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重庆后，文强通过刘愿庵烈士遗孀、省委委员周敦琬的二姐，住在城内莲花池街的周敦璤家，与新的中共四川省委接上了头。

二姐不是中共党员，但她一直支持妹妹周敦琬献身的事业，经常无偿地为中共地下组织传书带信，甚至帮忙转运手枪。她的家庭地址，也成了中共四川省委一处可靠的永久通讯处。

按照交通员交待的约定，在重庆城东朝天门码头附近一家小茶馆里，文强与新任省委书记程子健见了面。

程子健，党内化名秋霞，从这个富有诗意的、女性化的名字上，外人很难想象出他的真实外貌。

他个子不高，模样忠厚，戴顶瓜皮帽，坐在茶馆里，跟喝茶歇脚的小生意人没有什么区别。不知底细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前不久还在领导四川全省大暴动的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他年长文强5岁，曾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成为重庆工人运动领袖。

这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大破坏后，程子健和项鼎、罗世文等幸存的省委委员在重庆城外浮图关路边一棵老黄葛树下召开紧急会议，建立起了新的临时省委，他担任书记。

不久，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带来了以后被称作“立三路线”（因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而得名）的中共中央决定精神：在各地举行暴动，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进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党、共青团省委及工会全部合并为领导暴动的省行动委员会。

程子健便又成了省行委主席团主席，大暴动的总指挥。

文强来到重庆时，各地在左倾盲动路线指导下的暴动已相继失败，中共组织损失惨重，白色恐怖更加严重。

余乃文奉命去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失去音信（后来据说是到武汉后即落入反动当局之手，遭到杀害）。

项鼎到万县去建立下川东特委，以便建立四川省委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之间联系的中转站，并为省委筹款。去后不久，即因内部出了叛徒而被捕。

罗世文为治病和安排川西的一些工作去了成都。

此时中共四川省委只剩下程子健一人在重庆唱“独脚戏”。

程子健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

就在此前不久，中共四川省行委1930年11月3日致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目前最迫切需要与长江局调换分子是省主席团主席秋同志，他在四川工作七年，因为太红，社会关系亦太复杂，行动简直不便，尤其在江巴，的确再留四川结果是很被动，站（占）着茅厕不能窝（屙）粪，重蹈坚予前牺牲覆辙（坚予前曾恳求出川，亦是因为太红，结果未准），便宜了敌人。

报告中提到的“坚予”，即前省委书记刘愿庵。由此可知，刘愿庵曾因自己面目“太红”，难于开展工作，而要求过调离四川，但未得中央批准，坚持在危险之地，最终被捕牺牲。“便宜了敌人”是幸存者发自内心的痛切感慨。

程子健就是在这样的险恶形势下与文强会面的。

程子健给文强简要谈了这年春夏间省委遭到大破坏的经过和后来全省大暴动的情况，他告诉文强，李家俊突围出来已到重庆来过，也曾被选为省行委委员，但他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左倾冒险计划表示过不同意见，再三表示希望能吸取一路红军失败的教训，但未得到重视。现在他已经又回川东去了。

程子健还特别提醒文强，要提防刘湘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那是刘湘为对付共产党人专门组建的一个特务机构，其中的特务全都是原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叛徒，为首的是前共青团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宋毓萍和前中共川东特委军事干部贺蜀筠。

文强问了一下特委会中还有哪些叛徒，发现没有一个是同他有过交往的，便放心了。

程子健在谈话中高兴地叫着文强的化名说：

“莱之回到重庆来，我也放心了。你晓得，鸣珂牺牲后，军委工作就是我在兼代，后来中央派来了余乃文搞军委，他也只是个书生，军事上外行。现在你来了，搞军委你是最好不过的人选了！”

谈话后，程子健带文强到城东芭蕉院小巷里，在那家光线昏暗的屋子里，见到了李鸣珂烈士的遗孀李和鸣和刘愿庵烈士的遗孀周敦琬。被叫作李老五的李觉鸣也在这里。大家劫后重逢，无不感慨万分。

随后，程子健和周敦琬带文强，沿重庆下半城往西行约十来分钟，来到城南储奇门城门外长江边上一条被叫作“河街”的小街。

河街临江一面是一些倚傍岸坡搭建的竹木捆绑房屋，为防夏日洪水侵袭，这些房屋都悬在半坡，下面撑着长长的竹木杆子，房屋就像踩高跷一样搭建在这些杆子上，重庆人称之为“吊脚楼”。这里多半是来往客商的堆栈或船工住宿的旅店，也有些成了船工家眷或其他贫民的住房。

其中一幢单门独院的吊脚楼，就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也就是前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的家。

刘愿庵牺牲后，这里并未暴露，因而省委机关仍在这里。

外人只知这是一个柏木船老板的家。

这幢吊脚楼有并排三个房间。周敦琬住了一间，赖兆年和小交通员住了一间，程子健和文强就在另一间屋里的一张木板**抵足而眠。这屋里还有一张帆布行李床，是李觉鸣有时来这里过夜准备的。

住了两三天，相互交谈了许多情况后，程子健告诉文强，决定将他补为省委常委，负责军委工作，但要他先代表省委去一趟川南，巡视各地党组织情况。因为贯彻“立三路线”的大暴动失败后，省委已经与川南各地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时完全不知其工作情况及是否还存在组织活动。

那时的巡视可不比如今，不仅没有欢迎与宴请，而且连一分钱旅费也没有，得自己解决。程子健正是因为知道文强身边尚有余钱，属于“富裕阶级”，才敢叫他出去巡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