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旷部的特殊情况，一些共产党人在该旅犹如在“自己的部队”中活动，忽略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加上旷继勋本人性格外向，自恃有枪有权，也不大重视政治面目的隐蔽，便使得该旅显得太“红”，遭到了军阀上司的疑忌。

1928年秋，邓锡侯部所辖的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第十一师师长罗泽洲、第三师师长陈书农等，联合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组成四川同盟军，发动了倒刘湘的军阀混战“下川东之战”。

这时，罗泽洲向邓锡侯请援，邓锡侯便命令第七混成旅开赴下川东助战：一方面可让惯打硬仗的第七混成旅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可借机将这支政治上不可靠的部队从省会成都调走，以防不测。

正当此时，旷继勋又因派出军官参加了一次“绑票”行动，捅出一个漏子。

据当时的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在半个世纪后回忆，当时因为地下组织经费奇缺，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搞过一次“绑票”行动。

那时，年轻幼稚的地下革命者们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叫做“剥夺剥削者”——被共产党人们尊为革命导师的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有过“剥夺剥夺者”的提法，原意本是指革命者要夺取政权，把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夺去的生产资料剥夺回来。大概这个提法翻译得有些拗口，中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为让工农群众好懂，便把它改成了“剥夺剥削者”。

刘披云在半个世纪后回忆：

花了很多力量，特别是得到旷继勋同志的大力支持，搞得快成功了。派旷部新兵大队黎存中（队长）和张勋（排长）二同志去取款（白条子），就被捕了。他们虽然遭受了不少严刑拷打，但没有供出一人，最后便被枪杀了。我们做了蠢事，牺牲了两位好同志。每念及此，深感不安！

据文强回忆，这次绑票行动所绑架之人，是军阀刘文辉部的“财神”，一位管理钱财的军需官。

在当时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将这个绑票案称为“王案”，估计是被绑的军官姓王。

这个绑票案的发生，不仅是白白牺牲了两位忠诚的共产党人，而且还引出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刚刚建立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差点又遭到破坏。

原来，1928年10月1日，因叛徒出卖，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四川省委等秘密机关一齐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干部被捕。当时正在川南巡视的省委委员穆青得知消息后，赶到成都，与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等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临时省委，以领导全川工作。

穆青曾与周恩来、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旅欧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佼佼者。以后他被中共旅欧总支部派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担任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组织委员。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广州暴动行动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等。

这一次，穆青领导的临时省委刚刚建立，就遇到了“王案”的发生。

在省城成都发生如此重大的绑票案，居然绑到军队“财神爷”身上来了，这当然惊动了军阀当局的头头脑脑。

于是，军、警全部出动，全城戒严，大肆搜捕。

此时，穆青、刘披云等人刚把临时省委机关建立起来，住地还没有来得及布置，没有必备的生活用品，连四川人家庭常见的泡菜坛子也没有一个，“家”中既无老人，又无家庭主妇，除了一个工作人员是年轻姑娘，另外几个都是青年男子。

这自然引起了前来挨户搜查的军警的怀疑，认为他们不像住家户，正像是临时佃了房子作了案就要跑的绑匪，便将他们当作嫌疑犯一齐抓走。

幸好，在穆青等人被押送官府的路上，一个地下党人看到了，连忙跑去找一个在军阀部队任职的亲戚帮忙疏通，加上穆青等人在审讯中又把口供编造得十分严密，没有露出一点破绽，这才得以在关押一天后释放脱险。

旷继勋当初自然不可能料到事情会闹成这样，这时正好邓锡侯发了调令，他便借水行舟，逃避对“王案”的追查，把部队星夜拉出了成都。

曾在旷部短期担任过中共军支书记（后因与旷继勋意见不合而调离）的中共四川省委委员项鼎，半个世纪后在《自传》中作了这样一段回忆：

……一个下午，刘披云同志和李书渠来见我，说二十八军江防军（军长黄隐，号遗民）第七混成旅（旅长刘丹武，江津县人）已拖出成都，正向简阳、遂宁方向前进，代旅长是第二团团长旷继勋（号集成，党员），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要我立即动身去追赶队伍，并说组织上指定我任旅特派员。我立即背起包袱就出发。到了晚10时左右，终于在龙泉驿与石桥镇之间追到了部队。那是一个大镇，队伍在那里宿营。找到旷继勋代旅长后，即商以后的行程。当时还怕军长邓锡侯派军追击，也怕驻简阳部队截击。次日4、5时就出发，以急行军通过简阳绕过遂宁直达潼南双江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