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潜至上海法租界领导国民党地下抗日斗争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厉”，因此请求中央“速派妥员来沪主持肃反工作，鼓励民气，坚强阵线。否则阻碍甚多，工作不易开展。”

不料，就在这前后，专门在上海“孤岛”主持这种“肃反工作”的军统局高级骨干、即将与戴笠结成儿女亲家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竟也投降了汪伪，不久还当上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和平救国军”总指挥！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鉴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潜伏于上海租界中的抗日地下机构人员不断被汪伪汉奸拉下水，他严令戴笠尽快扭转局面，并且要实行有力反击，对汪伪汉奸队伍进行策反。

戴笠又选中了文强。

于是，文强临危受命，被调离忠义救国军总部，到上海租界担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专门进行对汪伪头目的策反工作。

同时，他还奉命作为戴笠的代表，出席刚建立起来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并兼任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

临行前，文强应他的堂叔、时任驻广德的忠义救国军支队（团）政训室主任的文科世之请，为他们举行的军民联欢会题写了一副对联：

痛此际河山破碎，傀儡登场，助寇逞横行，禽兽衣冠能几日？

喜今朝盛会联欢，军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华旦复有千秋！

7月里的一天，文强装扮成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带着装扮成随从的副官李锡年、装扮成家眷的女译电员程秀华，从当时迁驻于浙西孝丰县的忠义救国军总部出发，经金华、温州，由水路去上海。

为了旅途安全，他特地选乘了一艘意大利轮船公司的客轮，认为德、意、日三国是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法西斯轴心国，日本人对这艘船会客气一些，检查不会那么严。

不料，这反而使他们陷入了危险境地。

轮船从温州刚出海不久，就出乎意外地被日本军舰拦截，日军上船检查后，竟将船长逮捕，并把轮船押到定海海面停泊下来。

时值盛夏三伏，船上载有生牛皮，几天就爬出许多黑色蛆虫，臭气四溢，叫人难以忍受。满船乘客怨声载道，哭啼吵闹，惶惶不可终日。

文强他们更为焦急，因为不知道轮船被扣的原因，担心被日军发现自己真实身份，还担心被日军搜出藏在行李中的密电码本……

在焦急中苦熬了十多天，终于得到消息：原来船长是个白俄，假冒意大利人，被日军发现而遭到扣押，轮船也被日军没收。

文强探明情况后，一方面以商人身份向日军检查人员交涉，一方面暗中串联鼓动乘客集资向日军检查人员及翻译行贿。送上500元左右的贿赂后，日军检查人员才同意将全船乘客用一艘日本商船转送上海。

经过这一番折腾，文强一行到上海时已是秋末冬初了。

在未得到文强一行如期抵达上海的消息前，重庆及上海方面的军统局人员自然引起一片恐慌。直到得到文强以“万里安”化名给重庆发去的平安电报，戴笠等人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上海租界，尽管属于租界当局管辖，但已成为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的“孤岛”。日伪宵小之徒仗着军事上的进展，在租界横冲直撞，嚣张已极。租界当局则畏敌如虎，有的甚至为虎作伥，治安状况十分糟糕。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派往租界从事情报、锄奸、策反等抗日地下工作的机构、人员，租界当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视为招灾惹祸的赘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在租界进行抗日活动，有如腹背受敌，举步维艰。

就在文强赴上海租界投入抗日地下斗争的路途中，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沪西公共租界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原安徽省主席、老牌军阀陈调元的废弃宅院内，召开了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9月初，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便在这里设立了特工总部。

到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仪式粉墨登场时，“76号”已发展成一个功能完备的庞大特务机构。他们采取收买、敲诈、绑架、暗杀等各种手段，拉拢和发展汉奸势力，重点打击国民党的地下抗日机构，镇压一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据当时在汪伪集团内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和汪伪政府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司法行政部部长的罗君强于1969年病故前写于上海市监狱中的回忆称：76号特工总部主要是“对蒋帮特务中统、军统进行残酷的斗争，当然，对中共方面也不会客气的。”他曾亲闻李士群在一次会议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右手打倒CC团！”可见汪伪特工对国民党特工和地下抗日人员的不共戴天之恨——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张小通被汪伪特工逮捕后，就被他们十分残忍地肢解几大块处死并以硝酸毁尸。

因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各种暴行劣迹，其所在地区当时被人们称为“歹土”，“76号”被称为“歹窟”“魔窟”，汪伪特工则被称为“沪西歹徒”。

有意思的是，汪伪特工总部头子丁默邨、李士群，以前都是中共党员，后来投向了国民党，此时又成了汉奸。而前来与他们进行殊死斗争的文强，以前也是中共党员，现在却代表着国民党方面的抗日力量。

文强到达上海后，先到设于法租界的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接上了头。

办事处设在一处弄堂里，是一幢普通民房。这里是原忠义救国军交通站负责人萧焕文世居的老家，长期作为忠义救国军在上海的交通站。

萧焕文是湖南湘乡人，与忠义救国军代理总指挥（前军统局上海区长兼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周伟龙是同乡。此人警察出身，当过小警官、小店主，三子二女都是忠义救国军成员。此时女儿作了军统局上海区交通，一个儿子作了上海区行动人员，一个作了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秘书。

文强与萧老头早就认识，但对此人素无好感，看不惯他那种阿谀奉迎、阴一套阳一套的市侩嘴脸。

见面没谈上几句话，萧老头就又吹嘘起他与忠义救国军代总指挥周伟龙的同乡关系，并向文强表示，希望能给他和子女在策反委员会里安排位置。

文强想到，这种唯利是图之辈，太不可靠，在私利驱使下，随时有叛变投敌的危险。为了稳住他，文强干脆说要向上级报告，推荐其担任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

萧老头闻言，眉开眼笑，对文强分外殷勤。

文强向他打听葛世明的情况，才知道就在文强一行到达上海之前不久，葛世明因被英国租界当局发现了重庆特工报务员身份，已被驱逐出境。

文强安排好向重庆方面发电报后，当晚即离开萧家，住到了另一处医院中。

以后，他致电重庆军统局本部，提出他不再兼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保荐萧焕文担任此职。同时，他要求不与忠义救国军办事处合用电台，而另外单独设台。这些都得到批准。

从此，他与萧家很少再发生横的联系，他的住处及行踪也对萧家保密。

幸好有此警惕，以后使他免掉了一场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