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战坚持到10月中旬时，中国军队即已伤亡过半，到10月底，已经不能支持。

眼见中国军队在缺乏现代化武器和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相拼，甚至成团成营的官兵殉国，伤亡十分惨重，经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人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蒋介石才答应下达转移命令。

但是第二天，蒋介石又提出，九国公约国家将在比利时首都开会了，只要能在上海坚持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可能对日本进行制裁。于是又下令返回原阵地。

这时第一线部队已在撤退途中，战斗激烈，撤退部队无法摆脱敌人，更无法返回原阵地。有的又没有接到返回命令继续后撤。一片混乱。

11月5日，日军自上海杭州湾北岸金山卫偷袭登陆，妄图截断我军后路。

8日，第三战区长官部终于下达全线转移命令。

11月初的上海街头，到处拥挤着扶老携幼的难民人群，马路边半空中照常悬挂着商店的减价招帘。满载慰劳品、军需品的卡车，“普善山庄掩埋队”装着各型棺材的卡车，挤满乘客的电车，各自鸣响着喇叭。骑自行车的报童在人群车流中一边穿行一边高喊着：

“东洋人吃败仗哉！”

文强这天乘汽车去虹口前线联络时，汽车在辣斐德路抛锚检修。

他正在一旁着急，忽然听到马路对面有一个声音在喊： “文大哥，文莱之！”

他先没有注意，多喊了几声，他才恍然大悟，这是在叫他当年在四川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文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人向他奔来，这人面容消瘦，长发齐肩，留着胡须，只穿了一身破烂的短衣短裤，脚上是一双木板鞋。

这人来到文强面前，十分激动地说：

“莱之，我是老五呀！李老五……”

文强这才认出来，原来他就是当年在四川一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特务队长李觉鸣！

原来，李觉鸣自1931年夏因不满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给他的错误处分，与罗世文、程子健大吵一架后，离开四川跑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四川有关工作情况，但未谈自己与省委的冲突，只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虽然得到同意，但被要求暂留中央特科参加负责保卫和除奸行动的第三科工作。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曾给中央写去报告，称李觉鸣已被开除党籍，“望勿与之发生关系”。但中央没有理睬。

后来，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将李觉鸣留在特科工作，为此十分恼火。1933年2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对中央的“批评”一条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过去中央接受无四川省委介绍信的同志，如李觉民等已经被开除，来沪即生关系。

就在程子健这个报告写出两个月多之后的1933年5月，李觉鸣奉命参加制裁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曹清澄（原中共叛徒）的行动。任务完成后，不慎被法租界巡捕当场逮捕。

他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后，受到严刑逼供，但他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杀了人。尽管如此，仍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幸好他个子瘦小，被捕时又少报了几岁年龄，只说才17岁，按当时刑法，非杀害直系亲属的未满18岁者不判死刑。经中共地下组织聘请的律师严伦魁和李觉鸣当时的妻子郑季渝大力活动，请来了上海大律师章士钊为其辩护，经向最高法院上诉，最后终于改判为无期徒刑。随后又减刑为12年。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李觉鸣所在的北新泾第二监狱处于前线，遭到日机轰炸。国民党当局被迫放出囚犯到前线当民工，运炮弹，挖战壕。

干了约两个月后，李觉鸣因体力不支，又急于寻找中共组织，便趁着一次被押到后方运炮弹时，押送的班长会女友去了，他和几个犯人趁机逃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城里。

流浪了几天后，他见到街头招生，便参加了由失学失业青年组成的沪南青年救亡团，主要作宣传、募捐等工作。他以为在这样的青年团体内一定容易找到中共组织。

谁知过了不久，这个团体被收编为抗日别动队，别动队第四支队队长张邺前来点验，认出了李觉鸣。

原来张邺也曾是中共党员，脱党后投入了国民党阵营。他知道李觉鸣的来历，李觉鸣也给他谈了自己的遭遇和找不到党组织的苦恼。但张邺仍担心李觉鸣负有秘密使命，会在这支部队里为中共搞地下活动，便给了李觉鸣20元钱，将其礼送出队。

这天，李觉鸣正是在拿到这笔钱后，买了些东西，到马斯南路监狱去看望几个仍被关押着的共产党人。探监出来，路过这里，意外碰到了文强。

文强真是喜出望外，紧紧搂住这个小兄弟，不禁热泪盈眶。

对这次路边巧遇，他比上一次遇到袁国平还高兴。因为李觉鸣是与他在四川多年共患难的战友。脱离共产党后，文强还时时在回忆当年的中共战友时想到这个小兄弟。

李觉鸣也激动得热泪直流，几乎要哭出声来。

这时汽车已经修好。文强赶紧安慰李觉鸣，给了他一张名片，叫他第二天到名片上的地点来见面再作长谈。文强还掏出30元钱给他，要他洗澡理发，买一套衣服鞋袜换了。

李觉鸣满心欢喜而去。

第二天，李觉鸣来到三极电所，被传达人员引上楼到了文强办公室。文强先请他谈了几年来的情况，得知他曾被判死刑，差点作了枪下之鬼，真是感慨万端。

李觉鸣说完了自己的遭遇后，环顾四周，迫不及待地问道：

“大哥的名片上是白军的职务，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又打入这里搞兵运？”

文强闻言，先是一怔，继而大笑起来：

“老五呀，你真是被关得来不知冬夏春秋了。现在哪里还有什么白军红军啊！”

文强这才把自己如何受到中共四川省委错误处分而负气出川，以后脱离了中共队伍，又如何经廖宗泽介绍进入国民党阵营的经过简要说了一遍。

李觉鸣听了，愣了一下，竟抱头大哭起来。

李觉鸣哭了一阵，呜咽着说：

“大哥，我是一直把你跟李鸣珂一样崇拜的人。想不到你也站到我们要打倒的国民党一边了……”

文强拍拍他的肩膀劝道：

“老五弟，你在狱中不了解外边情形，现在大家都在对日本侵略军作战，打败小日本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一切都为了抗日。我现在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能在这次抗战中尽到爱国军人的职责，感到十分光荣。”

他又给李觉鸣谈了一些有关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已宣布放弃暴动政策、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政府军委会统一领导等情况。他最后说：

“你若是愿意，就在我手下参加抗日工作。我们过去曾一起患难，是好朋友。我以身家性命担保你。我相信你也不会加害于我。”

文强说这后一句话，显然是想到李觉鸣当过中共中央特科专事“锄奸”的行动队员，担心他鲁莽行事。

李觉鸣叹道：

“大哥怎么说这样的话！我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一个流浪汉……你说的，我一时难以答复，容我再考虑考虑。”

过了两天，李觉鸣来找到文强，说他已想通了，一时找不到中共组织，决定先跟文强一起工作，等到抗战胜利后再回共产党里去。他慎重说明道：

“我早已没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到你这里工作，不能搞自首登报声明那一套，对过去作的事，我也不能写悔过书。”

文强哈哈大笑道：

“国共合作了，抗日一家，哪里还要写什么悔过书！我也没有写过什么悔过书啊！”

于是，文强便发表李觉鸣为别动队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少校大队附。

然而，这时别动队在上海抗战中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自日军于11月5日从金山卫登陆后，上海战局转变，中国军队陆续开始撤退。

11日，上海市长发布《告市民书》，沉痛宣布上海沦陷。

15日，姗姗来迟的九国公约会议通过谴责日本宣言。

19日，日军攻占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