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被派到旷部后，在旷继勋所在团以营附一职为掩护（士兵们习惯称呼他“文指导员”），担任地下支部（时称军支）书记，按照中共川西特委指示，努力在军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宣传共产党革命思想。

通过艰苦的工作，中共在旷部的地下军支逐渐从第二团发展到其他团。

最为特别的是，该团将近半数的军官都加入了共产党。

不久，中共在第七混成旅中的地下组织由军支扩大为党委（时称旅委）。

当省委从部队以外派来的三任旅委书记都因与旷继勋意见不合而相继离去后，21岁的文强受命担任了旅委书记，对外以旅部手枪大队（即警卫大队）少校团附一职为掩护。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当时在国民党军阀部队中从事革命兵运工作的艰难。

这可是在政府军士兵中进行反政府的秘密宣传鼓动工作。

文强虽说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是跟行伍出身的军人相比，实际上他还只能算是知识青年，而且还是个口音难懂的外乡人。要在大多是农民出身、目不识丁的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ABC的宣传，让他们懂得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并自觉参加进来，谈何容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在的人们一般不易想到的问题，就是当时的中共组织还很不成熟，党的领导层内时左时右的路线、决策，也给在基层作实际工作的干部增添了不少人为的困难。

比如，旷部的军官有40%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本来应是好事，可是在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的四川省委看来，却成了坏事，因为“长官阶级”是与“士兵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党组织中军官占到这么大的比例，显然是“阶级成分不纯”的表现，是抹煞阶级斗争的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因而，省委一再对此进行申斥，并要求旷部党组织必须动员和组织士兵群众开展对长官的革命斗争。

于是，在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的影响下，就出现了共产党员士兵鼓动群众向共产党员军官闹事的现象。

有个别共产党员军官想不通，愤而辞职离去，也就此脱离了革命队伍——其中就包括最早由旷继勋派去广州寻找中共组织，并在那里（先于旷继勋）加入了中共的旷部第一个共产党员钟克容，和与旷继勋一起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的第七混成旅第三团团长王汉章——当然他们的脱离中共还有其他原因，但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正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不难想象，如果当初中共领导人也鼓动叶挺、贺龙部队的士兵起来开展这种“阶级斗争”，向长官闹事，会造成什么后果……

文强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进行兵运工作的。

经过文强与战友们的不懈努力，第七混成旅中的中共地下组织，逐步发展，变成了当时四川军阀部队中革命工作最有成效的地下组织之一，与中共在驻防合川的第二十八军第三师陈书农部、驻防涪陵的第二十军郭汝栋部、驻防江津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师第二混成旅张志和部、驻防广汉的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陈离部等部队中的中共地下组织一起，成为中共在四川兵运工作中的模范。