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到一月，9月4日凌晨，蒋介石直接发来电报，命令戴笠与上海著名帮会头领杜月笙合作，限一个月内成立一支一万人的抗日游击部队，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进行骚扰、破坏、袭击，并肃清汉奸日谍的活动。

这天上午8点左右，戴笠带着机要秘书毛人凤来到三极电所，将蒋介石的电报给文强看了，然后具体谈到，他已决定将这支游击部队命名为别动队，并在其上建立一个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指导机构，聘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杜月笙、钱新之、刘志陆、蔡劲军、吉章简等为委员，戴笠本人兼书记长，实际负责。

因9月4日的电报韵目为“支”，戴笠即以奉到“支电”之日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和别动队成立纪念日。并于当天任命文强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上校人事科长，负责这支部队的具体组织工作。

戴笠还提出，别动队总指挥部下辖五个支队，每个支队相当于正规军一个团的编制，支队下依次为大队、中队、区队、班，均按三三制。共1万人。

将这些考虑说完后，戴笠见文强都已记录下来，便把手一挥，要他立即起草一份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表，限当晚7时前完成，

文强按时完成了，戴笠也按时带着刚从武汉调来任特务处上海区长的周伟龙一起来到三极电所，叫文强逐条念给他们听，听完一条修改一条。

最后，戴笠将修改稿放入他的皮包，满意地笑着说他要连夜缮正，以便次日带去与杜月笙会谈。议出结果后，三日内向蒋介石呈复。

第二天晚上7时左右，戴笠率领余乐醒、周伟龙、毛人凤、文强等一班高级骨干，乘坐三辆汽车，由三极电所出发，前往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与杜月笙会谈。

刘志陆曾在老牌军阀陈炯明的粤军和吴佩孚、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任过军长，投靠国民革命军后任过师长，此时在上海作“寓公”，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头衔，他在上海帮会内的辈分比杜月笙高，但仍然不惜“纡尊”**，替杜月笙办交际，在杜府门上跑腿。

杜月笙这个名字，在当年的上海滩，可谓无人不晓。

当时够得上称为“海上闻人”的，大约不超过20个，杜月笙即其中之一，而且是名号特别响亮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与黄金荣、张啸林三人均是著名的上海青帮头领，而杜月笙的社会影响已在这三人中占了首位。老报人徐铸成对他们有一个生动的概括：他们“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无恒产，甚至没有固定职业，但可以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什么高官显爵，而那些达官贵人，军阀显要，见了他们仿佛都还矮了一截，趋奉唯恐不及。”

杜月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

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实行“清党”时，曾利用了他和黄金荣等人掌握的帮会势力来镇压工人纠察队，诱捕、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杜月笙却又与爱国报人史量才（《申报》社长、中南银行董事长）等组织抗敌后援会（杜任副会长），捐赠钱物，支援前线，抢救伤兵。随后又与史量才及黄炎培（著名职业教育家）、钱新之（金融家）等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任会长），代表上海各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担心他的举动会得罪日方，希望他辞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一职，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同意辞去了那一职务。

八一三抗战爆发前夕，杜月笙担任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委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爆发后，他又热情投入到筹募资金、输送给养、收容安置难民等工作中。

这是文强第一次见到这位“海上闻人”。杜月笙身材修长，面色带青，看上去只是一个50多岁的文弱老儒生，并无一点小说或戏剧中那些流氓头子、“混世魔王”的模样。

来到公馆会议厅，杜月笙方面的人员已经先到，除杜月笙外，还有刘志陆、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等。

会谈并不复杂，因事前戴笠与杜月笙已经互通声气，达成了共识。因此十分顺利通过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行动大纲和编制预算书。

两天后，双方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确定了高级人事安排。杜月笙推荐的刘志陆担任别动队总指挥，另外推荐了陆京士、朱学范、陶一珊任支队长。其中陆京士与朱学范都是邮局工会领袖，陶一珊是上海公民训练联队总队长，但他又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此时已是复兴社骨干。

戴笠另外推荐了黄埔同学张邺作支队长，还推荐了几个黄埔同学任其他主要职务。

在当时战事紧急情况下，别动队限一月成军，并要配合正规军与强敌作战，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拼凑乌合之众，参战等于驱羊群入虎口。

