。戴笠被气得在重庆郊外杨家山住处一言不发闷了几天，最后总结教训，决心对军统局人事制度和外勤单位的一些体制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

陈恭澍原是与文强同期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后因考试不及格留级到五期毕业，他原本也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改变信仰投向了国民党，成为戴笠在北方从事情报、行动工作的“四大金刚”之一。曾领导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在北平六国饭店制裁与日本军方勾结图谋不轨的前湖南督军张敬尧；

在天津法租界刺杀所谓“对抗中央政府”的抗日名将吉鸿昌（未遂）；

在天津日租界毒杀与日本军方勾结的老军阀石友三（未遂）；

在河北通县刺杀投敌叛国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脑殷汝耕（未遂）；

在北平煤渣胡同刺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未遂）……

1939年初，陈恭澍被派赴越南河内，组织对叛逃至河内正与日本密商卖国交易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进行制裁。制裁行动失败后，陈恭澍被调回重庆受训。

7月，因军统局上海区前任区长王天木和主管人事的助理书记陈第容（陈明楚）相继叛变投敌，代理区长赵理君因病住院且遭到汪伪缉捕而难以开展工作，军统局上海区14个秘密机关被日本宪兵队派出便衣会同租界当局搜查（只因租界巡捕房内线事先报信而未遭受损失），军统局上海区组织陷于瘫痪。

陈恭澍这才被调任上海区区长，重新整顿队伍。

当时上海区是军统局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下属22个交通联络站，一个技术研究室，5个情报组，8个行动大队，此外还有专门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工作的单位。

在两年时间里，军统局上海区进行了100多起暗杀汉奸的活动，汪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赵刚毅、机要室副主任钱人龙，与日本勾结的上海帮会头目俞叶封，汪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等，都死于他们之手，另有数十名日本现役军官也被他们暗杀。

此外，他们还配合军事工作进行了破坏日本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等行动。

一时间，上海滩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

军统局上海区的行动对震慑敌胆、鼓舞沦陷区民心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轰轰烈烈干了两年后，却不料突然之间被日伪破获。

陈恭澍被捕后，为保全性命，叛变投敌，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其他军统局秘密机关和人员，并写了一本揭露军统局内幕的小册子《蓝衣社内幕》作为赎命的献礼（据罗君强回忆中称，据说此书为同在狱中的王天木替陈恭澍代写）。后来他在汪伪特工总部担任了科长、处长。

尽管文强领导的策反委员会与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是相互独立的单位，但文强与陈恭澍定期每十天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曹汝梁家碰头。此外，陈恭澍遇到手下的行动人员与杜月笙手下帮会人员发生矛盾时，也要找文强从中调解。同时，军统局供应上海区的武器，一般是经宁波、温州运到浦东后，通过文强手下的秘密交通站运入租界再转交给上海区。

陈恭澍叛变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抗日地下机关所剩无几，文强领导的策反委员会便成了汪伪特工总部的最大心病。

陈恭澍为捉拿文强邀功请赏，想尽办法，还亲自带着汪伪特务到曹汝梁工程师家，将其全家老小捕去，严刑逼供，追问文强下落，但因曹汝梁根本不知文强身份，故毫无结果。曹汝梁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得自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被陈恭澍出卖的文强，后来却奉命领衔保释陈恭澍。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企图以过去与戴笠的私交而求得戴笠宽恕，却被戴笠逮捕下狱，等待蒋介石发落。但蒋介石一直不表态。

直到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局由郑介民代理局长，他与陈恭澍私交甚好。为了结党营私，招降纳叛，1946年5月军统局在南京召开大会时，郑介民决定将陈恭澍保释，并起草了向蒋介石求情的信，授意当时任军统局外勤最大单位东北办事处处长的文强“以德报怨”，领衔署名，发动黄埔学生50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保释陈恭澍，准其戴罪图功。

蒋介石顺水推舟批示：“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陈恭澍于是得以免受惩罚。以后他便戴汉奸之罪，立反共之功，得到蒋介石、蒋经国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