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强一行视察回到屯溪忠义救国军总部时，得知总部发生了一起“反革命组织”案件。但他不知其详。

此前，戴笠曾向他探问过，说是有人告发刘人奎与中共方面有往来，他为刘人奎作了辩护，劝戴笠说，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戴笠也就未再追问。

据刘人奎在30多年后回忆，此案由忠义救国军总部参谋处破获，抓了两人，一个是名叫张也的参谋，判了15年徒刑；另一个是姓李的政工队（即文工队）女兵，人称李大姐，被判了死刑。

刘人奎回忆说：“我和别的进步分子，李大姐、张也等，在屯溪联络过新四军，组织过‘抗日同志会’，但不久便被破获了。”“实际那个组织——抗日同志会，是我们三人搞的，因为我先两个月离开了屯溪，未牵连进去。文强那时很为我担心，但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共同对敌的大气候，也由于俞作柏、文强与张云逸、袁国平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这两支活跃在江南的抗日部队，那时虽有摩擦，但并未像后来那样形同水火。

到俞作柏与文强先后被调离忠义救国军总部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共顽固派活动也日益发展，以后这两支部队的关系也就日益恶化，内战不断。形成令人痛心的局面。

不过，当时并不只是在国民党军与新四军之间有摩擦内战，在忠义救国军内部也一样有过内战，如丁锡山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八支队（驻浦东）就与南汇县长于陶生领导的四支队、川沙县长李子明领导的三支队发生过火并。因忠义救国军是原别动队改编而成，这种内战便被当地群众讥为“别吃别（鳖吃鳖）”。

此外，在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领导的国民党正规军之间，也矛盾重重，一度闹到蒋介石想要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地步，后来是与戴笠关系密切的胡宗南从中斡旋，将其部下亲信师长马志超派去接替了周伟龙的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职务，才平息了这一风波。

不可否认，忠义救国军这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同抗日战争时期形形色色的众多游击部队一样，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自己独特的篇章。

诚然，因其基本队伍系旧时帮会成员和在民族大义感召下收编的土匪，政治素质差，又缺乏有力的纪律约束与思想政治工作，当中国军民的反侵略事业受到挫折，抗战转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忠义救国军不少官兵甚至高级指挥员叛变投敌，成为汪伪政权的走卒。以致在后来那部著名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被刻画成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土匪和勾结日本侵略者的汉奸，成了人所共知的反面形象。

不过，即使如此，在那出“样板戏”中也还不得不保留了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曾与日军作战，被日军追杀时得到中共地下党员阿庆嫂救助方才脱险的情节——若抹杀这一情节，整个故事就无从讲起了。

不能因为出过败类就抹杀其他为国捐躯、为民族解放流血的忠义救国军官兵的历史功绩（文强的堂弟文斐然，就在担任忠义救国军大队长时，在无锡地区率部与日军作战壮烈牺牲）。

正因为有忠义救国军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打击日伪军，制裁汉奸，反扫**，搞破袭，所以日军才对他们深感头痛，将该军称为难于对付的“江南野鼠”。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对付忠义救国军的特战班，汪伪特工总部也专门建立了“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

日伪军为打击忠义救国军，多次发动清乡、扫**。侵华日军总司令部还在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发动了目的在于“攻占并确保广德附近，以摧毁敌忠义救国军根据地，加强（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治安”为目的的“广德作战”（又称二十一号作战）。以三个师团和一个支队（以旅团为基干）的强大兵力，攻占了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广德，并对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扫**。忠义救国军总部被迫撤往天目山区……

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而流血战斗过的人们，不论其政治背景如何，都理应受到后代的崇敬与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