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越是努力，危险也就越大。文强也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已有两处秘密交通站遭到了突袭搜查。他身边的会计主任马仁湛和一位上校科长左券也相继失踪。

一时间，策反委员会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文强经常早上出门时不知晚上能否平安归来。

一天，文强的译电员程秀华从设于法租界霞飞路的国泰照相馆取回一封信。程秀华与那家照相馆老板夫妇是浙江同乡，因此文强将该处也当作了一个转信地点。

程秀华取回的这封信中，是一张奇怪的字条。字条上密密麻麻写了一段话，大意为：

“老师，你在上海负着救国策反重任，我早已知道。如今在76号总部万里浪手下，受命暗算你，必欲置之死地的败类，有不下三十多个，都是认识你的。而且你可能都不认识他们。你的手下也有人落入了网罗，他们被逼着招供你的下落，但他们宁死不屈，一位被打断了腿，另一位被活活打死了。现在败类已限令重金悬赏于本年双十节前将你的策反委员会一网打尽。他们已派出认识你的人在进出租界主要路口岗哨附近便装守候。你千万不要外出。望速离险境！”

字条没有署名。程秀华拿给文强的副官李锡年和参谋长沈忠毅看，看了半天，都无法判断是谁所写，甚至怀疑会不会是日伪特工故意制造混乱的恐吓信。

文强拿到字条一看，却认出这是一个名叫金浪涯的青年的笔迹。

文强问程秀华是否记得金浪涯其人。程秀华一听这个名字，也想起来了，她与金浪涯曾是忠义救国军总部政工队同事。

文强高兴道：

“好了，救命符来了！”

原来，金浪涯是“八一三”抗战时参加别动队的爱国学生，那时就给文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以后他又在忠义救国军总部政工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是个活跃分子，在抗战戏剧演出中担任过导演，因而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文强常有来往。当时，忠义救国军总部政工队是第三战区最大的一个政工队，人数最多时达500余人，大都是来自上海、香港、重庆的爱国知识青年，甚至还有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华侨青年。文强常去给他们讲解抗日形势，组织抗敌宣传演出等。

在文强记忆中，金浪涯个子不高，脸上有些麻点，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文强十分欣赏他的书法，因此对他的字迹比较熟悉。

字条中提到的万里浪，本是上海一大学生，四川合川人，原名张杰，自发的抗日组织“铁血锄奸团”成员。编入抗日别动队后，他当了中队长。时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的文强自然认识此人，但没有什么交道，只记得此人是个瘦小个子，形容猥琐，戴着眼镜，嘴里老是叼着一支烟。

后来万里浪在军统局上海区八个行动大队中的第四大队任副队长，与大队长常闹矛盾。1939年11月自动上门叛变投敌，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长。

1941年8月，汪伪政权依照国民党军统局模式设立了汪记“国民政府军委会调查统计部”——以“部”字替换了“局”字，以便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局相区别。万里浪在这个军统部中担任了上海区长。

以后，汪伪政权撤销军统部，另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万里浪又成了政治部下设的政治保卫局局长。

金浪涯的这张字条，不仅使文强知道了失踪的马、左二人的情况，而且得悉了有关汪伪特工总部的下一步阴谋。文强据此对秘密交通站和有关人事安排都作了调整，一切以安全为重。

在继续苦斗中，他们都更加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金浪涯怎么会得知汪伪特工总部要加害于文强？文强当时以为他是潜伏于特工总部内的抗日分子，后来又以为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实，这些推测都不对。

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00年夏，因本书初稿中有关文强与金浪涯这一部分内容在《上海滩》杂志发表，才使得文强与苦寻多年不知下落的金浪涯重新取得了联系。这时，金浪涯（已改名为金乐一）才把一些情况告诉了文强。

金浪涯是于1940年7月去到上海的。当时因他所在的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第二大队流动演出队被要求集体加入国民党，时任队长的金浪涯征求大家意见，除一人外，包括金浪涯在内的其他人都表示不愿加入国民党。这个演出队遂被宣布解散。

于是，金浪涯独自去了上海，打算通过在《上海译报》工作的一位朋友张启明（寄寒）联系投奔新四军。

不料，当金浪涯投信到马思南路邮局张启明租用的邮箱后，即遭到日本宪兵队会同法租界捕房的逮捕。原来，张启明已被列入公开通缉的83人名单之中，那邮箱已被控制，金浪涯成了自投罗网。

因他当时无党无派，刚到上海，也没有什么活动。关了50多天后获得释放。在狱中，金浪涯见到了当年在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政训处同事的曾铁如（又名曾刚），知道他曾受过电刑折磨，但仍坚持抗日立场不变。

出狱后，金浪涯借住于亲友家。一天，碰见了原在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任军需的韩志强，老熟人相逢于乱世中的“孤岛”，自然十分亲热。言谈中，金浪涯方得知韩志强、张兴雄等一伙人已投靠了汪伪特工总部，在万里浪手下作恶。他便有意与韩志强等人多接近，打探情况。

韩志强又引了比金浪涯早几天出狱的曾铁如来见面。以后经过交谈，金浪涯与曾铁如彼此了解了立场，建立了信任，金浪涯得知，曾铁如原在“孤岛”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捕出狱后，日本人逼迫他就范，专门派了汉奸监视其行动，但他对日伪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暗中继续帮助抗日力量，并与文强的系统有联系。

经多次与韩志强一伙周旋，金浪涯得悉他们正打算要加害于文强以向日本人邀功。韩、张过去是招商局轮船公司船员，抗战中参加忠义救国军（韩志强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时的别动队青训班学员，张兴雄是后来在浦东参加的忠义救国军），都认识文强。金浪涯便向曾铁如提出，要帮助文强躲过汪伪特工的毒手。他写给文强的报警信，就是通过曾铁如设法投递的。

1939年冬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两年左右时间，是文强在上海“孤岛”出生入死与日伪进行较量的艰难时期。

由于日伪特务机关的疯狂活动，国民党派驻上海租界的各秘密机关，如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中统局东南督导区及所属上海分区机关，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行动大队，第三战区驻沪办事处等，都相继遭到破坏，有的被一网打尽，有的（如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被迫撤出上海。尚在“孤岛”坚持斗争的，除去军统局中央会计机关外，就只剩下文强领导的军统局策反委员会、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和吴开先领导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了（上海统一委员会于1942年3月遭到破坏，吴开先等被捕）。

从1941年初开始，汪伪特工总部与日本宪兵队联手，对潜伏在上海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展开了“地毯式”大搜捕。

文强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日夜捉迷藏一样与日伪特工周旋。

汪伪特工总部为了破获文强的策反委员会，动员全部特工，以重金悬赏，从5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限在1941年双十节前解决文强，或暗杀，或绑架均可。

因文强曾参与组建别动队和别动队改组后的忠义救国军，又曾任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认识他的汉奸特务很多。凡认识文强的76号特工，都被派出密布于各国租界交通要道，监视来往车辆，跟踪可疑行人。

“魔窟”之网正在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