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琬出身于重庆附近江津县白沙镇大户之家，父母分别属于当地周、邓两大家族。她自幼就是有名的才女，在重庆著名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到北京深造。据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干部情况登记表上记载，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而据文强回忆，她毕业于燕京大学。

她从北京毕业后回乡时，父母均已去世，家政由孀居的大姐主持。周敦琬到家没几天，说亲的人便络绎而至。在当时，像周敦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而又家道殷实的大家闺秀，确属凤毛麟角。

大姐为说客盈门感到棘手，周敦琬却从容不迫地要大姐把说客们一齐请来，她亲自向众人宣布：她主张婚姻自主，不受家庭和社会的干预，并声明自己刚刚回乡服务，尚未做出成绩，不谈婚事。她还将说客们视为说亲条件的“门当户对”、金钱地位等全都斥为“买卖婚姻制度的遗毒”，宣称一概不予考虑。

她的这一举动震惊了乡人，在当地传为美谈。

在1928年元宵节后召开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江津县委书记的周敦琬，和时任临时省委秘书长的刘愿庵同时当选为中共四川第一届正式省委的委员。

周敦琬是当选委员中的唯一女性。

从那以后，周敦琬便辞去了在江津中学的教职，成为“职业革命家”，调到了重庆参加地下省委机关工作，

她和刘愿庵的人生道路交汇到一起了。

在中共四川省委1928年8月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有的干部牺牲了，有的调离了，有的出外巡视未归，留在重庆的只剩下临时省委书记张秀熟和周敦琬两人，然而——

周不能到各茶楼旅店去作接头工作（因为她是女子，在四川封建社会中为工作不能不顾忌）……

由此可见她当时工作之艰苦及肩负责任之重大。

因为周敦琬担任过第一任共青团江津县负责人，第一任中共江津县委书记，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中的第一个女委员，第一任省委妇女部长……李鸣珂曾打趣称她为“我们党内的‘六一居士’”。从这个称号，也可看出她当年在四川中共组织内的名气和地位。

除去革命资历外，周敦琬在四川共产党人中的威望还有一个原因：她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工作者。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向她学习过文化知识（更不必说向她学习密写、刻钢板、油印等技术了）。她有一个观点：一个好的革命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李大钊本来就是一个好教授，恽代英、萧楚女也是优秀的教育家。因此，她在中共党内十分重视提倡教育和学习。

1928年10月，刘愿庵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回到重庆，正碰上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张秀熟被捕入狱。刘愿庵奔走各地恢复组织。1929年6月，在成都召开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建立起新的四川省委，随后又将省委从成都迁回重庆。

直到这时，刘愿庵和周敦琬才得以在长江边这幢吊脚楼里过上夫妻生活。

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不到一年，中共四川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刘愿庵惨遭杀害。

刘愿庵就义前，给“我最亲爱的琬”留下了一封感人至深的遗书。

在这封充满**的遗书中，刘愿庵追记了省委常委在开会时被捕的情况，对自己的疏忽大意给革命事业带来的重大损失，表示了沉痛的忏悔。他还回顾了他与周敦琬之间的爱情生活，倾诉了他对爱人最后的希望：

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

遗书最后说：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在这以后，周敦琬正是以“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的姿态在继续着爱人未竟的事业。

刘愿庵牺牲后不久，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开始贯彻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为了传达中央精神，在重庆城南马蹄街一处背静的院子里以程子健做生的名义秘密召开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中共四川省委1930年7月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全省代表大会筹备概况。……成立大会筹备会，以季英、文甫、蜀才三人组织，专门负筹备责任。

报告中所提到的“季英”，就是周敦琬的别名。可见她当时在四川中共组织内的能力和地位

此时，周敦琬的处境也是十分危险的。

地下组织屡遭破坏，除去不断有熟知内情的人叛变外，二十一军特委会还搜获了大批中共文件，而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了周敦琬。

特委会在这年上半年编写的《省行委之重要文件及表册》这份报告中，就摘录了好几份中共四川地下组织文件中的“人名地名之有重要关系者”，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1930年12月21日省委常委会议）……（五）常委分工办公问题……川南乃智管理，川东川西小山管理，川北及江津荣昌合川邓完管理。

（1931年2月2日党团省委常委联席会议）……（十）邓完调回秘（书处），黄女士调下东。

（1931年2月9日会议）……（四）军委问题……暂由小山、邓完、兴华为军委会，照常办公。

这些文件中提到的“乃智”即文强；“小山”即程子健；“兴华”即李觉鸣；而其中多次出现的“邓完”，即是周敦琬的名字的谐音。

军阀当局根本想不到，共产党中的这个重要人物邓完，竟会是一个“女流之辈”。

因此，尽管特务们把这些文字摘录出来并费尽心机加以研究，也始终不知道有个经常埋头进出于储奇门城门，臂上挽个菜篮子，戴着近视眼镜的文弱妇女，会是一个正在默默领导着地下党人同他们进行殊死斗争的“赤匪首领”！

对于婚姻问题，周敦琬并无封建道德从一而终的陈腐观念。她对婚姻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作过专门研究，还写有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她主张婚姻自由、自主，但又反对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流行过的不负责任的“杯水主义”。刘愿庵牺牲后，她只是一心投入地下革命斗争，一心为烈士复仇，无暇考虑个人生活。

直到文强住进省委机关，事情才起了变化。

她以前就经常听刘愿庵、李鸣珂提到这位聪明能干的湖南青年，在一起工作后，有了更多的了解。由于彼此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她和文强之间较之其他同志更多一些共同的话题。文强豪爽乐观的性格和干脆利落的工作作风，又十分招人喜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哪一天吊脚楼里听不到这位“鹦哥”的洪亮嗓门，周敦琬便会恍若有失……

春雷响过了几回。从吊脚楼面对长江的窗口望出去，已经可以看到岸坡边上新长出的一丛丛春草。

择好日子，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里办起了喜事。

周敦琬的二姐代表女方亲属，程子健代表男方亲属，以一桌普通的家宴，为文强与周敦琬举行了婚礼。

诗人吴芳吉在席间快活得像个孩子，他为自己促成了这两位革命家的婚姻而兴奋无比。这桩婚姻是他不用笔墨写成的得意之作。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前边将会有什么样的苦难在等待着这一对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