为此，戴笠向文强交代，一定要充分运用上海社会上的帮会关系，将三山五岳的帮会头面人物团结起来，通过他们去组织好人马。

戴笠又吩咐文强，速电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要求输送军校毕业同学中尉、校级资历者600名来沪报到，并注意考核，宁缺毋滥，按资历分批安置为别动队各级干部；

又电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派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人来沪报到，安排到各中队作政治指导员；

又电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名以上中高级干部来沪，听候分配工作；

班长一级干部，非久战之兵不能胜任，临时培训又来不及。戴笠叫文强亲到浦东南桥总部向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张发奎求援，请张将军从该部队商调600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到别动队服务……

这些事情，文强都在一周内完成了。

在南市白云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楼上，还专门安排了两个房间解决报到干部进入租界的问题。

当时帮会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是很大的，老报人徐铸成举过一个生动的事例：1936年《大公报》增设上海版时，因未与帮会拉上关系，竟一份也卖不出去。由此可见一斑。

那个时代，一般市民和底层劳动者，为了家庭安全和职业、生计，都不得不参加帮会组织。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闸北、杨树浦、沪西南一带的工厂、商店纷纷停业，青年工人、店员、学生踊跃参加抗战，加上帮会组织的发动，别动队很快就拉起了队伍。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大头领。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原为清代民间以封建迷信为纽带、以家长制为组织形式的秘密结社，起初是组织南北运河的船夫为清政府承办漕运（主要是将政府所征粮食运往京师及其他地点），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后因漕粮改为海轮运输，河运完全停止，青帮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其徒众散向上海、天津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为游民组织。有的日益演变为结交官府，坐地分赃的流氓恶霸组织。

到了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掠夺，迫使中国自然经济迅速解体，造成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人数剧增，这些人就成了青帮与另一民间秘密结社“洪帮”（又称红帮、洪门）的主要成分。

他们是人类生活中的最不安定者，既能勇敢斗争，但又有很大破坏性。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就曾注意到民间帮会的力量，他领导发动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就主要是依靠当时称为“会党”的帮会力量。

后来，青帮在上海设立中华共进会，红帮也与之合流。袁世凯利用这一组织，刺杀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927年上海帮会又为蒋介石所用，参与了四一二“清党”时的大屠杀。

蒋介石在八一三抗战中下令利用帮会力量组建别动队，显然是国民党缺乏共产党那样深入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能力，也因为在当时战事紧急情况下，通过现成的帮会来组织发动群众不失为一条捷径。

这一次，帮会中的广大群众又跟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反清武装起义一样，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入到了真正为正义事业献身的斗争中。他们为早已失去存在价值的原始、落后的封建帮会最后阶段的历史，写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页。

据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的张执一回忆，中国共产党也在别动队中组建了一个大队：

经军委同意，由我通过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洪帮头子向松坡（号海潜）的关系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弄到国民政府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委任的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一个名义。第一支队长何行健（号天风），是一个旧军人，洪帮，他当时因要取得我方的信任以便进而取得向海潜的信任，表示愿意听我方的话（我是中共方面的人，何是知道的。何后来成为戴笠的人，旋又投降日、汪，被戴笠派人打死在法租界）当时何某曾委任我为该支队部的上尉书记官，余纪一（当时名俞华）同志为中尉书记官，皆因病早离开。这时经组织允许，便以洪帮名义组成第三大队，人数约五百多人，领到长短枪各二百五十支，每人还发了四个手榴弹。游击总指挥部派了一个黄埔四期生任中校大队长（我们不让他取得实权），（中共）党员王际光（任铁峰）任少校副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小队长等，均由秘密党员或进步分子充任。可惜领导人员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动派的破坏，不久王际光擅自带同十多个干部离队潜逃，以致工作遭到失败。

尽管张执一这段回忆不够详细，但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中共也派了人员参加别动队。

在著名作家、编辑韦君宜所写的《思痛录》一书中，提到延安一个青年记者，原是上海绸缎庄伙计，因抗战爆发后参加过别动队而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了“特务”。显然，当时参加别动队的爱国进步青年也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